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事文学和新闻写作中,有俩位老师一直让我惦念,一位是兰艰,另一位是黄正德。
认识黄正德很偶然,那时每年春节前宣传部要召开一个茶话会,邀请写作爱好者参加。虽说是喝喝茶,吃点瓜子,那也是莫大的待遇。春节前的天气很冷,尽管是方桌会,我也总是躲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我一直以为文学和新闻写作是自己的事情,交流与否还得靠笔说话。
一次,不想被黄老师看见了,他立即笑呵呵的问:“你就是司马剑雪吗?我经常为你改稿、编稿。”他说的是实话,那时每一篇新闻稿子均要经过编辑之手才能播出。那时的我挺自卑,放不开面子,也不愿和人交流。经黄老师这么一说,仿佛就像掀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一道屏风,不必顾忌人与人之间的猜疑。 那时,当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比考大学还难。黄老师太年轻了,长不了我几岁,只能是后备干部。这样的提名要进入党委组织部的视野才算。
我在一家企业里当秘书,整天跟着张副厂长转悠。张副厂长是管生产的,跟在他身后走,往往会布置不少任务,写公文是必不可少的。有时,他自己也写。现在想来他是在扶持我。其实,一般的管理者根本不喜欢携上一名秘书检查工作,以免惹上是非。况那时的我,傻得没法说。投新闻稿子是张副厂长布置的一项额外工作,我一有时间就埋头写作,一个月规定10篇。一次,张副厂长让我去车间蹲点,一个月不准回厂部。这个车间,与其说是车间,不如说是野外作业——安装管道。我到车间时,管道安装进度慢,主要是焊接技术不过关,常常发生渗漏现象,这是大口径管道安装的难题。我依旧投稿,依旧每天蹲在现场。渐渐的在广播上我的名字没有了,为这事我苦恼之极。播发稿件时,首先会说这是谁谁谁写的,我在意这个。
怎样写新闻,尽管我也读过不少新闻写作知识,但一离开书本回到现实,我却陷入了泥牛入海的苦恼之中。毕竟,我只是看过几十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对于如何切入工作实际,完全是一片空白。记得有一次,我刚要下班,恰逢黄老师办事经过,不等我开口,他便主动提到我投稿屡试不中的原因:“你有文学基础,你不妨采用散文的写作手法,在写实中适当的添加一些环境或人物描写。”我目送着黄老师远去的背影,呆呆的站在广播下,仔细聆听听别人的新闻作品,恨不得将广播里的每一个字都咀嚼、吞下。自那以后,我的新闻稿子每天以两篇的数量播发。勤奋固然是好的,但也离不开别人的指点。黄老师的确为我指点了迷津。
我连续七年获得万人大厂的十佳优秀作者,除了文学作品外,新闻作品占有很大的份量。每次奖励是一本厚书,最薄的是《雪莱诗选》。
我是宣传部的常客,宣传部里的人也欢迎我去,多少有善待作者的意思。一次,我看见黄老师的办公桌前摆着“新闻主编”的字样,这让我感到搞笑,在一笑之后,免不了肃然起敬。我知道,没有忠诚度的人,是搞不好本职工作的。这时,开始流行新闻散文化,公文散文化了。对于企业来讲,市场经济就是有任务做的时候抓紧干,大战七、八月常常不是口号。宣传工作也要跟上,记得一次宣传部的小魏写了一篇小散文,大约是黄老师连续几个深夜到车间现场采访。他的身躯掩没在金银花的碎影之中。现在,我还记得小魏的那篇散文,“黄老师,黄老师,我连声的喊,他却没有听见似的走远了。月光依稀。”几年后,小魏调到市电视台去了,主持少儿节目。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然有人情味。一次,我到宣传部投稿,随便去黄老师办公室里坐坐。临近下班了,我正要告辞。黄老师让我留下,要求我和他一起陪同一名知名报社的记者吃饭。“这不好吧?”我吞吞吐吐的说,那时招待经费控制挺严。黄老师说:“没有什么,我款也请了。”就这样,我和黄老师陪同那位记者愉愉快快的吃了一顿火锅。文学离不开生活,纯文学在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后来,我与黄老师的交往越来越少了,这主要是我的工作发生了变故,我下过海,也到车间当过书记,这使我远离文学,也远离新闻作品。不过,我对黄老师的关注度从来没有减退过。后来,黄老师从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提拔为副厂长,分管基建。再后来,他又调到一家上市公司任书记兼工会主[xi]。
前段时间,街道党政办的郭书记来公司检查工作。她仔细瞅了瞅我:“你不认识我了吗?你在黄老师家吃过饭的。”这事我还真的忘记了。不过,倒让我重新回忆起“黄正德”这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他正直,朴实,就像哥哥一样。我想起来颇感愧疚。此生无法弥补。
至于兰艰老师,我已多年不见了。不过,我常品味起他解释的笔名:“兰艰”,把名字倒过来说就是艰难,艰难困苦,于汝玉成。
写作如品心,文字真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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