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首创的一出“双簧戏”

——读白居易《轻肥》和《杜陵叟》　

当胡锦涛总书记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来勉励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我想起了白居易；当温家宝总理用“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来警戒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民生疾苦时，我又想起了白居易；当连战先生北大演讲用“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来寄语肩负民族希望的莘莘学子时，我还是想起了白居易。白居易是一个“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诗人，更是一个铁肩担道义，巨笔写良知的勇士。他把目光投向了田野，他看到人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他把心灵融进了土地，他体察到了人民耕田种地的艰辛；他把悲悯送给穷人，他把忏悔留给自己，他的诗歌见证了一种苦难的命运，折射出一个肩负社会责任的正直作家的心灵光芒。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广大地区和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这时白居易新任左时遗，上疏陈述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唐宪忠总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罪己诏；但实际上不过是搞了个笼络人心的骗局。为此，白居易写了《轻肥》和《杜陵叟》。　

《轻肥》和《杜陵叟》写的是同一旱灾，但表现方法不同。

《轻肥》在“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一年江南遭了旱灾，衢州地方人饿得吃人！）”的背景上勾出了一幅“内臣”们的军中欢宴图。看赴宴时的场面：赴宴的人“皆大夫”、“将军”，“走马去如云”；吃的是佳肴，喝的是美酒。酒足饭饱，骄气更甚。而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同样遭遇旱灾，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这首诗就是写宦官的骄横之态，并与江南天灾作比，表达诗人对官场奢侈生活的批判和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白居易的《轻肥》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人自己不评说，不议论，并将两种现象并列写出，让读者自己去评论。这样对比的好处是，比诗人主观议论更有说服力，有“四两拔千斤”的效果。

《杜陵叟》则在禾穗青干、麦苗黄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现出两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是，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灾民们“典桑卖地纳官租”；接着一个是在“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里胥才宣布免租的“德音”，让灾民们感谢皇帝的恩德。诗人说他《杜陵叟》诗是“伤农夫之困”的。看来他对农民“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困境的确感同身受，注意，由于诗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这里开始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农民死活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将长吏比喻成吃人的野兽。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敢于如此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的胆识和勇气。而他塑造的这个“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反抗精神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艺术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昨日里胥方到门”一句中的“方”字很值得玩味。“方”是“才”的意思。“长吏”明知灾情严重，却不但不向上级报告，反而“急敛暴征”；及至皇帝降下免租的“德音”，又不及时宣布，硬是要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才让里胥“手持敕牒膀乡村”。这不是有意欺骗人民吗？

从表面看，诗人鞭挞了长吏和里胥，却歌颂了皇帝。然而细细品味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长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课”；对于里胥的刻画，着重于“方到门”，显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课者，考核官吏的政绩也。既然长吏们“急敛暴征”是为了追求在考课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发财，那么，考课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权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方到门”来宣布“免税”的“德音”，难道会没有人支持吗？事情很清楚，“帝心恻隐”是假，用考课的方法鼓励各级官员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事实上，当灾荒严重的时候，由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由地方官加紧勒索，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乃是历代统治者惯演的双簧戏。苏轼在《应诏言四事状》里指出“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催’之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写的“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应该说白居易首创了这种双簧戏的现实主义诗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