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曹禺的剧作如实地呈现现代人的生存心理，演绎着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梦想与现实、驯顺与突围、伦理道德与个体的内在冲突，上述特征使曹禺的前期剧作从对时代的简单复制走向了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深沉思考，走向了对具有共时性的个性独立、和谐的两性关系等问题的反思，从而超越了历史的局限，刷新了对乱世中的国人的抒情表现。这一视角也为我们重新释读《雷雨》、《日出》、《原野》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关键词】人的命运现代性出走突围生命力

家是港湾，是避难所，是保护伞，是温暖，是温馨，是温情。是深夜等候你回去的如豆灯光，是进门时热腾腾的一碗饭菜，是你离开时无尽的牵挂……“家”——家族、家庭、家园，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据地。

而剧烈的动荡的现代生活却使我们不得不远离这块生存的热土和精神故乡。走向现代与背叛“家庭”天然的连在了一起。

将国人从沉睡中唤醒的新文化运动，给一大批青年人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平台，但当人们沿着自己的理想去求索的时候，到处是死亡、鲜血，无辜的或者不无辜的，穷的或者富的，男的或者女的……没有区别，破坏、毁灭……

让•雅克•卢梭说，人生来自由，而处处都在枷锁中。一个人自认为是别人的主子，但依旧比别人更是奴隶。[1]

人处在伦理道德的枷锁中，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制约无处不在。

“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2]

个性解放的道路并不乐观。理想到现实有着太长的路，一路荆棘，一路艰辛。表面温吞安全内在千疮百孔的旧的存在状态是一个太过巨大的诱惑。有人接受诱惑，接受就是异化为帮凶——如周朴园；有人犹疑，犹疑就是死亡和被屠宰——如周萍、焦大星；单纯的蛮力似乎走不出“心狱”，走不出精神的牢笼，如仇虎。救赎无望。

只有“出走”，去突围，去冒险。

人的天性中就有着冒险的欲望。最早是对外层空间的拓展。现在是心灵的冒险。寻找适合灵魂自由生长的土壤：

繁漪恳求周萍，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

陈白露沉思，我先回家去，回到我的老家去；

仇虎低沉的告诉金子，金子，这次回来，我要带你走；

丁大夫说，我要走了，预备到别的后方医院；

曾文清伤心的对愫方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长两个翅膀，一块儿飞出去呢；

觉新祈祷的说，我们一定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凌士湘兴奋的说，董院长，我们决定到朝鲜前线去了……[3]

从繁漪到凌士湘，无论结局或喜或悲，贯穿始终的动作是突围。“出走”是受束缚的灵魂深处痛苦的绝叫。从繁漪到凌士湘，曹禺通过“出走”模式，积极探寻冲出重围的突破点和可能性。

《雷雨》是一次失败的突围。它更强调的是“人的存在”的无意义。周朴园、周萍、周冲，父子两代三人，性格却有着互补映衬的关系。两代人共同的性格特征是有过对新世界的张望，甚至迈出了突围的脚步，但突围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构成了人生旅程中的不同阶段，合为一体则是一个完整的人生过程。

周家的老太太的破坏、摧毁使周朴园妥协了，他由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回归到了旧的家庭秩序，周萍由具有原始的“蛮力”变得怯弱不堪，他后悔自己过去的“冒失”，开始象躲瘟疫一样逃避蘩漪……他们的转变并不表明人在强大的文化压力面前的无能为力，只代表人在“现在”面前的不自知、不自主、不自信导致的毁灭。回归是妥协、让步，是走向更深的罪恶。

最先觉醒的人就像最先长出的苗，第一场霜冻来临，最有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夭折。

周冲的“人道”显得不痛不痒，在代表着现实秩序的父亲面前的闪烁其词可以看出他的稚嫩不堪风雨，没有挫折就去退让，就去屈从。他从父亲和哥哥的经验怀疑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在现实面前，他承认过去对四凤的感情“大概是胡闹”吧，这可以看作是对他的命运的预示：如果周冲不死，潜在的可能是，像周萍一样回到周朴园代表的封建伦理秩序中来。

周萍自杀周冲触电，周朴园独自承受丧子之痛，承受家的分崩离析。回归并不是改变存在状态的出路。

亚斯贝斯说，“生命的真实没有在失败中丧失；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的被感觉到。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4]

《原野》中仇虎的性格尽管矛盾，但相对于周萍、周冲、焦大星的怯懦和被驯化，已有了突围的“蛮力”，他就是亚斯贝斯口中的“超越”。他更明确的有了带领金子冲出“心狱”，砸碎“灵魂的囚牢”的呐喊。

然而，这次突围也以失败告终。

鲁迅的作品中突围的失败早已出现，《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弥漫的无不是主人公失败的意绪，无论是吕纬甫、魏连殳，还是子君、涓生，他们都曾经有过让人羡慕的“突围行动”，但最终都无奈地陷入了“妥协”之中，感叹着自己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5]。就是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并预言了一个“容不得吃人的人”的新社会的《狂人日记》，也并没有脱离固有的既定秩序，“赴某地候补”去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试图“飞”过。

《日出》、《北京人》、《家》等剧作中，出走仍然是基本内容，也是主人公的贯穿动作，结局却不同。陈白露、瑞珏等终于没有走出腐败没落的社会和家庭囚牢，愫方也险些葬送在那里，只有丁大夫和凌士湘冲出了旧人物旧时代的包围。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突围的可能性的存在。是对《雷雨》中突围行动失败后调整步态的延续。

《雷雨》中，人被文化密码和遗传控制着，“伦理道德与个体的两难选择”中，人怀疑“存在和行动”的意义，人的生命被践踏被侮辱，不自知，只能随波逐流，任母子、兄妹lu*n伦的发生，任死亡残害，并制造死亡，人无能为力。人在文化密码和遗传的控制下，命若蝼蚁，渺小轻贱。曹禺所表现的有着不可言说的忧伤和混乱的“家”，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是一种普遍情绪，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剧作与外界的感情共鸣。

《原野》中，人开始在对比中否认“被家庭文化阉割的子辈”形象，积极地认识自我，确立主体能动性，张扬生命力。相对于《雷雨》，感情上的呈现逐渐被追根溯源的思考代替，个体生存、存在与本质等问题进入了剧作。曹禺力图在仇虎的迷狂、孤独无望中寻求超越和突围。尽管结局是悲剧的，却是悲壮的。

《日出》、《北京人》、《家》中，人为“出走”和“突围”做着精神上的演习和准备，一部分人没有走出“心狱”，终于没有走出腐败没落的社会和家庭囚牢，一部分人则经过自我和非我的矛盾斗争胜利大逃亡。渴望生活、热爱生命、祈求幸福的生命力在自我与非我、现实与历史的斗争中开辟了新纪元。

加缪在《西齐弗斯的神话》中说：“失去了希望，并不意味着失望。大地的火焰完全可以与天堂的芬芳相媲美。”[6]如果没有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沉思，对人生痛苦的勇敢逼视与自觉承担，在自我搏斗中对生命意识的捕捉与把握，曹禺的悲剧世界会缺乏那种夺人心魄和魅力，无法显示其剧作的丰富与深刻。在那个苦闷、郁热、压制的年代，曹禺的剧作是一种对“国人灵魂”的刻画，也是一种追寻，一种对人类旺盛、张扬的生命力的肯定。

注释:

[1]【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上），第29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3]田本相编，《曹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4]亚斯贝斯，《悲剧的超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5]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编著，《鲁迅文集》，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6]加缪：《西齐弗斯的神话：论荒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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