巴金的作品中，我钟爱的有两篇。一篇是《怀念萧珊》，另外一篇，就是《寒夜》。《家》《春》《秋》，《雾》《雨》《电》也看，但大家族的爱恨情仇，我总觉离我们很遥远。穆旦说，我们一生的努力，不过是做一个普通的人。这句话，我深以为是。我所喜欢的巴金的《怀念萧珊》和《寒夜》讲述的都是小人物的家长里短，内容都是平常人的生老病死，其中的琐碎，不仅发生在过去的年代，也发生在现在。

《寒夜》尤其是这样。

最初看《寒夜》，是因为被潘虹年轻时的美丽所吸引。她的相貌，符合所有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的特征。脸型，适合东方人的审美习惯，可以用“珠圆玉润”形容。服饰和发型放在现在看，也应该是众多的韩国女星努力的方向。

可是这故事简直看不下去。它太不附和浪漫故事的发展逻辑：这样的女主人公，应该有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勇士来守护，应该被甜美温馨的家庭氛围包围，应该有支持她事业发展的亲友团。但是，《寒夜》给出的答案完全相反：曾树生的丈夫汪文宣虽然大学毕业，可以称得上是青年才俊，但在生活的磨损下一点点失却作为人的活力、生机，直至咳血死亡；婆婆作为长辈尖酸刻薄，唇枪舌剑，什么难听说什么；儿子未老先衰，没有一点点孩童的娇美可爱。

有人说，巴金的《寒夜》，得在成了家，有了孩子之后读，便能读出个中滋味。的确，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重读《寒夜》，总能读出很多的警觉。

初读《寒夜》总是让人轻易的将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分崩离析的罪责归附于那个社会制度。然而社会是个大概念，摧毁这个家的真是那样一个空洞却无处不在的抽象存在么？《沉沦》的主人公在自杀之前沉痛得怒吼：祖国啊，你快强大起来。我们却在《沉沦》中更多读出的是主人公性格的缺陷造成的命运的悲惨。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单纯将汪文宣的悲剧归罪于“那个一天一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便是一个简单处理复杂问题的做法。

一、

许还山饰演的汪文宣虽然只有34岁，可“他同她不像是一个时代的人”，一个仍然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一个却已处处谨小慎微，形同槁木。那是汪文宣给人的第一印象。

作者是以汪文宣为中心来架构小说的，对他着墨最多。从小说的整个篇幅来看，全书共三十一个章节，正面写汪文宣的有二十一章，其中直接以“他”（汪文宣）字开头的就占了十四节。从作者的创作初衷和文本自身可以看出，作者不由自主的把同情给予了这位在他看来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男主人公——汪文宣。

荧幕的形象真实而具体。小说却能让人在最大程度上逼近人物的内心。

从始至终，汪文宣都是作为曾树生的对比存在。他是一个让人同情怜悯的男人。

他心灵脆弱，多愁善感。在公司里，他看不惯那些不学无术却位高权重的人，他心有不满却不敢发泄，不但不敢而且还担心流露出来，甚至上司的一个眼神或是一声咳嗽都会让他感到诚惶诚恐；他瞧不起别人对领导阿谀奉承，恭前请后的样子，但同事发起公宴为周主任庆寿时，他还是主动交了一千元的份子钱，还亲自参加了寿宴；他讨厌枯燥的校稿工作，可他又循规蹈矩的伏案工作，不敢有片刻的偷懒，不敢多说一句话，任凭纠缠不清的文字吞噬他的血肉。

他体弱多病，愁容满面。他没有灿烂的笑容，他看不到生活的美，“我不中用”的叹息比比皆是。据说多愁善感的人爱生病，按照医学界的说法，爱发愁的人体内容易产生一种蓝色毒素，积久成疾。汪文宣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他对于明天永远充满忧虑，这种心理暗示使得他什么事倒霉就遇到什么。裁员、失业、不治之症、妻子的离开。而越倒霉他的身体和家庭状况就越往深渊里跌落。

他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却从不想办法改变现状。一个毕业时的有志青年，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这并不是他喜欢从事的职业，但他没有过一丝念头去改变现状，只有自责。儿子学费没着落时自责，有病没钱看时自责，同事凑份子拿不出钱自责，买礼物没钱时自责。

他索取优待和照顾。母亲和妻子发生冲突时他像一个孩子一样企图用眼泪终止冲突。有一次母亲和妻子的冲突竟然是他用咳血才平息下来的。也许这并不是他有目的的行为，但下意识的反映却表明他其实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当母亲和媳妇争吵不休时，他没有专制得制止，或者调解两人间的矛盾，甚至不能摆出“家和万事兴”简单道理去劝服，只有逃避，走开，或者泪眼相对，博取两个女人的同情。这样的消极方式，让矛盾演化为成疾固垢，最后侵蚀他的家到岌岌可危，再到坍塌，直至毁灭……

他实在不是一个能打动人心的男人。他在理想的云端跌落，在现实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没有作为人的乐观和朝气，被动敷衍生活。像个丧门星一样的哀怨忧叹。顾影自怜，自怨自艾，毫无血性方刚。

他的性格中没有一个闪光点。让人很厌恶。

他对母亲的孝顺止于“听话”，他对妻子的爱止于买个礼物。这只是一些很表面地工作，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母亲和妻子也是一种敷衍。

有人也许要说汪文宣是动荡混乱的时局牺牲品，因而掬一捧同情的泪水。但我却不这样认为。

一个人，如果因为动荡混乱的时局，就放弃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苟且偷生、胆小怕事、自卑怯懦的，优柔寡断的人，那至少说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太过脆弱。

一个人，如果以为眼泪能挡退琐碎的纠缠和袭击，因而用眼泪解决问题，那至少说明他的心理不够健全。

一个人，如果要用咳血来博取母亲和媳妇的同情，平息母亲和媳妇的纠纷，那他的心理肯定有点扭曲。

周作人在论及怎样才能有一个和睦家庭时，强调夫妻应该是均势。不单指学历、身份等等，更重要的还有爱的能力的均势。

在汪曾二人的结合中，汪文宣显然是一个弱势男人。害有肺结核病，造成他生命力的虚弱，生活中一再的挫折和打击，导致生命热情的削减，工作中的没有创新求异、毫无建树造成的经济基础的单薄，驴推磨式的敷衍生活，家庭琐事的磨损造成的心理承受能力的颓变。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汪文宣走向死亡有着必然。他连作为人的基本的硬件都不合格。更谈不上生命质量的飞升。

有人说传统文化要求男人要扮演“强者”、“硬汉”,庇护女人。汪文宣的身份是:儿子、丈夫、父亲。这些身份赋予他家庭经济和精神支柱的角色,传统的男权文化对男性的过分要求、所赋予他的过重的性别使命,不仅对他造成深深的伤害,并最终把他给压垮了。

我却不这样认为。

汪文宣的这些缺点，事实上是汪母造成的。

二、

汪母作为母亲很艰辛。她孤身一人供养儿子读完大学。但并不是白白付出没有结果。她培养出了一个乖儿子，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优秀如曾树生一样的女子和儿子结为连理。这是她的骄傲。

但作为母亲她的教育方式有着明显的漏洞。汪文宣身上的缺点让我们反思作为一个母亲，教出“乖儿子”就可以了么？

对于生活的热爱呢？对于生命的热情呢？生命力呢？责任心呢？创造性呢？乐观呢？抗争呢？对于自我的肯定呢？自主呢？

其实，这些都是缺失的。她对于儿子有爱，却没有对于儿子作为生命个体的尊重。她使汪文宣从大学毕业了，但却没能培养他作为男人应有的抗挫能力。她培养了儿子做事认真的态度，但却忽略了在工作中的创新求异、求变能力的开发，使得汪文宣尽管已34岁，却成了“遇事只会找妈妈”的“孩子”。

如果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教育孩子，孩子的未来就是自己的现在——汪母的现在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如果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孩子却有可能闯荡出另一片天。

汪母是个优秀的母亲，但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局限。

显然，作者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社会生活和学校生活完全是两回事，汪文宣在母亲的教育下完成了大学学业，却在社会生活中很快被淹没。这是汪母的“教育漏洞”。

作为婆婆，汪母显然不合格。

她认为曾树生是外人。她对外出工作的儿媳说三道四，言辞刻薄，极力影响他们夫妻的感情：“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无法忍受儿子对儿媳的迁就态度，极力挑唆儿子拿出丈夫的权威来压制儿媳，甚至不顾儿子的痛苦，逼他撵走儿媳。

她用旧礼教约束儿媳。汪母作为一个出身于读书人家的旧式妇女，云南昆明的“才女”，她在家庭中占据着绝对权威地位。作为一个封建家长，她的思维都是按照古老的既定的模式运行，她常常拿旧的规矩去衡量家人，墨守陈规。她处处用自己年轻时候为榜样，对独立自主的儿媳非常不满。她认为儿媳就应该呆在家里孝敬婆婆、伺候丈夫，她希望自己享有旧时婆婆的权威，在儿媳面前可以颐指气使。

她对于曾树生没有作为长辈的疼爱，只有挤兑。这不是一个长者应该有的姿态。

曾树生幸亏没有逆来顺受，否则家中只会多一个“汪文宣”。

汪母最终还是令人同情。汪文宣死后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尸体搁在屋里，东西都没预备，她在门口摆地摊，将家里的东西卖光，没通知任何人，自己跑了两个整天，安葬了儿子。

风烛残年，白发人送黑发人，将来的生活没有着落，凄凉的晚年，得她一个人独自面对。那大概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却是她一手造成的。

大致人到了老年，都希望获得年轻人的尊重，奉若神明。在旧式的观念中浸淫多年，她却成了旧观念的牺牲品，以旧的教育方式培养的儿子在社会的风浪中经不起折腾，英年早逝，不接受她的旧式的管家方式的媳妇远走他乡，作为下一代的孙子的明天在哪里？她肯定有着迷茫。这个老人，如果能在新旧之间做一个很好的转变和变通，将有可能使汪家走向另一个良性发展的道路。

汪母的困惑是新旧交替时代中老年人的普遍困惑。旧观念和新观念的不能兼容，使他们成为必然的牺牲品。

作为个体，汪母这个人物形象让我们反思，怎样的家长才是好家长。

爱自己的儿子，同时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自己的儿媳。这样，“曾树生们”就没有出走的理由。少干涉下一辈的生活，多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好心情才会有好身体”，“汪文宣们”患病的几率就会降低。将多余的精力转移于对家庭的建设上，比如教育孙子，“小宣们”就不会成没人管的孩子。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情绪是可以控制的。汪母显然是一个很干练的老年人。俗语说“人生六十才开始”，汪母的生活也才是个开始。假设汪母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不要那么歇斯底里，那么汪家的生活完全可以重写。

那么，“汪母们”的晚景一定不错。

三、

曾树生是一个健康、美丽，有主见的成熟女人，她遇到问题总想着去解决，去改善，她对于生活有着积极心态。当汪文宣问及婚姻中是否有第三者时,她以坦率大胆的口吻说“第三个人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这样的声音丝毫没有胆小、依赖,而是体现了自由、独立的姿态。

对于不合理的生活内容如婆婆的指责谩骂她坚持去反抗。对婆婆羞辱她没有明媒正娶,是儿子的“姘头”,她振振有词:“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她善待作为生灵的自己，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享受生活。作品中提到她的几次约会的地点“国际”喝咖啡，她烫头发，穿高跟鞋，化妆。年轻美丽的曾树生“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的舒服一点”。

对家庭也有责任心，赚钱大家一起花，负担家庭的日常开支，给儿子提供学费。

毫无疑问，她是个经济独立的新女性。并且身上的优点大于缺点。在知道自己的爱的能量不足以拯救这个家庭的时候，她选择了离开。她说：“我要救出我自己。”

这些都是她作为人的正常反应。

她的问题在于“过新”，没有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化解婆媳间的矛盾，而是激化婆媳矛盾。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曾树生)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曾树生)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象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曾树生)自负地想道。

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并不完全是糟粕，如果在尊敬老人，维护家庭和睦的层面上讲，有积极意义。作为老人，因为不再年轻，自然有着心理上的落差，如果给予适当的抚慰，老人就会从积极意义上发挥自己的能量，比如照顾孙子，分担家务等等。曾树生在处理婆媳关系上是失败的。她虽然善交际，但连基本的婆媳关系都不能处理，这正是她的思想“过新”的偏执结出的恶果。

她的性格中缺少隐忍，好强的性格成就了她，同时也毁了她。她总是要在婆婆和自己之间分出成败胜负。她没有耐心用行动去感化婆婆，反而做了出力不讨好的事。尽管尽心为家分担经济压力，却时常被婆婆谩骂。

从整体看，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她和婆婆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退一步，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如果处理好婆媳关系，最大的受益人应该是她。汪文宣的婆婆年轻时候就是个才女，她能一手把汪文宣供成大学生，证明她的能力不可小觑。汪母尽管已经老了，但可以帮她带好孩子，小宣的启蒙教育不用再担心。还可以分担家务。做好后勤工作，曾树生在外赚钱才能安心。曾树生没有看清这里的利弊关系，这样的资源没有很好的利用是她的失败。

在处理婆媳关系上失败的曾树生，也造成了下一代——她的儿子的小宣的悲剧。家庭氛围的不和，使得这个孩子未老先衰，继承了他的父亲的没有生命活力，漠视亲人。

作为新女性的曾树生虽然最终并没有“陪着他们牺牲”，但在寒夜，孤独徘徊街头，也是悲剧结局。

四、

汪文宣的心中有着过多的污垢，尽管他深爱曾树生，但这些污垢遮掩了他心灵的光亮，进而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没有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统。

汪母呢，狭隘的对儿子的“爱”却成了对家庭的“害”。

曾树生尽管保有了自我，谁又能认为她是整个事件的赢家。孤独一人徘徊街头，彻骨的寒冷，并不是她想要的吧。

这样的家庭环境，小宣的未来又在哪里？

一家四口，用惨痛的教训教我们掩卷深思。

的确，家是一艘需要不断保养的船，如何在社会的激流险滩安全运行，需要每个家庭成员重新思索定位。家人同心协力，才能让作为家的飘摇小舟在社会的大风浪前保有一份温馨温情。在铅灰的、黯淡的生命底色中保有一抹虽不耀眼但能给人安慰的光亮。

的确，家这艘小船，需要我们以爱做桨，以宽容做帆。这样，才有可能乘风破浪。

放下一些苛责，抛弃一些积怨，丢开一些猜忌，阳光的乐观的笑对生活。生活这面镜子，也会同样地对你微笑。

爱，总是能给家一份惊喜。

也只有放下，才能真正去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