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要砸死妓女，因为她有罪。耶稣问众人，你们难道就没有罪吗？

——《圣经》

【内容提要】新中国建立多年，部分地方女性的生存境况依然边缘、失语、被压迫、受凌辱、被动、屈从、生命不被尊重。这种现状是由外部的男权文化和女性自身的“心狱”以及女性间的冷漠合力造成的·“双性和谐”是建构两性关系的理想。《天浴》的揭露和批判从另一个侧面为女性解放工作提出了关注点。

【关键词】男性视角女奴悲剧心狱、情谊女性的出路

一、男权文化，女奴悲剧

《天浴》叙述的是一个下乡女知青文秀试图用肉体换来返城的机会的故事。影片中的文秀，是在男权的夹缝里生存的孱弱小草，是感情世界折翅的雏鸟，是在性与权力的交易中挣扎致死的令人同情的上帝的羔羊。《天浴》，天，即命，死亡的命运似乎是天给文秀安排的最好的结局。几十分钟的光影过后，从女性主义批评这一视角解读，我们发现，导致文秀死亡的其实并不是天，而是男权文化的道德判断，男权文化的集体话语，男权文化的审美标准。男权文化对女性或直接、或间接的进行了戕害。

男权文化的道德判断直接导致了文秀的死亡。

文秀，正如其名一样，文静秀气，下乡之前，在成都，有她的父母、妹妹，有她的温馨的家。

下乡后的文秀也一直努力肯干，争当先进。

然而当有一天，除了她，所有的知青都返城时，她着急了。

回城对于文秀来说是美好的，是见到对她有朦胧好感的男同学，是父亲手中的花布小褂，是漂亮的阳红的、粉蓝的纱巾，是人民南路的可口小吃……

回城是物质的，是丰富的。是对比于当下草原的贫瘠的丰饶。回城也是精神的，是有所依靠受到保护。是反衬目前的浮萍漂泊的温馨、温暖、温情。归根结底，文秀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和精神上的归宿。是一个女人本能追求的安全感。可是当文秀去执着追求回城时，回城的诱惑成了响尾蛇，弥漫着死亡的陈腐气息，一步一步，不动声色地从身体到心灵催眠文秀从迷狂直至死亡……

直接造成文秀死亡的是老金。文秀死于老金的枪口下——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他直接枪杀了文秀。

不能否认，老金有老金的可爱可敬的一面，文秀的出现，唤醒了他作为男人的方刚，他二十年如枯井一般的心恢复了血性。他浪漫，他体贴，他流泪，他为了斥退偷窥的骑马人而鸣枪示警，他为抢救产房里的文秀而歇斯底里，他大闹场部为文秀盖章，争取回城的资格。老金的性格是复杂的。他还懦弱。单就文秀回城作为关注的焦点，老金在价值取向上理解并默许了文秀的选择，我们揣测他的心理：或许文秀就能回城吧。虽然对以性作为交换的条件，这种不计长久人生、泯灭自我主体意识的思路颇有微词，间或有行为上的抗议——比如烧淫掠文秀的场部干部的鞋——无性能力的现实却压扁了这个康巴汉子。他终于还是反抗了，然而文秀已经病入膏肓。

默认而不是拆解文秀的这种人生选择的投机心理，纵容并加速文秀戕害自我的进程。

老金仅仅是悲悯文秀的生存无奈。文秀最终死于老金的枪下。死于一种价值观下：没有廉耻的女人，堕落到要用枪打掉自己的脚趾而去回城，她有什么资格活着？或者我不忍心再看你沦落成妖女荡妇，所以还是我枪杀你吧。这或者就是文秀笨拙的“死亡之吻”之时，老金的全部所想。这也是老金枪杀文秀的潜台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一行为的动机是作为男性的老金对女性生命生存权的无情践踏。可见老金对于文秀的关爱的道德判断依然是男权的。保守贞洁胜于保全性命——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荒谬规定。女性是男性规定的对象。男权文化的规矩已经把人性弄得非常扭曲、非常阴暗。传统的贞洁观更像是嗜血的猛兽，老金不仅要献上文秀作为祭品，连同自己也在砰然的枪声中贡献出去。

妓女和嫖客，哪一个更应该受到谴责？老金的枪没有指向该指向的、该谴责的人，却残杀了一个弱者。

文秀的年龄大概不会超过18岁。18岁，花一样的年纪，有着无数的梦想要去实现，善恶不辨之时，没有人倾心尽力的帮助她，却在她满心的寻找安全感的征程中夺取了她的生命。

贞洁和生命，孰轻孰重？教育指导和一枪毙命，孰对孰错？

文秀间接死于男权文化的集体话语。孙供销员和“摩托车”、“皮带”“小吉普”“张三趾”分别占有了文秀。

孙供销员说：“要是别人有了你这张小脸，就早找场长、政委，认他们当大舅了”，第二次见文秀就淫掠了真心爱他的文秀；

“摩托车”怪怨的说“这丫头，”从天明到天黑一直在凌辱文秀，

“皮带”干部蹂躏完文秀，“把皮带给我，给我，回去不好交待”

“小吉普”占有完文秀，“鞋呢？鞋呢？”

老金说：“你在卖，你这个卖货。”

同住医院的一个靠自伤脚趾获准回城的知青竟然冲进手术室与正在流血的文秀强行发生关系。

文秀说“找我这些人，都是特关键的”“没这些人给你盖章子，批条子，想回成都，门都没有”“那些女知青，一年前就在场部找门路了”，“一个女娃子，没钱，没势，爹妈都是平头老百姓，还不就剩这点本钱。”“你不跟他，他就来堵你路”“居委会老大妈都要把你送回来”。这话听起来是那样耳熟——孙供销员诱奸文秀的时候就是内容相同的话——只是用稚气的声音传达出来时，怎么听怎么想流泪。

文秀短短的人生，因为对孙供销员的真情付出无果，开始了对男人开放。爱情不能收获，她渴望回家。连同回家的可能也是掌握在男人手中，男人不但有权，而且欺骗。不但鄙视，而且戕害。文秀没有自主的话语，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在男人的语言的蛊惑下，寻找安全感而不得。她依赖男性，她愿意相信孙供销员的话，愿意相信场部干部的话，愿意相信张三趾的话，唯一不信的是自己独立的去面对康西草原的能力。

作为男权文化遮蔽下的文秀，有着女奴的悲哀。

文秀在影片中是一个失语者，边缘人。她有寻求保护的本能，她同时摒弃了可以拯救自我的主体性。她无条件地接受来自男权社会的话语，张口的瞬间，放弃了作为女性的自主权，每一句话都来自周围的男人——孙供销员、场部干部、张三趾。她更像是随波逐流的浮萍。我们现在能够想起的文秀的语言及其有限，“一碗水要端平”可能是印象最深的一句。在寻求安全感的征程中，文秀是自发自愿的。从第一次献上贞操到死，文秀随时都有选择停止这种悲剧的可能。我们在影片的播放过程中哀其不幸，痛其不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男权文化话语影响的强大，文秀成为其牺牲品的必然下场。对一个18、9岁的小女孩子，我们能要求什么呢？强大的父权制传统文化如影随形、如腐骨之蛆般在文秀血液中流动而她却不自知。她怎能抗衡？挣扎的无果，使她在祭坛上更加温顺，即使看到老金的枪不像自己希望的那样指向脚趾，而是指向了心脏。在绝望之中，她放弃了挣扎。她的美挤缩、局限成了一根束头发的皮筋，一方热情、嗜血的红丝巾。

男权文化的审美标准也在潜移默化的毒戕文秀。影片开头，“男同学”铺陈回忆文秀的清纯，在朦胧的爱恋中，恰恰认可了文秀的柔弱，将柔弱作为一种美来表现，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西蒙•波伏娃指出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种以“柔弱”为“美”的判断直接导致了文秀的灾难。

假设文秀是一个充满反抗的，具有生命强力的女性，假设影片的叙述者所铺陈回忆的是文秀的勃勃生命力，可能就不会有她的下场的惨烈。

文秀从成都下到康西草原，开始在奶粉厂当工人，当了几年的先进。她也有望成为女子牧马队的队长。文秀是一个吃苦耐劳有上进心的女孩子。然而这不是男人们的审美标准。任劳任怨、老实本分，几乎是落后的标志。没有人肯定你的勤劳，哪怕是一点点的精神上的鼓励。周围的男人吝啬而丑恶，甚至有点变态和扭曲。盖章子、批条子，只要你肯和男人睡。让男人冲着你的顺从、冲着你的可人的小脸就可能网开一面。

什么是美？劳动创造了美。美不能让你回城。

什么是爱？爱是神圣的两性相吸。以爱的名义奸淫戕害。

这就是生活在文秀身边的男人们的审美标准。

这样的标准下，才有文秀悲剧的上演。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秀是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女奴的代表。她迎合、依从男权文化的审美标准，接受男权社会的话语的影响，在男权文化的道德判断中死亡。生命的过程是撕裂、践踏、屠宰的过程。

文秀的悲剧，是男权文化的直接结果。

二、心狱•情谊

《天浴》重提了“五四”以来一直受关注的女性问题中的这个课题：女性的心狱。所谓心狱，是指女性本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作为性别角色出演的，只是一个被男性社会役用的什物，女性仍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1]

另一个故事：由托纳托雷导演，莫尼卡-贝鲁奇饰演的意大利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讲的也是一个女人为了生存出卖肉体的故事。

二战期间，西西里的某城镇上居住着一位美丽的女人玛莲娜，她是众多俗世男人的幻想。影片是以少年雷托纳的视角展开的，美丽的玛莲娜是他的老师，他青春的性意识萌动从她开始。他在少年时代的幸福就是等待着风姿绰约的玛莲娜从身旁走过,并有意的乐此不疲。

但他所能做的只是幻想，而周围那些成年男人却用情色的眼神窥视着她。

她是独居的，但是有丈夫在战场上，一般的男人只有意淫的份了。

随着战争的进行，她丈夫阵亡的消息隐约传来，玛莲娜在周围的人不谋而和的设计下，丧失了工作，为了生存着等待希望不得不出卖女人唯一的本钱---肉体。而那些被战争折磨的男人也就更显露欲望的本性,把性感的女神拖入污浊的炼狱。少年雷托纳也不例外的带着纯真从她那里得到了人生第一次体验。战后，玛莲娜被那些一直嫉妒的对待丈夫善良的女人们折磨着赶出小镇，流落他乡·而曾经信誓旦旦的那些偷腥的男人们沉默着。不久,她残废的丈夫回来了，那些男人只是嘲笑和讥讽，只有雷托纳偷偷告诉了他妻子的去向……

文秀的生活其实不足以构成灾难。不同于玛莲娜被迫出卖肉体的生存状况——战争年代的食不果腹，文秀在草原上虽然生活艰辛，却也衣食无忧，她甚至一度过得温馨和浪漫。老金为文秀在草地上挖掘出浴池，让她可以洗澡，然后自己在远处哼着歌谣。破旧的帐篷，田字格的窗口有一束虽显单薄、却努力绽放的花朵。老金时不时给文秀开开玩笑……

那么文秀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祭品，仅仅是男权文化的原因么？她自身就没有任何责任？

文秀对男权社会过于依赖。文秀坚持回城是为了寻找物质和精神的安全感。正是父亲提供了这样的安全感。文秀没有设想过自己能不能给自己一份安全感。文秀的名字和她的性格一样，柔弱中的稚气让人心生怜惜——“听说还会发裙子的”，在她的眼中，上山下乡，就是一条诱惑的花裙子，她用这样的话语平定自己对于未来的恐惧。六个月在康西草原的生活，她念念不忘父亲带来的福祉：小吃、花展、衣服……文秀回城，完全是为了寻找到父亲的庇护。她对父亲所象征的男权社会是那样的依赖，以至于把自己作为男权文化的祭品献上了祭台。

她并不确定自身的价值。文秀的价值观因为孙供销员的一席话彻底改写，做先进当干部，被接回场部——老实安分的生命生存哲学，等待、失望、再等待、再失望……如此的反复消磨了她的热情，动摇了她的意志。现实对她的价值观是无情的嘲弄。她不能再相信这样的价值观，她需要父亲提供的极其有限但很温馨的福祉的呵护。而这正是“回城”的全部内涵所指。她的全部指望、仰仗、依赖。

“心狱”的囚禁，文秀在劫难逃。

于是，她成为了男性社会役用的什物，无论是供销员还是场部干部，还是张三趾，只要有可能帮她回城，她都能顺从。她生活在了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在别人压迫、残害、欺骗她时，文秀的配合让人痛恨。配合只为了更安全的仰仗依赖，回到她念念不忘的人民南路，跟家人在成都夜晚的小吃店平常十几种调料的美食。而这一切，恰恰使自己沦为男权文化祭坛上的祭品。

庄子说，人应该坚持，也应该顺应，文秀的悲剧在于过分的坚持“回家”。三当活下去占据第一位，追求和理想只是一种奢侈的赘余，庄子那样一个高傲的人，尚且以做草鞋求生存，文秀为什么就不能在老金的帮助下活下去？或者文秀并不知道庄子，那么蝼蚁上且偷生，为什么她就没有活下去的主动？

“曳尾于于涂中”，[2]远胜过被蹂躏、被凌辱，被残杀。

悲剧之悲，不仅在于外界如何给女性强加一种命运，更在于女性自己如何为自己“制造”一种命运。《天浴》的深刻，可能也在于此。

在西苏有关女性生命意识的构想中，建构女性间的情谊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天浴》中的女人戏份很少，母亲、妹妹、“红女人”、“绿女人”、“白女人”。

“红女人”和“绿女人”作为女性，对文秀没有情谊可言，反而指指点点。

“白女人”的话，“现在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做得出来”“是个公马，她都想要。”彻骨的冷漠、凛冽。

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女人何必奚落女人？

三、女性的出路

劳伦斯说，男人是“那古老的红土亚当的儿子”，而女人则是“那个常和蛇打交道的夏娃的魔鬼的女儿”，“男人和女人真正相会时，对双方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对她来说，危险在于唯恐她的女性会被男人灵魂中那一成不变的坚硬黑石毁掉；而对他来说，则是害怕蛇会把他拖倒，缠绕他的脖子，含着毒液亲吻他。”[3]在两性的勃勃生机的张力中，世界才会彰显它的丰富、生动、奇异、惊险、美好。

双性和谐是五四以来就存在的重大课题，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男女平等的提法可能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可悲的是，中国的女性意识在某些地方依然淡薄。“文秀们”依然没有走出自身的“心狱”。她们依然是男权文化祭坛上的牺牲品。

作为与男性共同存在的第二性的女性，如果不能自主，不能自爱，不能舒展自己的生命强力，绽放生命、生存的花朵，自主驾驭掌握自己的命运，直面现实，那么，她们将永远像文秀一样，成为依附于男性的女奴，面临不被尊重的任意残杀宰割。世界也将在女性萎顿的局面中趋于萎顿。

悲剧的意义在于引起社会的思考，一方面反思制造悲剧的社会，另一方面从自身出发，发现问题的症结和关键所在。怎样才能避免下一个文秀的出现？女性怎样才能理性对待下一个“回城”所象征的物质和精神的安全的诱惑？怎样才能实现自我保护，体现其主体生命价值？怎样才能做一个独立的好女人？这是影片《天浴》重新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波伏娃呼吁，女人作为与男人平等的人类的另外一种性别，她与男人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具有相同的能力与潜质，可以发展和超越自我，作一个与男人同等的“人”，而不是一个男性逻辑造就、禁锢的“第二性”女人。[4]

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引进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尽管鼓舞陈染、林白、王安忆等思索女性生命意识的建构，女性解放问题也不断有新突破。然而在中国某些地方，文秀们依然存在。她们的存在说明，中国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地位远非仅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低下和不平等，而完全是一种丧失了自我主体的被物化了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话语和话语权。

女性解放，更应该关注这样一个群体。

影片中的文秀是悲哀的，她的悲哀是作为一种与权力交换的泄欲工具的存在，命运完全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世界是男人的世界，男性是社会的代言人，女性作为失语者和边缘人物，必然要依附于处在社会核心地位的男性。

“没有钱，没有势力，只有一张可人的小脸。”

文秀无疑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品，她没有挣脱父权制文化统治的枷锁，终于还是倒在那沉重的锁链之下。五四就出现的妇女解放的重大课题，子君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5]迈出的一大步，在《天浴》这里又退回了起点。

冰心女士曾说,世界上少了女人,就少了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六十的善,百分之七十的美。

上帝是将亚当和夏娃一同逐出乐园的，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应结伴同行。女性要实现解放除了他救——依靠男性的力量，主要还需自救。那样，才能找到双性和谐的出路。不再有固定的性别角色——顺从、柔弱——模式，融合两性的优质人格内涵——独立、自主，整合单一性别被压抑、被分离的现状，最终实现理想的“双性人格”和两性的平衡和谐，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道健康的发展，这才是对女性人性的关注。

但愿倒在男权文化祭坛上的女性越来越少。

参考资料：

[1]《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写作姿态比较》

[2]《庄子•秋水》第十七

[3]《在文明的束缚下》作者：（英）劳伦斯著，姚暨荣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09月

[4]《第二性》，波伏娃著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5]《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