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定论”一词,是指对于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只有等到当事人去世之后,公众才有可能对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语出唐代文学大家韩愈《同冠峡》一诗:“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明代大儒吕坤《大明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吕君墓志铭》说得则更直接:“善恶在我,毁誉由人,盖棺定论,无藉于子孙之乞言耳。”
如此看来,“盖棺定论”说了千百年,想必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合乎常理的。这是因为人在生前常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等到“盖棺”之后就算基本定型了,意外的变化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发生,所以,有关功过是非的定论才比较真实可信。所谓“功过是非,后人评说。”这句中国老俗话说的恐怕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在特殊情况下还会有例外的情况发生。譬如,古往今来,历史上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因各种原因所导致某些人和某些事的冤假错案,或者因各种原因对某些人和某些事所作出的违背客观实际的溢美之词,都属于这类情况。正因为历史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冤假错案和违背客观实际的溢美之词,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不少“盖棺定论”被推翻的先例,或者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或者对违背客观实际的溢美之词推倒重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现象,历史上通常被称为“翻案”。
按照辞书的解释,“翻案”一词除了对前人诗文成句反其意而用之这个义项之外,主要还是指站在正义和公道的立场上,运用正确的观点,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推翻定案中原来的判词,对人物和既成事实重新加以解释和界定,从而得出截然相反的正确结论。
学术界对于翻案还有“正翻”与“反翻”之分。平反冤假错案,将原定为反面教员的坏人坏事翻成正面形象的好人好事的翻案称为“正翻”。例如,郭沫若、翦伯赞先生曾将曹操由一个粉面奸臣翻案成一位民族英雄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推到溢美不实之词,将原定为正面形象的好人好事翻成反面教员的坏人坏事的翻案则称为“反翻”。例如,曾有人将洪秀全由一个民族英雄翻案成一个民族败类和历史的罪人。
作为历史学术之争,无论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正翻”,还是推到溢美不实之词的“反翻”,只要是出于公心,对历史负责,对社会有益,都无可非议。因为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评论者所占有的史料不同,加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差异,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和同一个历史事件的界定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还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问题的关键是翻案的结果必须真实可信,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这就提出了一个有关正确翻案的基本方法问题,即如何才能使翻案的结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既不能让本来属于正面形象的好人好事因“盖棺定论”而蒙受不白之冤,又不能让本来就属于反面教员的坏人坏事享受不实的溢美之词。
窃以为,要做到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起码要把握好这样两个原则。
一是要站稳立场。立场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不同,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会有所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很大差别,甚至截然相反。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立场呢?说到底,所谓正确立场就是指人民大众的立场。正如一代伟人毛泽东所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chan*]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被史学界所普遍接受和广泛运用,就在于它的立足点是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才成为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从事社会变革实践的有效思想武器。
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炎黄子孙的伟大创举,它绝不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因此,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绝不能玩历史于股掌之中,随心所欲,作任何不切合实际的假设、虚构和推论,更不能为了提出新论就哗众取宠,篡改历史,糟蹋历史。
然而,时下却有人打着解放思想和作“翻案”文章的旗号,专门拿古人、名人、伟人说事,并且一反传统定论,大有颠覆“千古不变之真理”的气概。说就说呗,反正言论自由,文责自负;只可惜有些“翻案”文章实在要不得,不仅从根本上站错了立场,而且连起码的真善美与假丑恶都不分清,更遑论科学态度?譬如汪精卫,汉奸就是汉奸,不会因为共[chan*]党说他是汉奸他就不是汉奸了。再譬如毛泽东,一代伟人就是一代伟人,不会因为走下“神坛”就不伟大,更不会因为哪个人“考证”出他在历史上的某点错误和不足就否定他老人家伟大的历史功绩。诚如邓小平所言:“没有毛主[xi],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窃以为,那些哗众取宠的“翻案”文章既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更不具备一个真正历史爱好者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充其量不过是个粉面跳梁小丑而已。
诚然,人类的思维水平总是不断提高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划时代的历史变革,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当代社会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决定了人们对历史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要求人们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去审视过去,不断解放思想,并由此促进人们对社会进程中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内涵认识的逐步深化,推动历史的前进和发展。但是,在为“盖棺定论”进行“翻案”, 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做出评价时,一定要坚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语),千万不可 “大胆假设”,盲目求证,更不可胡乱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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