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一定的文化功能,没有文化功能的艺术形式是没有生命力的。作为西北民俗文化事项的“花儿”具有禁忌与狂欢的文化特征，表现出对人性的调适和整合，体现了文化和人性的互动的关系。本文还将揭示“花儿”赖于流传的表达自我、抒发情感功能，给生活带来生机趣味的娱乐功能，增进亲和创设和谐社会的功能，教育教化功能和反映民俗的功能。

〔关键词〕禁忌;抒情；增进亲和；教育教化；民俗

中国西部以她那雄伟壮丽、浩瀚辽阔的河山构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养育了与中原人民迥然有别的文化心理结构。“花儿”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西北高原上的优秀歌种,也是祖国艺术殿堂中的一颗耀眼闪光的明珠。挖掘、探寻花儿的艺术美质,继承、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是花儿故乡人们的共同夙愿。体现出民族亲和、融和衍生、再生状况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大力发展兼容共存的精神。

“花儿”是狂欢盛会，但却有着禁忌。在狂欢和禁忌中显示着独特的张力美，也在狂欢和禁忌的张力美中抒发大众的喜怒哀乐，娱乐自我，娱乐他人，同时在娱乐中教育教化着黄土地的西北民众。她不仅加强了民众的联系，而且反映着当地的民风民俗。随着经济的发展，“花儿”所赢得的赞誉和日益扩展的影响,正是她强大生命力的标志。近几年来“花儿”歌会的名声大振,中外学者心驰神往,纷至沓来。“河州城里的大拱北,园子里的牡丹正开;银川兰州的客人们,一天把一趟的浪来”就是对花儿强大生命力的真实写照。

的确，这条文化的支流滋养着一代代的西部儿女，反映着西部儿女的生活。“一年一度莲花山，不唱花儿心不甘。娃娃不引门不关，油缸跌倒也不管。”人们参加花儿会的情绪饱满。连视若掌上明珠的孩子都放在家里不带，连平日里省吃俭用的油打倒也不在乎，可见参加花儿会的热情有多高。“到松鸣岩可以不烧香瞌头,但一定要漫花儿。”神圣的佛也不拜了，花儿会却一定要参加！“五月十七二郎山,袒裼裸裎人万千。少年都是谁家子,一声姊妹一声怜。”参加花儿会的人很多，盛况空前

“花儿”的曲调表现了西部山川宏阔的气势和西部人的粗犷胸怀,她的歌词细腻地反映了西部人的爱情生活及其所带来的喜怒哀乐,歌词的起兴句则涉及到了西部的诸多知识,通过她来了解西部文化,就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一、花儿简介及禁忌

居住在西部的各族人民用“花儿”表达对生活的体验与感受、理想与憧憬。“花儿”作为一种西北的民间艺术,被誉为西北的百科全书。“花儿”是信奉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中原佛教和道教的八个民族用汉语演唱的一种文学艺术品种,她本身就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包含了这八个民族的某些文化成分。通过花儿来探讨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裕固族、藏族等这些有各自民族语言的民族文化,是一条难得的捷径,学习研究“花儿”对于掌握其发展规律、把握其发展趋势、引导其更加繁荣,都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花儿”有个别名，所谓“野曲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花儿”在民俗生活中作为一种禁忌，出现在民间生活中。

“庄子里的花儿唱不得，唱时老汉骂哩！”“勾魂爷拿的勾魂牌，阴风吹，手擦了两股的眼泪。阎王的面前把‘花儿’对，姐妹，我俩犯了啥罪！”

在“花儿”流传的地区，大致有三种禁唱的情况。一是不准民众在家中、村庄周围唱“花儿”；二是某些亲属间禁唱，如父母与儿女，公公与儿媳，兄弟与姐妹，也就是直系亲属异性之间是禁唱的；三是某些亲戚之间，如舅父与外甥之间。比如：上世纪四十年代陈庚亚在《西北视察记》中说：“无论居民或行人若在近村唱歌曲，执打柳鞭一百二十下。”“花儿”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有别于其它民歌的特点是禁忌的二重性。首先“花儿”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内容多为情歌，以西北民大李雄飞在研究中所选“花儿”为例，表达“追求”为子题的花儿168首，占母题33·3%。“相恋”子题132首，占母题26·2%。“离别”136首，占27%，“相思”68首，占13·5%。[1]在以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为大背景的文化视野中，“花儿”因表达情爱的内容居多，在语言层面受到禁止。特别是在“花儿”中大量的有关两性关系，性暗示语的语言。其次是唱“花儿”成为禁忌的行为。

另一方面，花儿会呈现出对立于“禁忌”的“狂欢”。西北地区，妇女地位相对低下，但花儿会上拦路求歌的多为妇女，在花儿会上妇女也可一改平日对男子的恭敬唯命是从，而变得大胆热烈，即使语言讥讽对方，也能被包容。花儿会，妇女是主角。歌手关系平等。“花儿会上没大小”，正是这种自由心情的抒写。长幼、尊卑、服饰的区别淡化，人们是平等的歌友关系。文化程度也不同。在岷县的歌手中,也有识字的。比如在“花儿”大奖赛的选手中,有一位叫郎雪慧的农妇,26岁,曾读过小学,12岁跟着父亲学唱花儿,还有一位叫刘尕文的回族农民,29岁,也读过小学,11岁起学唱花儿。

“花儿”体现了文明与本能的平衡关系。社会排斥“性”的泛滥来保障社会的稳定。人类原始古朴的自然性和生物性受到压抑，被文明驱逐到理性的角落。人的自然本能的累积，最终不可压抑，必须寻找渲泄的途径和出口。野性的释放，是这种压抑的调适器。它同时具有非常态的性质和秩序的意义。“花儿”和“花儿”会就是有治疗的功能和治疗的效果。

这是“花儿”最突出的文化功能。

二、抒发情感娱乐大众

西北人爱唱“花儿”，因为“花儿”表达了西北人特殊的生活情感和性格特征。“花儿”以其质朴敦厚、意味隽永、明快生动、演唱豪放的特点而成为我国民歌的一枝奇葩，

1·唱响自我，抒发情感

“红心柳，一张杈，哪怕他把头割下，血身子滚到人一搭”表现对爱情的执着；

“白牡丹长的者山里了,红牡丹长成个树了;尕妹妹刻给者心里了,我喝油者长不下肉了”。表现相思之苦；

“菊花湾里的一湾湾水,风刮时水动弹哩;毛洞洞眼睛一点点嘴,说话时心动弹哩”。

“鹿羔娃翻山吃尖草,它不怕猎人的子弹;只要尕妹子你情愿,九架山我当成个塄坎”。表达了歌者强烈的爱慕和追求之情;

“千万年黄河的水不干,万千年不塌的是青天;千刀万剐的我情愿,舍我的尕妹是万难”。表达了歌者的忠贞不渝之情。

花儿会既是“花儿把式”们一比高下的舞台，也是年轻人男女双方相互试探对方心思，了解对方情况的一种方式，也是寻找梦中情人的场所。通过花儿会，年轻人共诉衷肠为花儿会上的一道风景。从内容看“花儿”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情歌,二是生活歌,三是本子歌。情歌是“花儿”的主体,也是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和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产生的年代远,流传的时间长。

“打灯儿的黄脊背,给你说了你不信。为你得了相思病,吃药打针不效应,六月天气炕上睡。”“花儿”的抒情功能不仅体现在内容上,更体现在抒发情感的表达方式上。如泣如诉、粗犷高亢、深情厚意。感情的炽热、浓烈,表达、抒发感情的率直、赤luo、粗犷,是“花儿”的重要特征之一。要爱就是“就是钢刀把我的头砍断,我的血身子还陪着你哩”“场里大麻东倒西，我俩个心里一搭儿去（音qi）”“把你好比黄水泉儿，把我好比水中鱼儿，水去了是石头在，水把石头活想坏”要恨就是“血泪债装在了心里头,儿子娃要报个冤仇”、“无义之人你快死掉,阳世上人多着哩”,有一种昂扬的激情,使人振奋激动不已。无论何种类型的感情,它们总表现得那么大胆、那么直截了当,那么有泪有血和撼人心肺⋯⋯似乎整个爱情生活都是在一种极其险恶的情势下进行的,面对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充满激情地和不顾一切地去相爱、去思念,充分体现出生活在西北高原的少数民族的共同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它是一种雄奇、剽悍、粗犷和带有悲壮气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在西北高原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政治情势和文化传统的汤水里浸泡出来的。反映了这样的精神,也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面貌”[2]。“花儿”是西北人直爽豪迈性格的反映,表现的是他们爱极恨极的强烈感情。

人类被深深压制的本能原始的能量在歌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因此,西北的儿女发出了内心最强烈的呼声:“‘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了就这个唱法。”

2·带来欢乐，寻求生活情趣

娱乐是“花儿”最符合事实、最基本的一个功能。没有娱乐作用一切都无从谈起,认知的、教化的、审美的皆是在这一基本功能上的升华,老百姓总是把唱“花儿”首先当作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

(1)“打趣”

有趣是花儿流传的重要原因。娱乐性戏谑是具有娱乐规定性的嘲弄或游戏,是花事活动的基本属性。如在洮岷某地,几个村妇遇到一个面目清秀的打柴小和尚。她们商量着要“挖擦”(嘲弄)他一番,于是拦住小和尚的去路唱道:“拿的斧头剁白杨,年轻轻的俊模样,为啥要去当和尚?”小和尚也不含糊,放下柴担遂用“花儿”唱答:“手拿斧头剁白杨,命里算下没婆娘,一口气上当和尚。”这便是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遍的歌唱情景。在以唱情歌为主的山歌中,都会涉及到叙述虚拟的婚外情或偷情。这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禁忌，但在花儿会上却是人类原始本能的宣泄渠道，被视为正常。女人先唱：“粉壁墙上画像哩，子牙封神斩将哩，谁是我的孽障哩。”那边男人接着唱：“影壁上画龙哩，妹妹旁边有人哩，没人时哥哥心痛哩。”偷情的情节是对歌的题材类型化后而形成的模式,而非歌者的歌唱活动即是偷情。换言之,他们在歌偷情之事,而非正在行偷情之实。偷情,即虚拟地幻构一个婚外恋的情节,通过想象和俏皮话的结合,两个或两组扮演情人角色的唱家上演一出戏谑、诙谐的爱情戏。大量的戏谑是对称性的,相互开情爱和性玩笑,戏谑使得唱花儿明显具有游戏色彩[3]。

(2)对唱和散唱

对唱展示水平。如果说随意散唱是人们歌唱“花儿”的入门或基本功训练的话,具有竞争性的相互对唱,则是施展歌手们演唱水平的大舞台,也是“花儿”得以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许多有情人也在对唱的过程中相识、相知、相恋、相爱,并结成终身伴侣。据资料统计,每年流行于甘肃、青海地区的各类“花儿会”有100多处,参加人数在几十万人次左右。从农历的一月到九月,各地的“花儿会”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但大多数时间集中在农历的四月至七月间[5]。“花儿会”也是“花儿”流行地人们最大的娱乐性盛会。甘肃一年一度的莲花山、松鸣岩“花儿”歌会盛况,使国内外前来观光采风的民间文艺家和学者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全力以赴参加竞赛。竞争性的对唱表现出人们天性中的争强好胜心理,虽然他们不特别计较输赢,但在赛歌中全力以赴的竞赛,说明他们看重和享受比赛的过程。赛歌通常有一对一的擂台式比赛,双方的对歌又扩大为两组多人参加的集体对抗。在一对一的对唱中,歌手的潜在竞争对手是所有的唱家,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直接标明的对手,其竞争的气氛显得较为缓和。尽管如此,对唱中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妙语连珠,歌手在竞争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听众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并时常伴随着“好!好!”的催战声和喝彩声,场面宏大，震撼人心，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在竞歌中获得身心娱乐,忘却疲劳烦忧,排泄积郁内心的种种颓废情绪。

散唱消乏。“花儿”的演唱主要有随意散唱和相互对唱两种形式。随意散唱主要在平常劳动之时或之余的独唱或齐唱,这种又被称作“山里人的歌”、“出门人的歌”和“家里人的歌”[4]。这种歌排解歌者心上的愁绪和劳动中的疲乏,以自娱为目的。

三、增进亲和，相互了解

山沟洼岔，相对封闭的生活条件是人们很难相互了解。但“花儿”却搭建了交际了解的桥梁。是人们增进情感的纽带。她增进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增进了不同年龄的人的情感，增进了不同性别的人们的情感。从七八岁的孩子到鹤发童颜的老人，在农作间隙，以歌代言，倾吐心事，诉说衷肠，互表爱慕。无论感情交流还是生活中的实际信息交流“花儿”的传情达意功能都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在山水阻隔难以面对面进行交流时,或在某种仪式场合歌唱成为一种习俗要求时,或在唱比说更能表达和抒发情感时,唱山歌是最方便最有效的表达方式,这也是唱山歌的人文情景。

首先，西北地区山大沟深，联系困难。当向对面山上的人或住户传递一个信息时,用普通说话的语调是难以听到的,只有吼唱拉长音才能把信息传递给山对面。花儿的实用性很强。

其次，“花儿会”“主要起源于民间的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6],当地老百姓借每年一度的盛会上山烧香拜佛,祈神攘灾,在神灵面前诉说生活的艰辛、婚姻的不幸、祈雨求子等,为了让神听到他们的话“他们往往用自己所熟悉的民歌曲调编成唱词,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婚姻美满……随着历史的演变,祭祀性、祈祷性的唱词,逐渐被反映苦难生活的‘苦心曲儿’和表达男欢女爱之情的情歌所代替,而各地迎神赛会也就从以祀神为主变为以娱人为主,成了农牧民一年一度的娱乐性集会———‘花儿会’了”[7]。

第三,具有审美效应。如:“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容易摘去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这首“花儿”的歌词含蓄而富有诗意,以隐喻的手法曲折地表现出单相思的痛苦,如果把这首歌词朗诵出来时,是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的,当用高亢、开阔、粗犷、奔放的西北音调扯着嗓子吼出来时,就会给人一种回肠荡气、惊心动魄的审美享受。

四、教育教化

通过“花儿”,人们不仅交流宣泄了情感,也从中学到了有关农业生产、气象、放牧、渔猎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为人处事等人生道理。“花儿”的教化功能,主要分表象性和隐含性两部分。所谓表象性教化是体现在唱词中的直接教化。如:“大佛爷坐的是华林山,后靠了一架花山;尕妹唱的曲干散,劝化吧人心的少年。”“尕园子里种葱呢,唱花儿度化人心呢,把野花儿谁听呢!”“花椒树你不要上,上是枝桠扎哩;花儿进村不要唱,唱是老汉们骂哩。”而所谓隐含性教化是指通过丰富的唱词内容所起到的教化作用。“花儿”是融语言、音乐和观念为一体的山歌,特别是其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和即兴式的见啥唱啥的歌词,被誉为“西北的百科全书”[8]。“花儿”唱词的题材包罗万象,有宗教、道德、爱情、寓言、猜谜、自然景色、天文气候、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风土人情等等。实际上人们听“花儿”、学“花儿”、唱“花儿”的过程,就是一个教化和被教化的过程。

五、反映民俗

一般来讲“花儿”之民俗功能主要分表象性和隐含性两部分。所谓表象性民俗功能是指在“花儿”演唱过程中体现出的与“花儿”之行为方式有直接关系的民俗事象,如“花儿会”及其演唱程序与方式、唱词体式、旋律模型、方言、服饰、道具等等都体现着民族的和地方的风俗习惯。所谓隐含性民俗功能即指包容在“花儿”内容之中的、但与“花儿”无表面联系的其他民俗事象,如唱词所涉及的事、物以及有关传说、神话和故事等[9]。以下主要讲隐含性功能。如：

1、出门人的歌

歌曲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映，也是一个地方生活习俗的映照。在花儿中有许多与人们生活习惯相关联的曲调。通这些曲调，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花儿是生活在临洮、岷县、河州、湟水地区各族人民创造的文化瑰宝。花儿的曲调和内容也是各族人民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的反映。在花儿中有一类“出门人的歌”。这类歌大多反映了男女青年的离别愁绪。这种歌有许多曲调带有明显的外出谋生、走南闯北的色彩。如《下四川》、《脚户令》等。他们唱到：“十八马站三重店，哪一个店口里站哩？一个指头掐算着，哪一个日子上见哩？

2、祭祀活动

在洮岷地区流传着不少的专门用于祭祀仪式或者在求神拜佛时唱的“神花儿”。有些是求子歌，有些是还愿歌，还有些是求雨歌、散雹歌。这些花儿歌曲给我们展示了洮岷地区的生活习俗，也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有一个求子的花儿中这样唱道：

“娘娘庙里跪下说了，儿子女子给一个；儿子骑马带孝呢，女子洗锅抹灶呢！一口锅嘛两口锅，娘娘庙里跪下说，儿子女子给一个，亲房人等气灭过。这些盼望生儿育女的母亲们通过花儿直接同送子娘娘对上了话，要求给一个娃娃。

3、农耕文化

花儿流传地域的物质生产方式主要是农业和牧业，农牧业的二元耕作方式及生活方式摄入“花儿”中，构成“花儿”物态文化层的基本内涵。“犁铧套上牛赶上，路过者把尕妹喊上”“手拿的铲铲把草铲，你铲的头缠么二缠”“白马儿放到柳林里，牛皮账房扯在草里”“账房哈下者山根里，牛羊们，就往那山脑里赶哩。西北地区的“花儿”不仅是自身体现着一种民俗,同时它还包孕着其他民俗事象。

可以这样说，花儿是西北各族人民创造的民歌；花儿会是上苍赐给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们的狂欢节，是展现花儿风采的节日，也是民俗与风情的海洋。“花儿”的确是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亟需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使西北“花儿”这一顽强生长了千百年的灿烂的民族文化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可以说它从文化、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及人类的本性等多方面,时时处处地体现出强大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功能。因此,要探寻民间音乐存在和流传的原因,就必须充分注意它的功能。“花儿”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艺术,也是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美的产物。

（注：以上花儿歌词来自田野调查，作者不可考。）

参考文献:

[1]李雄飞。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3·40

[2]郗慧民·西北花儿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67-297·

[3]王沛·河州花儿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281-283·

[4][6]柯杨·花儿溯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02-104·

[5]范长风·花儿功能的意义体系及其思考与表述[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4)·27-33·

[7]吕霞·土族花儿的文化特征[j]·西北民族研究,2004,(3)·158-165·

[8]张君仁·“花儿”之民俗事象及其文化意蕴[j]·民族艺术,2000,(2)·142-153·

享誉世界的“洮岷花儿”

本文已被编辑[首号狼柔情]于2008-4-9 11:40:2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