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　实　的　荒　诞（一）

——评谌容两篇具有荒诞品格的小说　

谌容是“人到中年”时才蜚声文坛的，也正是到了中年以后，她对生活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近几年，她对现实更加关注，作品题材的现实性、时代性更强了。无论是“对于农民特殊感情”，还是对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积弊的揭露，其作品“都触及社会生活中人们极为关注的最为牵动人心的重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教程》)这里有对社会问题的描写，也有对各种心态的揭示。在艺术表现方面，她也有新的探索和发展，在“一幅幅人间喜剧中，有笑也有泪，有鲜花也有荆棘，虽以喜剧为其基调，饱含幽默、讽刺、诙谐和讥诮，但也包合着正剧的严肃冷竣和悲剧的苦涩沉重。”（同上）她还根据国情和所要表达的社会问题的需要，结合民族传统特点，把一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简称“西方现代派”)的技法作为参考、借鉴，发展和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它沿着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又向前迈出了自己的一大步。短篇小说《减去十岁》(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二期)，和中篇小说《献上一束夜来香》(发表于《花城》1987年第一期)，就是带有荒诞品格的两篇优秀佳作。这是谌容探索开拓小说创作新路的又一尝试。

《减去十年》写的是一个“小道消息”：“听说”中国年龄研究会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又开了三个月的专业会议，起草了一个文件：“文革”十年所耽误的时间，应该减去。文件“已送上去了，马上就要批下来。”年龄能减去吗，时间能倒流吗？听者竟不管什么荒唐不荒唐，怪诞不怪诞。消息像旋风似的卷了过来，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在三个家庭和一个大龄女子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些不同身份和不同年龄的人物中间，为能“减去十岁”激起了不同的振奋和愿望，甚而不是滋味的不安。64岁的老局长季文耀，因年龄过线，必须退下来，正在愁眉苦脸，听说要减去十岁，重新燃起了“老骥”“暮年”之火，“这回要好好干它一场”。59岁的老伴盘算着，“减去十岁才49岁，还可工作六年。”也嚷嚷要“回机关好好干。”49岁的工程师张明明是已敲定了的局长接班人，他为能补回十年时间，一切都可重新开始而高兴，但又为局长不退下来而有点遗憾，喜忧甜苦说不清楚，“不知是什么滋味”。39岁的一般干部郑镇海惧“内”想离婚，妻子月娟只想穿衣打扮，赶上时髦，“减去十岁”，正迎合着她的心愿。29岁的女干部林素芳，是个大龄青年，“减去十岁”，再不为婚姻而烦恼，还可以上大学深造。这些在职当官的、做事的都称心如意了，可离退休的同志不干了，他们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十八、九岁的青工不干了，好容易有了工作，“再上小学，没门”；幼儿园的娃娃们也不干了，“减去十岁”，“我们回哪?”结尾大家都来“找文件”，与开头相照应，“原来全是一场空。”（萨特语）这就是《减去十岁》荒诞梦呓般的奇闻。

减去十岁虽不可能，纯属荒唐无稽之谈，可在现实人们意识中，引起了种种欲念。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欲念有合理成分，但又不能不为他们的要求之卑微、浅薄、琐屑而感到心酸，不能不为他们的以假当真，如醉如痴的设计、安排、打算而感到可笑。因为那“艰难的十年”本身就是历史性的真实的怪诞的十年；可要讨还那十年宝贵的时光，却只能是荒诞的愿望。减去十岁，为什么会在人们(各个层次)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因为生命、人生价值、道德价值时时在敲打着人们的心窝，提醒着人们怎样对待那失去的十年，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找回那十年。正是在这对待、寻找中，真实地反映出十年浩劫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巨大创伤，人们之所以对减去十年津津乐道，拍手称快，完全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痛心疾首，正如小说中季文耀所说：“‘文化大革命’夺去了我十年青春。十年，十年哪，能干多少事情？白白地浪费了，只留下一头白发，一身疾病。这个损失，谁来补偿？这个苦果，凭什么要我来吞咽？还我青春，还我十年。”这呼声，这心愿，当是共同的，凡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恐怕都有切肤之感。可以说这是特定环境中所产生的荒诞故事，可它却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如果说《减去十年》是在荒诞的故事中写出了生活的真实，那么《献上一束夜来香》则是在真实的故事中演出了生活中可怕的荒唐。58岁的机关干部李寿川，一辈子没什么欲望、

需求，生活单调，除了上班就是买菜，从家到机关，两点成一线。他没有主体意识，完全是个“客体”，“客客气气地接受各项任务”；他又是个“受体”——“受气包”。在机关是沈处长的部下，替处长写文件，“处长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叫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在家里是他老婆的手、脚，“他做着他老婆指令他做的一切，指到哪儿干到哪儿。”像这样一位与事无争，与人无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老同志”，却因主体意识的复苏，人性返璞，忽发奇想，花二元钱买了一束夜来香花，并送给了新分到机关的女大学生齐文文，而招来横天大祸，“一个女大学生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的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很快传遍了机关上下。“广角镜”朱喜芬的“演义”越演越烈，“老头儿，单腿下跪，给她献了一束夜来香，……”；“夜来香奇案”版本越来越多，同事诽谤，处长训诫，大会不点名的批评，李寿川被罩在这张“人言大网下”。他精神瘫了，身体垮了，一病卧床不起，只几个星期，人枯瘦如柴，气息奄奄。最后齐文文到医院给老李献上一束夜来香，紧扣题目。

老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一行泪无声地滴在那洁白的夜来香上。”只有这最后一束夜来香才是“献上”的，它展示人有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欲念，并“一生爱好的是天然”。

通过买花、送花、献花，展示、讽刺了某一机关的众生相，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人物的复杂心态，甚至是“变态”。“广角镜”朱喜芬的无聊、浅薄、卑鄙庸俗及变态心理；“罗胖子”的无所事事，遁世思想；沈处长的居心不良、龌龊心理和下流行为；齐文文的美丽善良。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新词大诠”郭非，既是个被嘲讽者，又是个新名词传递者。作者对他既有褒也有贬。至于李寿川，原本无所为，从小受“无欲”教育已根深蒂固，已无个人欲念。作者对他这方面是持讽刺态度的；但对老李心理状态的变化，对“美的本能的追求”、“健康人性的复归”、“审美意识的觉醒”则是肯定赞扬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本是合情合理的，不应有非议之举，何况老李本来也是“有欲念、有喜爱、有追求、有情趣、有爱、有恨、有悲、有喜、有鲜花，也有眼泪”的七情六欲俱全的人，只不过正常人性被压抑、遏制了，是特定生活环境铸成了他矛盾的性格，是传统观念、封建礼教和性膨胀的小市民意识、习惯势力戕害了他，是十年浩劫的流毒侵蚀损害了他。李寿川这一懦弱性格的形成是真实的，是畸形环境挤压出来的变态心理。因为他是“有意无意把自己囿于一个时代气氛浅薄的老井之中，整个大气层中多种多样的元素统统无法入内与之交流融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