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所见闻的干部们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还靠车头带。”　这话一点儿也不错。“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群众”　说的也是同样道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干部们，大多心中都装着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了共[chan*]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既便在物质生活优越的市场经济今天，重温他们的事迹，也同样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一、报刊上刊登的优秀干部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讯很不发达，一些新闻和全国各地好人好事的信息大多都是通过报刊来传递。那时的机关干部都有自学和集体学习的习惯，做到了紧跟党中央的部署。那个年代，国家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是大张旗鼓地。干部群众对中央无比信赖，做到了紧跟照办。中央树立起一个典型，全国人民就效仿去做并以此为荣。

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被派往当时自然灾害最重、最贫困的兰考县任职。为了建设一个新兰考，他抓典型、树样板，决心打一场除“三害”的人民战争。为了根治“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大自然灾害，他不顾身患肝癌的疼痛，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土。他不顾领导班子内部个别人的反对，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在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在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在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常说：“共[chan*]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心里装着全县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在掌握了“三害”规律之后，制定了治理方案，锁住了风沙，止住了内涝，治理了盐碱，改变了兰考面貌。他自己却耽误了最佳治疗期，被肝癌夺去了生命。

王进喜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被誉为“钢铁钻井队”的1205钻井队队长。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石油。在大庆石油大会战时，在荒原上“人拉肩扛”搬运钻机；“破冰取水，盆端桶提”运水保开钻；带着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他常说：“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被誉为“铁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王国福，是北京市大兴县红星公社大白楼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从村会计到村支书，十几年来，尽管家境贫寒，老婆又常年生病卧床，但他坚持不拿集体一根草，不多吃集体一口饭，不乱花集体一分钱。干活，他第一个，分东西，他最后一个。他同群众一起劳动，平时锨不离手。他带领群众治碱、治硝、治理粮田、组织发展养猪事业。他带领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勤俭节约为集体，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帮助全村31户中的30户农民盖起了新房，他自己却仍然住着旧时低矮漏雨的“长工屋”。　他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是为了集体、为了群众利益，再苦再难他也义无反顾。他常说：“小车不倒只管推”。他以“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顽强拼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带领乡亲们大干社会主义。直到1969年11月6日病逝。后来被授予“共产主义优秀战士”称号。

二、我身边的优秀干部们

上面说的这类优秀干部们，那时在我的身边就有很多。

1968年，那年我24岁，任丰田公社中心小学校长。9月份，被调到丰田公社（后来的丰田乡政府）任团委书记并负责宣传组工作，具体的就是搞通讯报道。那时秋收在即。秋收是当时的中心工作。我被分配到距离乡政府50华里的东兴大队去蹲点。一同前往的是位女副社长（即后来的副乡长）何玉霞。何玉霞那年28岁。是一个未处对象的大姑娘。工作上有魄力、有能力、很会做群众工作。那时我对农村工作一窍不通，就跟她学。她把我当成小弟弟，我把她视为大姐姐。当时农村工作是讲“三同”的，就是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我们起早就得与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召开队委会研究当前生产和明年生产准备工作。我很不习惯这种工作节奏。它完全打破了我在学校时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开会一般是在生产队的更房子里。这里是饲养员喂马值班的地方，也是个豆腐坊。没有桌椅板凳办公设备。开会时，有的人坐在土炕上，有的人坐在炕沿上。我就经常坐在做豆腐的石磨台上。刚开始时，我根本插不上言。因为对他们讨论的事情既听不懂也看不明白。因为连日的劳累和熬夜，有一次，我实在太困了，就趴在石磨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会散了，何社长轻轻把我叫醒，亲切地说：“累了吧？以后习惯就好了。”　我非常不好意思。心里恨自己：人家女同志都能精神抖擞地干工作，你个男子汉竟然在睡觉！我问她现在几点钟了？她告诉我是11点了。

何社长是我做农村工作的第一个启蒙人。通过两个月的蹲点搞秋收、征粮，我从何社长那里学到了不少工作经验和农业知识。一个大姑娘家，无暇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整年奔波在农村，与农民们打交道。不仅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还要风里雨里一同参加劳动，实在是太辛苦了。这是需要一种境界的。

那年12月份，公社要在伊吉密河上建筑小型水电站，解决无电村问题。那时一切行动军事化，公社便从各大队抽调基干民兵组成民兵营开往水电站施工工地。为了报道施工现场的情况，我带领通讯组的几名同志也一起来到了工地。各连队按营长的布置，有的负责挑担运石块，有的负责编条龙（用柳树条编捆成的大笼子）。这些都是为截流筑坝用的。之所以选在冬季施工，是因为冬季河水小，流速低，便于截流筑坝。石块场地距河面施工现场100多米远。我们通讯组的人和公社党委书记刘忠都加入了运石行列。人们挑起担子一路小跑。虽是数九寒天，但人人身上热气腾腾，个个精神饱满。很快，几个大条笼都装满了石块。接下来的工作是把河面的冰层沿河流的横向炸开一个大缺口，然后把装满石块的条笼推入河中，形成一道坝，把上游的水截断，以便在坝下挖基础施工。营长命令三连长带领六名民兵负责打冰眼爆破。河面宽50余米，需要打六个冰眼。很快六个冰眼就打好了。公社党委书记刘忠让大家都退离现场。待人们退到安全地带后，营长下令爆破开始。只见六名民兵手持炸药瓶（自制的爆破装置）匍匐前进来到各自的冰眼前。连长命令：“点火——投弹！”　爆破手动作敏捷，六个炸药瓶同时投入各个冰眼。紧接着，六名民兵战士一路就地十八滚，滚到了河崖下。随后，轰轰的爆炸声在冰层下响起，根根水柱夹着冰块冲天而起。河上的冰面顿时出现一道与河面等宽，纵向十余米的大缺口。“爆破成功了！”　人们欢呼着涌向河岸。接下来是向河里放条笼。人们喊着一、二、三的口号推动条笼缓缓向冰的缺口移动。随着“砰”地一声响，第一个条龙落入水中。但意外发生了。因为冰层下的水流仍然喘急，所以条龙一下水便被水冲走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在河底打一排桩子，才能阻止条笼被冲走。人们立即准备好了若干木桩和几把大铁锤。只见党委书记刘忠脱去棉衣和棉裤，喊了声：“共[chan*]党员、共青团员跟我上！”　便扑通一声跳到了齐腰深的冰水中。紧接着，营长、连长、排长、党员、团员们纷纷跳下水。岸上的人们急忙递上木桩拿起大铁锤迅速地打起桩来。我和通讯组的同志与几名民兵快速地收集干柴点了一堆火。水中的人们，有的实在顶不住了，就上来烤烤火，然后又跳入水中。经过40多分钟的人与冰水的搏斗，几十只木桩牢牢地立在了河里。水中的12名勇士各个冻得浑身发紫。关键时刻，是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截流战斗胜利结束了，保证了建设工期。我将这一动人场面写了篇报道，刊登在黑龙江日报农村版上并被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三次。

1972年春，我被调到庆安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调研组工作。那时县委还没有恢复。我跟随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后来是县委书记）马逢春去久胜公社长胜大队蹲点。那是一个后进村。马逢春住在大队所在地的三队。我领着农业局干部杨青在四队。那时农村没有机械化，一切农活全靠人力。各队的畜力弱，冬季积攒的粪肥无法送到地里。马逢春就在三队召开了现场会，要求各小队用人挑、人抬、人拉车的办法必须把粪肥全部送到地里。他率先垂范，挑起200多斤重的粪筐向4华里以外的农田走去。在他的带领下，工作队员们和农民们挑的挑，抬的抬，拉车的拉车，一直干了十几天，把全部粪肥送到了田地里。而这十几天，马逢春一直挑他那个200多斤重的担子，谁也换不下来，每天往返二十几趟。社员给他起了个绰号：“马大干”。春耕开始前，该翻稻田地了（那时没有秋翻技术），没有畜力，就用人刨。把四股叉绑成镐头状，用来刨地。但稻田只能先放水泡软才好刨。而泡过的田穿靴子是拔不动脚的，必须得光脚下地。北方四月份的水是何等的刺骨凉呀！他硬是带领社员在冷水中泡了十几天，把全部稻田翻了一遍。这年夏天，连降几天暴雨，河水猛涨。村头的防洪大坝被洪水冲开了两米多宽的口子。如果大坝被冲垮，不但村民的生命、住房、财产不保，连坝下的3000亩耕地也将毁于一旦。在这紧急关头，马逢春立即给县水利局长打电话催要防洪物资。然后带领社员和工作队员直奔防洪大坝。在大坝决口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决口处打桩压沙袋才能制止决堤。马逢春第一个跳入没胸深的激流中去打桩。工作队员和社员们也陆续跳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缺口终于堵住了。但马逢春的身子却冻得青紫。

这一年，在马逢春的带领下，全大队社员大干加巧干，取得了特大丰收，当年跃入全县先进村行列。

1973年，县委恢复后，我被分配到县委办公室当秘书。那时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已经精简到一百多人。而且实行“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下基层蹲点，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在家干业务。实行轮换制。这一年轮到我在家抓业务。但留在机关的人也得每周参加两天体力劳动。我们在县委机关大院里的道路两旁栽了几行松树，每天浇水除草。又在办公室后院搞了个小开荒，种植了油菜。到了夏季，绿油油的菜茎，黄黄的花，非常好看。真是“遍地黄花分外香”呀！我们去过食品加工厂包装糖果；去过建筑工地起钉子、摞合子版。总之，每周两天劳动必须干，业务还不能耽误。有时业务多了，就自觉加夜班。但是大家都心情舒畅，摽着劲地干。

1974年，轮到我搞调研。我当时负责县委简报工作　，每周出刊一期　。这年，办公室主任安排我跟县委马逢春书记跑面。这样便于及时发现下边的经验和问题，也便于把马书记的想法和指示及时用简报传递给各级领导。夏季，我随马书记乘212型北京吉普车一路颠簸，来到新胜公社检查工作。马书记顺便要找在这里蹲点的组织部部长栾彬彪商量工作。五十多岁的栾彬彪这时正带领二、三线妇女在南山地薅谷子。我们来到地头，我下车去叫栾部长。走到地中间，在一大群人中找到了栾部长，我告诉他马书记在地头等他，他起身向吉普车走去。我猜想他们可能研究干部问题，所以就没跟回去，而是接过栾部长的垄继续薅草。我猫腰薅了几分钟，便腰疼、头晕、眼发花。于是我就蹲下来薅。不多时我的腿就酸痛起来。在我左边垄上的组织部秘书（后来当了组织部长）关成友对我说：“你那样不行，得像我一样，坐下薅。”　我只好像他那样坐在垄沟里，薅几下草向前挪一下。我问关成友：“跟部长蹲点累不累？”他说：“别提了，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早晨三点钟必须起床。夏天起床先到地里转一圈儿再回村吃饭，冬天起床后拿上粪筐粪铲先拣一圈粪再去吃饭。天天跟老百姓一样干活！也好啊，是个锻炼。”

乡里、县里干部的作风是这样，那么省里的干部作风怎样呢？

记得有一年夏天，时任黑龙江省的省长邵奇惠带领几名工作人员下来“微服私访”。早晨他们乘小汽车来到了庆安县城，在几条街道上转了转。发现有一处室外公共厕所又破又脏。粪便尿水满了没人掏，顺着厕所门向外流了一地，根本无法入内。他们又来到一家国营饭店，要了一盘带鱼。结帐时饭店竟向其要了20元。超过当时正常价的两倍还多。邵省长感到庆安的民生工作差距很大，随后让随行人员写了简报发到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当即要求庆安县委、县政府对环境卫生、物价等民生工作进行认真自查，并写出整改意见。邵省长离庆后又到了铁力县境内的某林业局。假扮成黑龙江日报社记者。午间，林业局设宴款待这几位“记者”。作陪的是林业局党委宣传部的一位女部长。席间，女部长向“记者”们敬酒，“记者”们都说不会喝。女部长无奈地说：“其实我也不爱喝酒，每天都得陪几桌客人，把我也喝坏了。可是不喝吧，感情上又通不过。”这个林业局的大吃大喝风照样被全省通报。我相信，如果邵省长提前打了招呼，必然是一副警车开道，戒备森严，地方官倾巢迎送的壮观场面。也就根本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了。

1975年我被派到建民乡银河大队蹲点。全大队来了十几名县里的工作队员。每个小队两名。在队员配备上是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格局。既经常下乡有经验的老同志带领首次下乡的后备干部。而后备干部中有一些是年轻的女同志。这次到银河大队的就有三名女同志。我被分配到第二生产队，和我在一起的是商业系统某商店的梁秋香同志。梁秋香虽说是第一次接触农村工作，但性格开朗，虚心好学，工作积极上进，肯动脑筋，善于联系群众。在工作上，我们有分有合。组织社员集体学习、召开队委会研究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以及重大事项时共同参与。在组织生产方面，我负责一线男女劳力，随一线行动。她负责二三线妇女，随二三线行动。

一线的劳动是很辛苦的，早晨三点钟起床，到地里干一气活（约两小时）再回屯吃早饭，然后再下地。我住在单身汉郑大爷家，他已经60多岁，非劳动力，所以不需要起早。我年轻贪睡，担心早晨起来晚了，每晚都不敢睡实。一次，我一觉醒来，发现外面天空已发白，因为没有手表，估计已是三点多钟了。立马穿好衣服往生产队办公室跑。跑到那里，见一个人也没有。更夫兼饲养员问我：“怎么还没睡呀？”　我答：“天不是亮了吗，我起来了。”　饲养员哈哈大笑说：“你看看才几点钟？”，说着指了指墙上的挂钟。我一看，可不才十二点十分嘛。原来是皓月当空。这之后，我便去供销社花五元钱买了一块小闹钟（月工资37元，买不起手表）。每晚把闹钟定在次日2点40分。这下就可以放心地睡觉了。

梁秋香分工是负责二三线妇女。二三线妇女早饭前是不用下地干活的，因为她们还要做早饭。晚上收工也提前一小时。可是梁秋香在每天一线敲钟时都到生产队并跟一线劳动力去地里干一气活。早饭后再带领二三线妇女一起下地干活。冬季，用人拉爬犁往地里送粪。梁秋香也自拉一个小爬犁跟社员一样干。手脚冻出了冻疮也毫不在乎。她善于做妇女工作。邻里妇女间闹了矛盾、夫妻间吵了架，都愿找她来诉说。通过她耐心细致地劝解，都消除了隔阂，言归于好。群众非常信任她。她大方、开朗、活泼、亲和的性格博得了许多女同胞的拥戴。很多女社员都和她成了好朋友。她和群众的关系最密切。她还组织青年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文艺节目，定期为社员们演出。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那时工作队下乡都吃派饭、吃百家门，一户一天，一天一结账。粗粮每顿一角钱，细粮一角五分钱。每天一斤粮票（我当时的月定量是28斤粮，每月还得剥削家人2-3斤）。每晚饭后向老百姓交钱和粮票时都得费些口舌，因为老百姓不收。记得有一次，轮到张大娘家吃饭。晚饭后，张大娘死活不收钱、票。他说：“孩子，你们为了我们多打粮食、过好日子，一两个月回不了一趟家，天天干活还不要工分。净给我们办好事了，吃顿饭还不应该吗？两个月才轮到我家吃一天饭，这钱、票我说啥也不能要！”　我对老百姓的真挚感情非常感激，就说：“大娘，这是我们的纪律，钱、票本来就不多。您老既然疼爱我们，总不能看着我们违反群众纪律犯错误吧？我们要真犯了错误挨批评，您老心里一定会难过，您说是吧？还是收下吧！”老人无奈只好收了钱、票，但两眼已经充满了泪水，喃喃地说：“多好的孩子，多好的干部呀！”　为了避免老百姓的推让，这以后我们每晚付钱、票时都是偷偷的放在炕桌下或煤油灯底下（那时农村没电灯）。

那年代，物资短缺。生产队用的煤、化肥，社员家用的大缸、炉筒子等都很难买。我们就利用假日回城之机帮助购买。我在县委办，牌子亮，可以去找商业局长、找生资公司经理。梁秋香是商业系统的，有近水楼台之便利。为生产队和社员解决了一些生产、生活困难。今天看起来，这也是走后门，是不正之风。但这种不正之风是为老百姓利益，自己没有半点好处。我看刮点风也值得。

我学过机械，爱好电子，在中学时代就是无线电小组成员。所以修个挂钟闹表、收音机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社员们知道以后都纷纷来找我。我就利用午饭后或晚间给他们修好，不影响他们使用。老百姓非常感激。

李大娘20岁的儿子患了骨结核。经多家大医院多年医治，已被医院判了“死刑”，卧床一年多了，在家等死，骨瘦如柴。我发现后，用我收藏的秘方很快把他治愈并能参加集体劳动了。我分文不取。

在银河蹲点的一年中，我们与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干群关系十分密切。当年夺得了农业大丰收。扣除口粮款，每户社员都比往年多领了2000多元。在我们胜利完成任务撤回县城时，全村男女老少几百人自发前来欢送。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了三里多地。我们几次停下来劝他们回去，他们都不肯。几位老大娘眼含热泪。李大娘拉住我的手说：“孩子，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好收成。你们给我们办了那么多好事，还救了我儿子一条命，真是我们的亲人哪！我们舍不得让你们走哇！”说得我心里热浪直滚。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呀！只要你真心为他们干点好事，他们是不会忘记的。由于梁秋香的优秀表现和群众的良好反映，后来被组织部破格提拔。

1976年，全县掀起了工业学大热潮，我被派到二轻局的第一农具厂蹲点。一同进厂的有农业局局长姜志一、二轻局干部崔凤华、畜牧局干部魏景华。姜志一是局长，工作能力自不必多说。崔凤华、魏景华虽然是女同志，但都是出类拔萃、拿得起放得下的干部。特别是崔凤华，思维敏捷、考虑问题周到、工作细腻，有很好的文字功夫和表达能力。白天，我们到各车间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晚上下班前组织全厂职工学习大庆经验。在车间干活期间，姜志一拿起锉刀帮助加工一个工件，虽然经过工人师傅的再三指点，也还是不得要领。这时我拿起锉刀，用坐钳卡好工件，拉开架势错了起来。几位工人师傅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有一位说：“董秘书干得蛮带劲呢！”我告诉他们，我以前学过钳工。崔凤华和魏景华不会技术只能搬运工件。弄得满身满手都是油污。还弄了个大花脸。

为了扩大生产，厂里新盖了一个车间。这个车间虽说是单层结构，却有二层楼那么高。在浇筑楼板时，由于那时没有龙门吊或塔吊设备，只能是搭跳板，用人工把混凝土挑上去。我们工作队的人责无旁贷的也要参加战斗。50岁的姜志一第一个挑起混凝土桶踏上了跳板。工人们也接二连三地挑桶上跳。本来分工让女同志在下边装桶，可是崔凤华却和男同志一样，挑桶运料而且走得飞快。我挑起了一副混凝土桶，呵，足有六、七十斤重。晃晃悠悠的走到跳板前，心里就发了慌。踏上挑板之后，就感到整个跳板都在摇晃，生怕摔下去。因此走的速度很慢，还得不时地给来往如飞的人们让路。四节跳板总长20多米，我已经记不得走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才算到了楼顶。看见其他同志生龙活虎的样子，自己的胆子逐渐壮了起来。这时，崔凤华又偏偏提出要和我比赛，看谁挑得多，跑得快。我虽然心里打怵，却也不能输给一个女同志。说也奇怪，胆子放开以后，竟觉得跳板与平地差不多了。也敢行走如飞了。浇筑楼板的活，中间是不能停止的。虽然已经到了晚上下班的时间，还得坚持干，真是又饿又累。可是看见其他干部、工人还都精神抖擞地在忙活，自己也只好忍饥挨饿跟着干。

厂里有几个违纪青年，是厂里的刺头，颇让厂长头疼。一天，我把他们分头找来个别谈话。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入手，逐渐转入正题。既征求了他们对厂长的意见，又指出了他们的缺点毛病。最后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从现在做起，成为一个好青年。谈心进行得很顺利，气氛也非常融洽。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以前我没把你们当回事，认为你们就会写点字。通过这些日子观察，我重新认识你们了。你们是能文能武。咱工人能干的，你们也能干，咱工人干不了的，你们还能干。你句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服了。今后看我的行动吧。”后来他成了厂里的劳动模范。通过这件事我也感受到，干部只要放下架子，和群众以朋友相处，群众就会尊重你，相信你。

上述这些大小干部们，给我树立了榜样，是我心中的偶像。

几年后，我被派到县技术监督局任局长。那时的技术监督局困难重重。平房式的办公室失修漏雨，院子没院墙，院内放啥啥丢。职工干部闲散在家不上班，外债累累。面对如此局面，我先把职工干部召集来开了个收心会。然后跑省局去汇报化缘。省局给了一万元钱。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在维修办公室和修筑围墙时，干部职工都是力工。挖基础时我和其他干部工人一样分段挖土。自己这段挖完了，还帮助别人挖。在做水撼砂的时候，我把靴子脱给了没带靴子的同志，自己赤脚跳入冰冷的水中去干活。我这一举动感动了全体干部工人，他们也纷纷跳下去，保证了撼砂质量。年末全省行业会议上庆安局受到了表扬。省局财务处长说：“一万元钱,庆安局干了四件事，维修了办公室、修了一圈围墙、建立了化验室开展了冷饮检查工作、修好了一台汽车能拉仪器下乡检定了。而有的县，给了十万元钱，却没看见干什么。”　在省局的支持下，庆安县是全省第一个在商贸流通领域开展了计量信得过活动的；是全国第三个实行全体着装执法的；是全省第一个实现规范化执法管理的。黑龙江省连续多年在庆安召开现场会推广庆安经验。庆安局不仅还清了外债，职工福利待遇也逐年提高。过去连工资都开不出，如今光年末奖金就比全年工资还多。哪个干部、职工生活上有困难，我千方百计给予照顾。在技术监督局的八年中，要求群众做到的，我自己首先做到；不让群众办的事，我自己首先不办。每年春节的除夕晚，我都安排自己值班而让同志们回家与家人团聚。我的心中只有奉献，没有索取。

这都是那些优秀的大小干部们给我做出了榜样，我只是跟着学、跟着做而已。

这些优秀的干部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事迹谱写了共[chan*]党员、人民干部的光辉篇章。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群众利益为己任；他们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光荣，视凭权谋私为可耻，家人和亲友无法沾光。这样的干部怎能不让人怀念，这样的作风怎能不让人留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