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二）

——析宝玉“痴”与狂人“狂”

鲁迅创造“狂人”形象时，中国已经历了辛亥革命，封建帝制已被推翻；之后又发生了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高[chao]正在兴起，这给鲁迅以极大鼓舞和启发，所以“狂人”形象一出现就成了一个在封建礼教迫害下的觉醒者，一个渴望拯救一代的叛逆者。鲁迅呼喊“救救孩子”、对下一代、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关切，正体现出他那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笔者认为，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存于某个历史过程的人，必须同以前各代积蓄起来的创作经验和方法发生交往，实现对象化的转换，曹雪芹是这样，鲁迅也是这样，他们的“独特性”，正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曹雪芹没有走“满纸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的旧路子，而是着眼于“令世人换新眼目”，鲁迅笔下的“狂人”，虽受过果戈理“狂人”的影响，借鉴过尼采的思想，但“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正因为他们能在传统与创新两极间，孜孜不倦的寻求、探索最佳途径，所以这一对“痴人”、“狂人”才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创作活动的美学价值。

“痴狂”的真正涵义是什么？曹雪芹、鲁迅以人物的“痴”、“狂”，来烘托时代的痴狂这一深层涵义必须看到并挖掘出来。可以说贾宝玉和“狂人”的背景，正是痴狂最深的涵义——时代之痴狂——这也正是人物痴狂的基础。贾宝玉和“狂人”尽管时代不同，但他们始终都处于新与旧、善与恶两股思潮冲击之中，正是基于这种冲击及由此带来的不平衡，才使他们敢于在痴狂的时代中不顾一切的去追求爱情、自由、人格。曹氏、周氏正是借这狂热的情欲来反抗封建社会和礼教的，而不是为痴狂而痴狂、为情欲而情欲。“痴”的背后隐藏着“真”，“狂”的背后隐藏着“善”，他们是真善美的典型。可以说：“作家愈伟大，那么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对时代的性格依赖也就愈密切、愈明显。”(普列汉诺夫：《评兰松的＜法国文学史＞》)贾宝玉尊重“女儿们”的“人”的价值，喜欢和他们亲近这一特殊性格，世俗之见都称之为“情痴”、“情种”，我们必须要有分析地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像一切个性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样，在宝玉这性格特征里也交织着时代的、社会的复杂内因。由于他生长在“富贵温柔之乡”，珠围翠绕之中，在姐妹丫环群中生活、长大，不可避免地感染上许多女性的习气和“爱红”脾气，烙印上贵族公子衣服快绿式的情调和阶级惰性，使他失去对现实环境攻击的这样一种锐气，正如哥德所说，缺乏男子汉的那种秉性和气魄。再加上长期限制在肮赃腐朽的贵族之家里，所见又多是一些丑恶庸俗的“须眉浊物”、“国贼禄鬼”，不由得产生对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对女孩儿特殊亲热和尊重的感情，这深刻而又曲折地反映出宝玉对中国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某种不满和反抗。我们说贾宝玉带有反封建主义的叛逆性，但是需要获得不断的刺激和推动，而现实生活正是给了他这样的教育：金钏、睛雯之死，使他具体感受到了封建主义的血腥残酷，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贵族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宝玉挨打，加深了父子之间、封建统治阶级正统派与地主阶级叛逆者之间的矛盾。抄捡大观园，突出了母子矛盾，使争权夺利公开化。林黛玉之死，激化了奶孙矛盾，使宝玉对现实环境更为不满。探春远嫁，贾家被抄，逼试应考，最后终于斩断了这个贵族公子与封建家庭的千丝万缕联系，悬崖撒手——出家为僧。这虽是曹雪芹的局限，没给封建社会带来什么损失，但这只不过是由极端热爱人生变为极端感伤的一副精神麻醉剂而已。我们前面说过这是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试问在“富贵温柔之乡”如何产生民主主义思想？我们历史地、辩证地看，会发现贾宝玉生活在两个极端矛盾对立的世界里，一个是污浊赃臭的世俗男子世界，一个是“极清爽”、“极净洁”的“上等女孩”“王国”(即大观园)，可以说“怡红院”就是一个没有主奴之界，不讲封建规矩的自由天地，这是“一个和罪恶腐败的统治势力鲜明对照着的女孩子们的世界。”(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较少受到外界恶习的感染，并给宝玉许多好的影响。贾宝玉虽生长在统治阶级家庭里，但自幼并未受到封建统治势力的正常教育，老祖宗贾母的溺爱，把宝玉娇惯成无人敢管，使贾政对宝玉的严格封建管教，不得不在封建礼教“孝道”面前服顺松弛下来。宝玉生活环境是一个禁锢人性、毁灭人性的“吃人”天地，他面对痛苦的现实，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曾煞费苦心的探寻过，他除整日价杂学旁收以外，还学着盘禅悟道，跑到《庄子》里去找对人生问题的解答，并企图用庄子的自然本性来反抗封建正统思想压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束缚，但都无济于世，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精神上的出路。实际上在十八世纪，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条件下，还没有提供一套新的对付封建主义的体系和新的生活出路，作为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宝玉，就更难在这方面有所寻获了。纵观贾宝玉的爱情理想、生活追求、思维方式，以及他反封建的足迹，在《红楼梦》以前还不曾见到，这个形象是以一种新鲜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从“以情反理”的角度看，这种“新的”东西，只能是一种微微觉醒的，还显得睡意朦胧的意识，所以说贾宝玉是一个处于僵生未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叛逆中有保留，在反抗中有痛苦，反映出僵生未死的封建社会历史的某些本质。　

鲁迅也曾以“狂人”的形象，对这“新的”东西作过探寻，但也没有找到好的出路。最后只能让狂人“赴某地候补”，等待做官。当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曾回顾这段历史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察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新的’社会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正因为鲁迅在写《狂人日记》时对这“新的”尚认识不清，把握不准，他所创造的“狂人”形象，才似狂非狂，模棱两可，令人捉摸不定，难解难释。有些文章曾从创作方法上进行过探讨；过多论证这篇作品到底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但答案不能令人满意。再加上一些将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混为一谈，更是纠缠不休。可以说此“公案”自20年代起，一直延续至今。其实这二者不是一码事：创作方法，指的是原则问题；表现手法则是具体手段。前者是指作家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的观察、提炼、综合、概括，然后运用形象思维来塑造艺术形象，这是反映生活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后者指的是在塑造艺术形象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手法。如《红楼梦》所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表现手法上，常常将歌颂与批判、肯定与否定两相对立、彼此映照。“作者所采取的这种从批判反面来歌颂正面，或从否定世俗来肯定反世俗的态度和描写手法，在全书里面是一贯的。”（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以上是容易被人理解，基本无争议的。

对于《狂人日记》则不然了，由于这一问题不属本文论及范围，我们只好回避了。为拨开神秘之雾，窥见到“狂人”的“庐山真面目”，我们还是从表现手法入手为好。“狂人”是象征形象，这是大家所能接受的；本文用了象征手法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我们可以说环境、人物、语言都带有象征意义，请看“狂人”眼中的月光、赵家的狗、街上打儿子的女人、大哥、看脉的老头子、一碗张着嘴的蒸鱼……这扑朔迷离的世界，就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而“狂人”眼中所见的生活环境及社会环境，与其说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存在，毋宁说是封建社会的象征。文中所说的“吃人”，只不过是一种形象比喻，它是对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当时社会，以及一切反动统治者、剥削者的本性的深刻认识和对封建社会本性的高度概括。鲁迅在完成这部作品后曾给许寿裳写信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这“吃人”就是指封建家族和封建礼教赤luo裸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还可以这样看，“狂人”形象是虚构出来的最理想化的人物，也是一种象征，是反封建、反礼教的精神界战士，“是五四时代鲁迅式的反封建战士”，“正是不断探索前行的发展中的新人形象。”(张硕城：《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总之，鲁迅是以“狂人”发狂的形式来戳穿封建家长制和礼教的面皮，揭示“吃人”本质。“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鲁迅：《〈黯淡的烟雾里〉译者附记》)因此“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现实主义构成了小说的骨架和血肉，象征方法构成了小说的灵魂。”(严家炎：《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可以说“疯子是假象，战士是实质。”(公兰谷：《论〈狂人日记〉》)疯子和战士主要是用象征性与现实性结合在一起，并且象征与现实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互相依存而又各自独立。鲁迅的象征性很类似布莱希特那着力于挖掘生活哲理，使象征性与现实性若即若离；但又不同于契柯夫的现实主义象征，以及梅特林克的神秘主义象征。契柯夫往往潜藏在故事的自然性叙述和真实生活描绘之中，不易发现，梅特林克的象征与现实则是截然分开的，生活本身无意义。其实“象征在本质上是双关的或摸棱两可的。”(黑格尔：《美学》第２卷)所说“狂人”既象征迫害者，又象征着反封建战士、反封建思想，它是用“疯狂”来把二者连在一起的。“狂人是直接呈现于感性关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我们一般是不从“外在事物”的自身来观其意义的，“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普遍的意义来看。”而这“普遍意义本身占了统治地位，凌驾于起说明作用的形象上”。（同前）这样“狂人”就只起符号作用了。基于这样的认识，那假想的具体人物——“狂人”，所说明的普遍意义，自然就是反封建、反礼教的了。从这一点看“狂人”与贾宝玉是完全一致的。

作品里的人物既是思维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当然就有不同的认知。两个人物的共性，可以存大同，去小异。有人说，“文学阅读很像一块魔方，每一透礻见只让你看到它的一种或几种面相”，这话是对的、有道理。尽管我们从两个主人公的“痴狂”表现，看到了人性的复归、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等问题，并读出了一些对伦理、爱情、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的新思考，但它们仍然是立体形象中的一个或几个面相，而不是全部。事实说明要想一下子看到全部那是不可能的，否则，“诗无达诂”的论点就不复存在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