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讨厌，每当我“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的时候，往往是我最为忙碌的时候，那些在瞬间掠过心头的文思因为我的俗事缠身而永远消失。我为此而痛恨那些我每天不得不干的事，它占据了我绝大多数时间，至使我永远也干不上我最想干的事。

然而，什么是我最想干的事？大概有很多吧，我此时能想起来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电脑前去“敲字”。

但是当我终于有时间坐到电脑前，可以正经八百地去“敲字”的时候，却往往敲不出一个字。

傅雷曾说：“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象样的作品。”我不幸被他言种，这些我恰好都不具备。

别的先不说，光是“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一句话，就够我郁闷一辈子。我不知道傅先生所说“真实的生活体验”是否是特指“真实而残酷的生活体验”，如果只是“真实而平淡的生活体验”是否也一样能拥有“深刻的人生观”？

在这方面当然也有特例，比如张爱玲－－这个旷世才女就是最好的“反面”例子。

张爱玲重要的中短篇，全是在1943、1944年发表的。一个没有多少恋爱经验的24岁女子，居然能写出那么多恋人之间的俏皮话！一个没有多少人生阅历的24岁女子，竟然在小说中，写出那么多关乎人生的警言妙语，那么多生活中的细节之美！我除了惊叹她想象力过人的丰富之外，更惊叹于她的早慧、早悟。

正如李碧华所说，文坛寂寞得恐怖，几十年只出了这样一个女子。

然而平凡如我辈者到那里去找“真实的人生体验”呢？我有幸没有生在黑暗的、人吃人的旧社会，先就少了一种“苦大愁深”。都说乱世出英雄，我说乱世更能出文人。在一个低气压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文艺园里竟不断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几乎我所崇拜的文坛巨匠们全出自那个黑暗的低气压时代，比如鲁讯，钱钟书，周作人，张爱玲，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戴望舒，老舍，沈从文……想来那个低气压时代的文学土壤一定是不可思议地肥沃的，他们的成功除了他们自身的文学修为外，更离不开那个为他们提供了“真实的人生体验”的黑暗动荡的时代。当然我没有愚蠢到去假如我也生在了那个黑暗动荡的时代的话我也将会成为跟他们一样的文人。

我不但没能生在旧社会，就连新社会的惨绝人寰的十年动乱也未能赶上，我出生时，它刚好结束。因此我错过了能拥有深刻的人生观和真实的生活体验的又一次机会。

众所周知，十年动乱受迫害最深的就是知识分子，但这种迫害却以另一种方式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知青派”作家，那种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经历在文革结束后转而变成了他们不绝的创作源泉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不知我该不该这样说，反正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说出这样的话真是该死。

王小波是我最为推崇和喜爱的现代作家，拿他为例，没有到云南下乡插队的经历就没有他的《黄金时代》和其它所有作品。我这样说也许有失偏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所有作品都无一例外地打着十年浩劫的深深的烙印。

既然没有社会和时代带给我的“剧痛”，那么有来自我平凡的生活中的“剧痛”也是好的，然而－－我这二十几年过得可谓平淡无奇，除了有过一两次失败的恋爱经历还勉强算得上是痛苦外,没有发生过更为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其实应该是好事，虽然艺术创造是通过重演痛苦来发泄的方式，但我总不能盼着我去经历一番深重的苦难－－而仅仅是为了有一天能写出一些不太浅的能够足以感动自己和别人的文字－－更何况即便是经历了，我也不一定能够写得出。

至于傅老后面所说“迅速而犀利的观察，丰富活泼的想象”，这可是学不来的－－这应该是作为一个文人与生俱来的，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想当歌唱家则必须要天生具有对旋律和节奏的起码的把握和感觉一样，五音不全的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歌唱家。

惟有“熟练的文字技能”尚属后天形成，因此还有得一拼，但要想真正做好也并不简单。

按我的理解，要形成熟练的文字技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读书破万卷。然而这本身就够吓人的了，况且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读书原本就是一生的事，在还没有用一生时间“破万卷”的时候，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有选择地多读书，读好书，还要多下笔，多写，多练，多借鉴。

最值得借鉴的，当属《红楼梦》了，当然还有《金瓶梅》、《西厢记》等。然而要想做到对这些经典名著的语言技巧和继承，没有长时间的反复玩味和熏陶简直就是不可能。而且要想真正做到有“熟练的语言”技巧，仅靠继承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创新，要在继承和创新中寻找真正适合和属于自己的东西，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在这方面，鲁迅，钱钟书，张爱玲以及王小波都是我永远追随的楷模。

说了这么多，我到底还是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写好文字。

然而我爱文字，对它的爱早已跟植于我的生命中。

残雪曾说：“当一个人主动为自己定罪，然后主动下地狱，成了终身犯人之际，他的艺术生涯就开始了。”

我的确想下地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