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夫妻之情，达君臣之意

---《诗经-邶风-柏舟》之赏析

唐朝诗人朱余庆《洞房》诗很有趣味，“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单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首闺中诗，新娘子晨起对镜化妆，但又吃不准这妆化得符合不符合老公公老婆婆的心意，于是悄悄的问丈夫。其实，这首诗真的写作意图　、写作背景蛮不是这么一回事。朱余庆参加科举考试，但又对自己的作品好坏优劣拿捏不准，于是征求时任主考官张籍的意见。他之前先把自己的诗文先送给张籍看了，唐人称之为“行卷”。以这样的方式询问，颇有几分智慧，后人称这种手法叫比体或借指。更绝的是张籍也用这种比体、借指的方法回了一首诗，算是答复：“越女新装出镜新，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把朱同学大大的夸奖了一番。

这样借夫妻之情形，表达君臣之意思的手法，非朱余庆首创，在屈原《离*》里已屡见不鲜。然而屈原是最早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人吗？目前大多的学者都这么认为，我看未必。近读《诗经-邶风-柏舟》，发现早在屈原300多年前的《柏舟》作者，极有可能才是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人。

《柏舟》是《诗经》中非常优秀的抒情诗，幽愤之情一唱三叹，令人难于释怀，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对这首诗的主旨及作者的性别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毛诗正义》为代表的君臣说，认为作者是男性，并推断出是卫顷公时的大臣，因不得志于倾公，受群小压制侮辱，愤懑而作；另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夫妻说，作者为女性，因失宠于夫君，受群妾的窝囊气，遭到排挤，怨愤而作。今人余冠英先生也认为“从诗中用语，像‘如匪浣衣’这样的比喻看来，口吻较适合与女子。从‘亦有兄弟，不可以据’两句也见出作者的悲怨之由属于家庭纠纷的可能性较大，属于政治失意的可能性较小”。

余先生的观点虽然我不赞同，但余先生考证问题的方法却很有借鉴价值，就是从关键词语和语气中寻找作者的属性和作品要表达的意思。仔细揣摩诗句，隐约感觉出这是一位男性作者的手笔。如“微我无酒，以遨以游”“威仪棣棣，不可逊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等”，很难想象，这些充满阳刚之气的词汇、口气、意气，会发自于女子，更何况是一个幽怨的女子。但又如何解决余先生提及的有关女人的口吻词汇呢？上文中所叙述的朱余庆的比体手法，或许是揭开谜底的钥匙，虽然用的是女人的、有关家庭矛盾的词汇，但要表达的是男人的胸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一个不得志于君王的臣子，借一位怨妇的口吻，表达出内心的不平，即所谓的借夫妻之情，达君臣之意。不知道这样的假设能否成立，一请教方家。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上文中引用朱余庆的诗的名字并不叫“洞房”，“洞房”只是诗句开头的前两个字，它的名字叫《闺意献张水部》。看了这个名字，再加上唐代的年代并不太遥远，许多的资料比较详实的保留下来，今天的人们对这首诗就不会产生歧义，也不会说作者是个女性。《诗经》却没有这么幸运，大约那时候作诗只是随感而发，还没有给诗歌起个好名字的习惯，于是便用前面两个字来做篇名了，甚至连《论语》也是这个方法，再加上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许多原貌很难考证，这就为辨别作者的属性、作品的主体以及时代背景等留下了隐患。

退一步说，《柏舟》的作者是男是女，是政治失意之作还是闺怨之作，或者是借夫妻之情达君臣之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诗留给我们的艺术价值，从中获得的审美效果，是千百年后，人们依然能够共鸣者他（她）的悲愤之情，这大概就是欣赏文艺作品的得意忘形吧。《柏舟》的艺术震撼力，将永远撞击着读者的心灵。

附《柏舟》原诗：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2012-3-22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