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兮,中国建筑
笔者日前通过央视“面对面”访谈节目获悉,现年49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王澍先生正式获得2012年第三十四届普里兹克建筑学奖,感到特别兴奋和惊喜。何以会有如此感受?
一是因为普利兹克奖被公认为全球建筑界的“诺贝尔”,意义重大,作用非凡。普利兹克建筑奖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蒂1979年发起,凯悦基金会所赞助的针对建筑师个人颁布的奖项。每年由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师及学者组成评审团从数百多名被提名的建筑师中评出一个个人或者组合,以表彰其在建筑设计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非凡洞察力以及通过建筑艺术为人类及生存环境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被誉为国际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
二是因为迄今在34位普里兹克建筑学奖得主中,王澍是第一个获得该项殊荣的中国建筑师,此前虽有时年66岁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于1983年榜上题名,但贝先生乃美国国籍建筑师;所以,王澍的获奖,不仅真正能够让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建筑设计界来说不啻一声振聋发聩的晴天霹雷,必将对于中国建筑设计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余生孤陋寡闻,于建筑设计更是一窍不通,然而引起我的好奇心和特别关注的倒不在于王澍专业成就如何伟大,而是在于王澍建筑设计的中国本土化理念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什么是王澍的中国本土化建筑学理念呢?了解这个深奥的专业学问和道理,我是从王澍的代表作中找到答案的。王澍的重要代表作品非常之多,这里仅举三处让我这个门外汉最感兴趣的建筑为例,一一进行说明。
先说“钱江时代”。杭州住宅楼钱江时代是王澍迄今为止唯一的商业住宅项目,作为建筑师,王澍是希望通过介入这类项目,实现打造新邻里关系和垂直院宅的理想主义的初衷,直接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给予正面的回答。于是王澍从中国人原本的生活经验出发设计这个住宅项目,第一次把图纸拿给开发商看时,王澍画的是一个只有两层楼的“小盒子”,每个“小盒子”里装有四到六户人家。不管最终高层建筑有多高,他想要让住在里面的人回到记忆中生活的两层楼的时代。所以不仅有个公用的平台供邻里交流,而且每家有一个很深的阳台,或者说是院子,院子里有一米以上的浮土,可以种植6米以下的植物。王澍希望小区居民可以站在远方,指着那个种着桂花树的地方自豪地说:“看!那就是我家!”于是,这些两层楼的“小盒子”被叠加起来,形成六栋高层建筑,就是现在的钱江时代小区。当然,早在数年前打造新型邻里关系和垂直院宅的初衷在有些住户心中并未实现,穿插堆叠形成的错层阳台还方便了小偷,为此钱江时代小区还上了杭州报纸的社会新闻版,被业界讥讽为“不伦不类”的城市住宅小区。
再说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一、二期工程是王澍最重要的代表作。象山校园的建筑相对集中,更多土地被营造成自然环境,30座大小不一的建筑点缀在杭州南部依山的农田中,很多地方可以种菜养殖。象山校园的所有建筑墙面都不抹灰,院子只造三面,瓦片用旧的,工匠如同在家里劳作般“随意砌”。工人们用了700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屋顶坡度介于平屋顶和坡屋顶之间,房子从一个面看去完全像是平顶,从另一个面看去则是坡顶。坊间对于这个建筑群的批评从未间断。那些不规则的走廊和“诡异”的楼梯,让很多人迷路,形同迷宫;每幢楼的窗子都开得很小,学生白天上课也要开灯,灯不够亮都看不清;楼里只有极少的空间安装了空调,以至于大多数的房子“冬冷夏热”。为此,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建筑风格曾一度引起争议,评价褒贬不一,贬者把象山校园归为“杭州最丑陋的建筑”;褒者则把它与央视大楼相提并论,引领中国建筑截然不同的方向。
最后说“南宋御街”。完成于2009年的杭州南宋御街陈列馆只有几百平方米,是王澍强调的“以小见大”风格的典型。在御街陈列馆门口,王澍设计了透明钢化玻璃走道和下沉式庭院。参观者走在玻璃路面上,低头就可以看到遗址自下而上叠铺的南宋青砖路、元代大块石路和明清及民国的砖砌路,呈现御街完整的记忆。同时,这也解决了古代遗址和现代交通冲突的问题。沿街两旁,一根根木棍,像藤条一样“编织”成的建筑屋顶,美轮美奂,令人流连忘返。
杭州住宅楼钱江时代、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杭州南宋御街,三处虽然均未创立“第一高度”的标志性建筑,但三处建筑却均因独具特色而各领风骚。有评论认为“将建筑和大自然融合,以旧材料纪念过去,同时又采用现代的建筑形式,是王澍建筑设计的最大特色。”这显然是专业语言,如果让我用一句不专业的外行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元素”。
试看,王澍“钱江时代”的“小盒子”里装满了追求淳朴民风和新型邻里关系的“中国元素”;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以旧材料纪念过去”,用700多万块不同时代的古砖旧瓦镶嵌现代建筑,彰显了“中国元素”;杭州“南宋御街”改造在保留历史原貌和原汁原味的基础之上,就地取材建“地下历史陈列馆”,更让“中国元素”释放出璀璨光华和无穷魅力。
窃以为,“中国元素”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些“中国元素”的成功运用,也正是王澍的本土化建筑理念获得国际公认并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当然,任何伟大的成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王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出身的建筑设计家,他的所有成功作品都在中国本土完成,并在说三道四的“质疑声”中一直执着地践行着他的继承与创新的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窃以为,王澍的这种执着精神源于他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而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又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自省和自觉。没有对中华文化高度的自省和自觉,就不可能有执着的文化自信;文化不自信,才盲目“追赶国际潮流”,才去建造貌似雄伟实则缺少文化内涵的“第一高楼”和“标志性建筑”。好像中国当今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显著标志就是“拆迁”脏、乱、散,重建高、大、新。试想,中国建筑设计界如果不加认真反思和矫正,若干年之后,所有城市都让钢筋水泥占取了空间,还到哪里去寻找“中国传统”、“中国元素”和“中华文化”呢?又何谈“我为中华民族骄傲”呢?因此,王澍的获奖,不仅是王澍个人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胜利,同时更为中国的建筑设计界敲响警钟。面对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浪潮,中国如何在传统和现实之间踩好钢丝?恪守中国本土化的建筑体系,更好地传承“中国传统”、“中国元素”和“中华文化”?王澍的获奖实在太是时候了。正如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xi]帕伦博勋爵引用评审词所说的那样“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也正如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xi]汤姆士? 普利兹克所表示的那样:“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
写道这里,笔者突发奇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澍的获奖无疑让我们亲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许从现在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划设计理念会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起点。同时,我也为王澍先生的“异鸣惊人”感到由衷的骄傲。恕我对“一鸣惊人”作一字之改。
归来兮,中国建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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