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我们平平淡淡的五十年，就这样走过来了。

龙年不顺，春节前老伴的的身体还好好的，初一晚上突然发病，腹背疼痛，经医院诊治，服药治疗，稍有缓解。在家服药卧床休息，低烧不止。老伴有个脾气，一般小病不愿吃药打针，认为挺一下就过来了。这次，挺了二十八天，高烧不止，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全身抽筋性疼痛，身上掉了十斤肉。看来老伴挺不住了，靠自己的力量挺不过去了，要求入院治疗。我们直接赶到蚌埠123医院，挂急诊入院检查。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胆囊有结石。需要动手术。医生说，75岁高龄，因为身体差，各个器官都很脆弱，手术风险太大，只能保守治疗。等退烧消炎后再说。这时才体会到老伴真的老了，我们都老了。严酷的冬天到了。相伴的时间屈指可数了。想到这里心里酸酸的，我紧紧地抓住老伴粗糙的老手，老伴也紧紧地扣住我的手，我们的手第一次握得这么紧，都用心说话，我们永远不分开。第一次体会到平淡的老夫老妻这么珍贵。

说起来，我们的夫妻一路走来，太平淡了。五十年前，我们的婚姻经媒人介绍，约定在县城郊外马路上见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女孩子单独见面，心理还真的有些紧张，手都不知怎么摆。晚上天也黑，看不清女孩子脸长的什么模样。只能从轮廓上看到面前站着一位女孩子，中等个，短头发，不胖不廋。大大方方，不错。互相表了态，愿意做朋友。不超过10钟，手都没有握就结束了。我们都是小学教师，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跨过了大跃进，“瓜菜代”、“小秋收”、“浮肿病”，度过了灾难的六零年。

1961年国庆节，我们都是大龄青年了。领了结婚证，凭结婚证买了二斤小糖，发给贺喜的亲朋好友。一间小草屋作为洞房，旧耙光床，我们两个人的两床旧被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新婚的全部家当，新婚穷凑活，一共花了十块钱。不是我说“穷光荣”，那时，没有地主资本家，青年婚礼差不多都是这样。

我六岁，父亲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乱中病逝。母亲在我刚毕业时患急病离我而去，我是标准的无产者，孤家寡人。而老伴嫁给我，就是嫁给一个全裸人。婚前带着年轻的女朋友回到淮北平原老家考察，看看可有私家财产，可有个人不好对人言的隐私（老婆）。考察结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27岁了，光棍一条。我对她说，解放前，我是要饭的小孩，一间茅草屋也倒了，临时住在人家的磨房里　，在庄子里穷得出了名，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还有哪个媒人会上门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到淮北老家考察以后，毅然决然地决定嫁给我这个穷光蛋。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我对她说：“你要是嫁给有钱人家，全副武装，全新的家。婚后过着富裕的名副其实的新娘新生活；嫁给我，茅草屋，破床、旧被，跟逃荒要饭的差不多。太吃亏了。她说“我家也很穷，我们在一起谁都不吃亏。”

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以后。我因为给上级写了三封信（反应农村农民生活问题。建议不要取消农村分田到户的“责任田”）被打成“三反分子”，关了起来。我对老伴说。我们离婚吧。我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你带着孩子另立门户吧。老伴说，我相信你不是反革命。文革期间，造反派天天勒令我这个三反分子写检查，接受批判。老伴作为保皇狗也天天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有时被造反派以“保皇狗”的身份被赶出会场。但老伴也毫无怨言。我被关压期间，两岁的次子患大脑炎，老伴一人在医院护理一个月，抱回了大脑痴呆，半身残废的儿子回到了家。我们护理残废儿整整48年。

老伴拉着我的手，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父亲被抓去做苦力，父亲不堪忍受残酷的折磨，投井自尽。母亲逃跑时，拖着三个孩子，实在没有办法，把不到周岁的我丢到被日本鬼子炸毁的墙框里。三天后，被好心人发现，但身上已被各种蚂蚁、蚊、虫咬得遍体鳞伤，只有一口气。好心人把我送到天主教堂，母亲发现了我，已经高烧不止，昏迷不省人事。难民营里没有医药，只有一口水，一口饭，慢慢地把我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多少艰难险阻都闯过来了。

我说：“老了，我更需要你，因为我们还有个48岁脑残儿，他生活不能自理，要抚养。你住院期间，我一个人料理儿子的生活很难，如果没有你，看来我很难坚持下去。你能回来，坐在家里出出嘴，当当参谋我也心安。”

老伴，老伴，有个老伴，就有了完整的家。老年朋友，你们可知道，有了老伴，就有了家，什么都能办；没有老伴，什么都不好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