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诗词里，我们有时会看到这种情况：从人之常情和事物的常理来说，它是违反人情也悖于事理的。可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深入体会此境、此情、此人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为他或她想一想，就会觉得虽“无理”却有情，比按生活的常情和事物的常理，直观地描述出来，更激动人心，艺术效果也更强烈。清代的词论家贺裳称这是“无理而妙”。　

贺裳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李益的诗：“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江南曲》)一是张先词的结句：“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丛花令】)

李诗写的是一位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她日日伫望江头，而归期常误，失望至极，便说出了决绝的话。弄潮的年轻人知道潮水的涨落有定时，那么，他去弄潮也就有定时，早知如此，不如嫁给这样的人，就不会常误归期了。她的爱很深，可是却得不到爱情，不禁由爱生恨，说出了看似无情，实是有情，看似无理，实是有理(从人的心境说)的话。正因为这样，她那颗焦急怨苦而又无人告语的火热的心，才真切地呈露出来。　

张先的词，写一位闺中人送别以后，“伤高怀远”，痴情地直望到黄昏，而“斜月帘栊”，夜，静悄悄地降临了。这时，她更感到孤独冷清，于是：沉恨细思，觉得自己不如桃杏花，可以“嫁”给东风，得到抚爱。据说欧阳修很推重这几句，张先往谒，他“倒屣迎之”，称张先为“桃介嫁‘东风’郎中”。吴乔《围炉诗话》引贺裳的话说：“严沧浪谓诗有别趣，不关于理，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而吴乔则认为：“大抵赋须近理，比即不然，兴更不然。”在这里，李诗张词正是通过奇特的联想和比喻，从无理却有情这一矛盾中，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灵，而这“于理多一曲折”正是一种必要的独特的艺术手段。　

人到感情激越的时候，常牵情于物，说出“无理”的话来。“江南二月试罗衣，春尽燕山雪尚飞。应是子规啼不到，故乡虽好不思归。”(周在《闺怨》)江南春早，二月已试罗衣，燕山春迟，尚在飞雪。故乡春好，但人不思归，为什么呢？“应是子规啼不到”，却责怪起子规鸟“不如归去”的啼声不到征人的耳边！这不是为征人开脱么？可是，却深刻地透礻见出这位闺中人善良、温顺的性格和如水的柔情。同是无理而有情，与那位“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商人妇比较，她是别一种妇女典型。

苏轼中秋夜怀念弟弟子由的词说：“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水调歌头】)月亮的圆缺，是亘古以来不变的自然现象，但苏轼却责怪月亮：你如果没有恨，为什么偏偏在人家离别的时候圆呢？这问得似乎古怪，毫无道理，但是“无理有情”，表达出了诗人怀子由之情深。

诗词的意境、章法、结构常有它独特的地方，有时也不可以常理常情求之。秦观的“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有人赞好，黄山谷却说：“既云‘斜阳’，又云‘暮’，则重出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诗眼》)这种说法受到许多人的非议。王楙说：“此句读之，于理无碍。谢庄诗曰：‘夕天际晚气，轻霞澄暮阴’。一联之中，三见晚意，尤为重叠。梁元帝诗：‘斜景落高舂’。既言‘斜景’，复言‘高舂’，岂不为赘？古人为诗，正不如是之泥。”(《野客丛书》卷二十)王直方说：“愚谓此亦何害而病重也。李太白诗：‘睠彼落日暮’，即‘斜阳暮’也。刘禹锡：‘乌衣巷口夕阳斜’，杜工部：‘山木苍苍落日曛’，皆此意。别如韩文公《纪梦诗》：‘中有一人壮未少’，《石鼓歌》：‘安置妥帖平不颇’之类尤多，岂可亦谓之重耶！”(《词林纪事》卷六引《王直方诗话》)杨慎说：“见斜阳而知日暮，非复也。犹韦应物诗：‘须臾风暖朝日暾’。既曰‘朝日’，又曰‘暾’，当亦为宋人所讥矣‘此非知诗者。古诗：‘明月皎夜光’，‘明’‘皎’‘光’非复乎。李商隐诗，‘日向花间留返照’皆然。”(《词品》卷之三)此外还有人指出，苏轼有“回首斜阳暮”，周美成有“雁背夕阳红欲暮”，等等。为什么知名的文学家如黄山谷会提出“重出”的指责呢？看来正是由于他忽视了诗的特殊构造，以常情常理要求诗，来定诗的优劣。而忽视了诗的特殊构造，“此非知诗者”也。

夸张，是古典诗词的一种重要的、独特的表现手法。说它重要，是因为诗不能没有夺张(当然并不是说每首诗都用它)；说它独特，是因为它在诗中具有特殊的功用。诗里面如果没有夸张，那么“白发三千丈”(《秋浦耿》十五)，“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人们会说李白在讲疯话，“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风入松】)，人们会说吴文英词中的主人公害了神经病，“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没有孙悟空去借芭蕉扇，那就只好热死了。　

不过，对于诗词中一些看似无理而却近情的夸张写法，也有人从纯科学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如对杜甫《古柏行》中咏孔明庙前古柏的两句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代的大科学家沈括认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病也。”(《梦溪笔谈，)黄朝英反驳说：“存中(沈括)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两手大指相合为一围，则是二小尺，即径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宜矣，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可惜黄朝英也用纯科学的计算法来衡量诗，用生活的真实来印证诗的真实性。这样，即令合于自然科学，却不合于诗的“科学”。所以后人纷纷指出他们的错误看法。有的说：“四十围二千尺者，姑言大且高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校之，则过矣；“四十围二千尺，皆假象为词，非有故实。”(《唐宋诗举要》卷二引)有的说：“……此乃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高大也。”(仇兆整《杜少陵详注》引范元实语)有的说，“诗意其翠色苍然，仰视高远，有至二千尺而几于参天也。”(钱谦益《钱注杜诗》引《遯斋闲览》)即使杜甫这两句诗证之于生活，证之于科学，可能无理，但是它有情。它是用来象征孔明的人格，表现出诗人的景仰，艺术效果强烈。明智的读者谁会责怪它“无理”呢!　

用生活的真实，或用自然科学的道理评价诗，因而把诗读错，不能领会其真意的例子，颇不少见。比如，“自闻秋雨声，不种芭蕉树”，虽不是佳作，有的人却无理指责说：“芭蕉何能称树？”(见王士稹《居易录》)又如“柳塘春*漫，花坞夕阳迟”(严维《酬刘员外见寄》)，是说翠柳摇曳在春*上，夕阳照在似锦的花坞里。春*弥漫，波光潋滟，再衬以翠柳垂拂，这种境界确是很美的。难怪梅圣俞赞赏说，“天容时态，融和骀荡”，是“意新语工”的佳作(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可是也有人指责说：“夕阳迟，则系花；春*漫，何须柳？”(刘攽《中山诗话》)意思是说，夕阳迟迟下落，好像对花坞留恋似的，反映出作者爱时惜花的心情，是可以的。但说春*漫出堤岸，那与柳何干呢？薛雪驳得好：“此俗子见解。”(见《一瓢诗话》)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亦不例外。但诗有它反映生活的独特手段，而重要的一点是：“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里所说的“志”，也就是“情”或“情意”，与白居易的话近似；“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采诗以补察时政》)就是说，诗是由于诗人“感于事”，情绪激扬，而“形于言”即写成了诗。苏轼称孟郊的诗是：“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东野诗》)李清照说：“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失题》)袁枚说：“诗如鼓琴，声声见心。”(《续诗品·斋心》)对于诗来说，感情是至关重要的。有的诗虽看似无理，但是有情，而读者也往往忘掉它的“无理”，记住了它的“有情”；何况表面看似“无理”的诗，从诗的欣赏角度看，正是“无理而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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