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思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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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平均每天写三千字,而且几乎一字不改。编辑们非常欢迎他的文章。他一生两次被判刑,四度结婚,写了不计其数的文稿,涉及各种领域。罗素并不是一个古板的学者,他很幽默,一次他作演讲时,一个人站起身怒斥罗素:“你看上去像只猴子!”罗素回答说:“那你应该为能听到你祖先的声音而感到高兴。”这位大师获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居里夫人同一年度摘取诺贝尔奖。他获奖的作品名为《婚姻与道德》,是一部伦理学著作。这与他三度离婚四度结婚的经历构成了一组滑稽的悖论。1970年2月2日,98岁的罗素老人坐在沙发上去了另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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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防人之心不可无,善良需要自我保护。人世最险的不是悬崖和暗礁,而是人心;人世最冰冷的不是冰川和急流,而是人心。因此,谨慎是难得而必要的素质,甚至对自身而言,是一种美德,是大智大慧。最坏最阴险最狡诈最可恶的是小人,与小人相比,其他类型的直来直去的坏人似乎算不得怎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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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一个散发着火药味和伪崇高气息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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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美好记忆的收藏和痛苦记忆的转化。陶渊明的诗平淡本色之外还有一种苦涩,一种拒绝,一种坚守。现代诗不妨剔除小哀小怨,像陶渊明一样专注于内心的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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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有着完美的精神性、自动平衡性和层次性。我称之为宇宙三性论。宇宙最高神就是宇宙意志,没有实体,可以说它是“无”。但是众多壮丽文明的出现,又有着宇宙意志的秘密参与。但这不是神造物的证据,只能说明意识的伟大。人的意识因自身的弱点遭遇了强大的蒙蔽,因此觉悟的人会渴求通过自身的修炼或某种神秘力量导向自我救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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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也懂趋利避害,但他还不具备看透他人内心的本领,在恶面前,他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任人宰割束手就擒。弱者的思维方式往往停留且仅仅停留在两个方面:精神胜利法和造反。鲁迅的神通在于,他能自然地写到一个时代的深处,一个民族精神结构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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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绝大多数作家相比,歌德的生活实在是太舒适安逸了。这只能归结为幸运。特定的国度、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气质和才华,使他享有特定的尊荣地位。鲁迅和歌德的文学气质完全相反。鲁迅重理性,歌德重感性。两条路都无比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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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笔下的李光头一族恰是搅动当代中国邪恶人性的主要群体。占有最多财富,道德彻底败坏,夺嫂之举更是令人发指。我们更加确信,一个胡闹的荒诞世界正在上演好戏,每位出场者都可能成为主角,因为他们都在卖力而逼真地表达自身对占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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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的《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带给我的思考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性的精神构架的趋向性转移,归根到底,就是五十多年来,人类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什么,什么丧失了,什么产生了,怎样发生的变化,为什么发生,以后会怎样。相对于此点,物质世界的变化固然剧烈,对于真正的作家而言,却无足挂齿。而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拉动关系这个常识性问题,表现空间又不是很大。二流的写作会放大这一问题,如获至宝,小题大做,而距离根本性主题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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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38岁之年,帕慕克出版了《黑书》,村上春树出版了《挪威的森林》。同是53岁之年,帕慕克出版了《伊斯坦布尔》,村上春树出版了《海边的卡夫卡》。假如将此视之为二人两次大的对阵,那么两人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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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类似短跑、跳远,有时类似射击、举重;散文类似骑自行车,可急促可懒散,可办事可闲逛;短篇小说类似足球,总想一脚射门,目的性很强;中篇小说类似捕鱼、打猎,乐在其中,哪怕无功而返;长篇小说类似马拉松,需要圣提亚哥般的毅力及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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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学?文学是最持久的慰藉。文学用最感性的方式整合着人类精神世界的财富,无限深入人的灵魂,是以追求人类精神的宽广度与完整度为目标的艺术。它带给人乌托邦式的幻想与充分的精神自由。雅文学和俗文学不该有概念上的高下之分,只有写得好与坏的差异。民族化的,未必是世界化的。对于华语文学而言,把汉语的魅力发挥到怎样一个境界,这决定了它能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之林树立着怎样的尊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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