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伦理道德与个体的两难选择”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离我们相当遥远的故事与自我的存在处境息息相关，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时常演绎在我们自身的文化与个人的无尽冲突中的心理现实。这使曹禺剧作获得了现代性，因为这个“过去”的故事讲的也还是“现在”和“未来”的“人的存在”的故事。

【关键词】孝道伦理道德个体冲突文化的批判现代性

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传统被鲁迅斥之为“吃人”的历史。这种伦理道德是专为君亲长上而设的片面的伦理法则，它规定了“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因而极易造成“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事实上吞没、泯灭了人的个性。对这种“没有人己平等的思想”。

“无违”是“孝道”观念中最重要的因素，强调的正是绝对服从。“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1]。通过“礼”的教诲和约束，繁琐的“孝道”规定逐渐变成金科玉律的法则，成为人之子、君之臣无可抗拒、无以挣脱的精神枷锁。

人的生命活力和鲜活的个性被僵死的教条所限制，人在伦理道德的制约下，感到了囚笼般的压抑。

伦理道德与个体冲突的意象一直表现在曹禺的前期剧作中。

《雷雨》中的周朴园“为人子”和“为人父”时选择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伦理道德准则。

“为人子”时他选择了自由恋爱，触犯了“孝道”最核心的观念因素：“无违”。周朴园曾经出洋留学，新思想的影响下，他和侍女梅侍萍公开同居两年，生有二子。周朴园与梅侍萍的自由恋爱组织家庭是有违封建礼教“门当户对”观念的，其父母的干涉使一个本应幸福的小家庭分崩离析。侍萍的下落不明使周朴园回归封建大家庭，从此感情生活毫无幸福可言。“为人父”时他成了符号化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言人。他压制繁漪的个性自由发展，希望她守所谓的“妇道”，希望她凡事听他的，他反对周冲的人道主义做法，潜移默化的让周冲认为自己是在“胡闹”。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卫道士。他打着旧世界的旗帜，扼杀新时代的萌芽。他使周萍、周冲懦弱，他逼疯了繁漪。

“为人子”时周朴园具有反对“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的“先锋性”，而在“为人父“时，他成了“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的实践者。周朴园在伦理道德生成的文化码渗透下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失去了坚持的毅力，异化为一种社会原则，成为一种工具。

繁漪伦理道德观相对于周朴园一分为二的截然转变，呈现出“半新不旧”的特征，新中有旧，旧中透新。“新”表现在对周朴园为代表的夫权的不断干扰、嘲讽，对个性解放的向往，对生命力的张扬，“旧”则渗透在其话语间。封建贵族意识、等级观念、门第思想和家长意志透过其话语暴露无遗。如繁漪阻挠周冲的爱情，提醒周冲，四凤“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

《北京人》中，曾皓和曾思懿则是封建伦理道德的顽固守卫者。曾皓家道中落，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权威，但他仍“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缛礼，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2]，动辄教训儿孙。儿媳曾思懿尽管是女性，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是一种男权符号，一种父权象征。曾思懿是曾家伦理纲常的执行者，当瑞贞不肯听她的话喝下安胎药时，她勃然变色，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要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其专制可见一斑。

伦理道德与个体冲突这一戏剧模式，贯穿在曹禺剧作中，通过异化个体、渗透个体，伦理道德张扬其威慑力。个体在面对伦理道德时灵魂深处则呈现出反抗、挣扎，并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姿态。其结局或异化，或被渗透，或迷狂或体验到无望。

《原野》一剧所表现的正是主人公在伦理道德与个体的冲突中逐渐陷入迷狂无望的过程。作家在剧作中着力强调的是人在生活中面临的精神困境和自我非我的尖锐矛盾。

母妻同落水，你先救谁？

这是个两难的问题。救母是孝，救妻是爱。

现代人会答，救最近的那一个。那是最人道的做法。

《原野》一剧中焦大星的选择很有象征意味。两难之下，焦大星第一次选择了“救母”，完成了他的“孝”举。因为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母亲驯顺了被封建伦理道德浸透了的孝子。与焦大星不能割舍母亲一样，仇虎也不能割舍“父债子还”的伦理道德的指令。正如花金子说的，“我们是一对可怜虫，谁也做不了自己的主”。

那么，谁在做他们的主？封建伦理道德。人是被主宰、被奴役对象。

《原野》一剧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花金子开始追问主体的能动性了，试图认识自我，区别自我。那正是国人灵魂中闪烁的“金子”。不同于《雷雨》剧中的人物周萍、周冲、繁漪、周朴园的迷惘、无望，花金子开始审视“我”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关系，仇虎尽管最终迷狂，可是提供了迷狂前的矛盾心理资料，这为封建伦理道德和自我关系的重新定位做了积极的准备。

金子和仇虎除了恋人关系外，还是出走的盟友。这显然不同于四凤和周萍的“逃避”意义上的出走。前者的目标感更清晰，“铺满黄金的地方”——象征了温暖、自主，不再是被奴役、被戕害的冰冷，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金子也不同于四凤，金子更具反抗意识。她敢于嘲弄、挖苦专制的婆婆，敢于用自己的“魅惑”“引诱”丈夫，以保护自我。花金子的绚丽[3]，比繁漪的疯狂热力更让人着迷。仇虎相比于周萍，更有野性力量，也更具判断力。

伦理道德的渗透无处不在，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面临伦理怪圈的围困，在其中屡受煎熬、折磨、压迫的人开始分析、认识自我并试图重新定位二者的关系。

按封建伦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4]，孔颖达疏：“父是子之天，彼杀之父，是杀之天，故必报杀之，不可与共处于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父仇子报以行孝道，是仇虎生存的目的之一。复仇以后，仇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没有尽孝的喜悦，相反，却陷入了无边的惶恐之中。在伦理道德指令与个体选择的两难境地矛盾纠缠中，仇虎终于陷入了迷狂状态。曹禺在这里强调的是人在伦理道德面前的无所适从。曹禺要解决的问题是：“父仇子报”“父债子还”，上一代的恩怨是否要延续到下一代。仇虎的个案说明，上一代的恩怨不能延续到下一代。仇虎的迷狂从反面证明上一代的恩怨延续到下一代的荒谬。个体在面对束缚、规定过多的以“孝道”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矛盾纠缠时，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是“不接受指令”。反抗就有可能不被束缚、扼杀和戕害，就能避免“迷狂”。

在这一阅读情境下，我们发现离我们相当遥远的故事与自我的存在处境息息相关，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时常演绎在我们自身的文化与个人的无尽冲突中的心理现实。不同的时代，却有着相似的内心体验，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替代了阶级斗争，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文本成了具有共时性的对于伦理道德的反思对于自我心理关照的文本。这使曹禺剧作获得了永恒的意义，因为这个“过去”的故事讲的是“现在”和“未来”的“人的存在”的故事。

注释:

[1]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6号，1917年2月1日出版。

[2]《曹禺文集》，第2卷，第502页。

[3]潘克明编著，《曹禺研究五十年》，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

[4]岳麓书社编著，《礼记•曲礼上》，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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