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犯不犯”“同而不同处有辨”（二）

——《水浒传》中人物描写特色欣赏

再看，鲁智深和李逵这两个草莽英雄形象也属于同一类型。这两个人物对被欺压与被凌辱者的满腔同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为，以及不计个人恩怨、意气而都能以大局为重，并无限忠诚于农民起义军事业的高贵思想，往往都是通过“性急”这一特点表现出来的，或者与之紧紧联系着的。然而，虽同属“急性”这一类型，但又决不雷同。

如第三回，鲁达在潘家酒楼上，与素不相识的金氏父女萍水相逢，一听到郑屠以虚钱实契“写了三千贯文书”，把弱女子金翠莲糟蹋了之后，又要勒索“原典身价三千贯”，逼得有家难回、无处申诉的时候，他当即就要去打死那厮，并慷慨解囊相助。当史进、李忠硬是把他抱住时，他竟激动得连“晚饭也不吃”。他把救人之难作为责无旁贷的义务。正如金圣叹所评：“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这里可见鲁达之“急性”。五十二回李逵在柴进庄上，一看到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依仗他姐夫的权势来强占柴进叔叔的住宅，并殴打柴进时，他便“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一拳打翻。”这也可见其“急性”。然而，《水浒传》作者就通过这样的打人事件描写出这两个“急性”人的不同打法。

鲁达在惩治郑屠之前，大早先来到客店，为金氏父女送行。他们上路后，为防止店小二给郑屠报信，他拿凳子在店门口硬是坐了两个时辰。这是他的精细。来的肉铺，折腾了郑屠一个早晨，拖延时间，好让金氏父女走得更远些，也表现了他的精细。鲁达那三拳下去给郑屠作了个送终的道场，那各种响声分明是死者的丧钟。郑屠“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鲁达没料到最小子这不禁打。这时怎么办？等着吃官司？不行。撒腿就跑也不好。于是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一面拔步便走，一面又回过头指着郑屠尸首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他终于在打死郑屠之后，又顺利地逃离了渭州。从这里看到鲁达精细的练达和应变能力。鲁达并没想将郑屠打死，虽然什么时候打，怎么打，他都想过了。可打得兴起就忘了一切，捅了漏子，惹了麻烦，这又表现他的粗暴、鲁莽。鲁达虽练达有精细之处，可毕竟是鲁莽刚烈的汉子。《水浒传》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急性”的打抱不平者，就让读者充分地看出其“急”中的智慧。

再看李逵，他一揪住殷天锡，便只管“拳头脚尖一发上”，至于殷天锡背后还有其姐夫高廉，高廉的背后还有其堂兄弟，现任太尉要职的高俅，等等，他是一点也不考虑的，以致身处其间的柴进只得“叫苦”，很快便被高俅逮捕了去，差点送了性命。《水浒传》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急性”的打抱不平者，就让读者充分地看出其“急”中的鲁莽。鲁达和李逵，这两个同属“急性”类型的人，而且，同属侠义行为的事，就这样各自表现出“这一个”的特点。

施耐庵的高明之处，不仅在表现这些属于个人的还比较一般的事例上，能够细致地写出其间的差别，就是在表现一些更重大的事例上，也同样能够细致地写出其间的差别。如五十八回，鲁智深在二龙山上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头领，桃花山的农民起义军头领李忠被青卅派来的猛将呼延灼打败而来求救，他与李忠尽管曾有“前嫌”——他为了救护金老父女而向李忠借钱时，李忠只摸出二两银子，他在桃花山上看到李忠在桌上摆了许多金银，却不送点给他做盘缠。总之，这种“好生悭吝”的人，他看不惯，终于不告而别。但是，为了农民起义军的共同利益，他立即尽释“前嫌”，马上与杨志一起，“随即点起五百小喽罗”，赶来支援李忠。这里，《水浒传》作者描写了如何不计个人恩怨而以农民起义军大局为重的大事件，而其中仍与鲁智深的“急性”联系着。

再看七十三回，李逵在荆门镇听到刘太公的哭诉，宋江抢去了他的女儿，他与宋江尽管感情甚好——他与宋江初次见面，便送他银子，请他喝酒，使他感到“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不久，宋江题了“反诗”被捕入牢，他为了照顾宋江生活，把平时视同性命的酒也戒了。当宋江被押上刑场，即将杀头之际，他不计个人安危，独自一个从茶楼上跳下来抢救。但是，为了挽回梁山泊的声誉，为了维护农民起义军的根本利益，他完全抛开私人情感，便怒斥宋江为“畜生”，拔出大斧要砍掉宋江的脑袋。这里，《水浒》作者也是描写如何不计个人恩怨而以农民起义军大局为重的大事件，而其中也仍与李逵的“急性”紧紧地联系着。然而，《水浒》作者通过这两个“急牲”人如何不计个人恩怨、一概以农民军大局为重的大事件中，又细腻地写出他俩各自不同的对待法。

鲁智深一上战场，与猛将呼延灼交锋，自己武艺固然不低于对方，但决不单凭一股硬劲去强拚，而是与杨志轮流出马，尽管他与杨志已煞住呼延灼的气焰，但并不逞勇穷追，甚至与杨志商议，“俺们初到此处，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来厮杀。”这都可见，鲁智深虽然“急性”，仍能考虑周详，“急”中见智慧。而李逵呢，只不过听了刘太公一句话，便信以为真，不再考虑其它情况，立即猛冲直闯，拔斧砍人，如果当时没有燕青多方帮忙，捕获冒名顶替的王江和董海，他真不知如何收场呢。这也可见，李逵的“急性”，仍是少动脑筋，“急”中见鲁莽。

李逵、鲁智深、武松三人的思想性格有相同之处，但李逵出身农村雇农，长期流浪江湖，鲁智深当过下级军官，经受过生活的磨练，武松作为城市贫良，寄人篱下，因而他们各有各的作风。

李逵打殷天锡，毫无顾忌，只求痛快，拳头脚尖一齐上，打死了人，不考虑后果如何。鲁智深打郑屠，先是故意挑动、激怒对方，然后用拳头教训教训，并不要置之死地，没想到对方禁不住三拳就一命呜呼了，他眼见要吃官司，才一边骂“你厮还装死”，一边拔腿就走，回家卷起行李逃之夭夭。武松打蒋门神，不立刻就打，沿途逢酒店便要吃酒，吃了十来处，到了快活林，也不打，先闹了酒店，发一通脾气再打，特意摆出一副架势，显示一下威风。　

殷天锡、郑屠、蒋门神都是社会邪恶势力，李逵、鲁智深、武松打他们，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都表现了嫉恶如仇、不畏强*的性格。然而，李逵打来，只是勇猛，一味蛮干，鲁智深打来，粗中有细，而武松打来，则带几分卖弄和炫耀。

传说施耐庵请人画了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图像，朝夕观察揣摩，然后描写出各人迎然不同的面貌。这当然是不可靠的，也不是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都性格鲜明。但传说本身也表现个性突出是《水浒传》人物描写极大的艺术成就。关键在于作者的认识能力，作者认识到人物的主观思想与其客观环境的辩证关系，这样各人就有迥然不同的面貌了。

比如李逵、鲁智深、武松三人同样鲁莽，但鲁莽的表现却各有自家的风采。武松见人动辄自称“粗鲁汉子”，对人说：“小子粗疏，”其实这是故作谦逊的客套话。他好强要整，极爱面子，做事一点也不粗心大意。他杀嫂时布置得多么周到，人证、物证都弄齐全。他的莽体现为性情刚受不得一点委屈，爱逞能，报复凶狠。鲁智深呢，他口头也说“洒家是个鲁人”，却是自豪的口吻，不是讲客气。他脾气暴躁，但骨子里精明，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足以说明这点。他的鲁莽体现为他光明磊落，正大堂皇，抱打不平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办事说话无须拐弯抹角、拖泥带水。听说林冲娘子被人调戏，他大踏步提着禅杖赶来，对林冲的忍辱退让极为不满，止不住发火，转身对林冲娘子说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话。”“莫要笑话”，就是不怕笑话，自己见义勇为，不懂得温良恭俭让，直来直去，显示出豪爽的本色。李逵的鲁莽就不同了，他只知道任性，硬拼，为此吃了许多苦头。但他既不懂得谦虚客气，像武松那样，也不感到自豪，像鲁智深那样，而是讳莫如深，从来不承认自己鲁莽。在江州酒楼初次见到宋江，他问戴宗。“这黑汉子是谁？”戴宗斥责他粗野无礼，他反驳，不服气，反倒要显示自己乖得很，怕戴宗欺骗他，白给人磕头，吃人笑话。他下井去救柴进，偏是千叮咛万嘱咐的，叫上面的人别割断了绳子，叫他上不来。宋江要砍他的头，警告他别鲁莽，他说砍了头几时再长得出一个头来，留着现在这个头只喝酒就是了。宋江要割他的舌头，警告他别乱说，他说以后再乱说，小舌头上长个大大疔疮。这些都是他的自作聪明。在别人是矫揉造作，在李逵则是纯朴憨厚。所以李逵的鲁莽体现为天真无邪妩媚可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传》描写人物高度个性化，直到最细微的地方。

《水浒传》作者描写人物，尽管是描写同一性格类型的人物，就能这样“一毫不差，半些不混”，使广大读者“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在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在塑造典型形象方面如何描写出独特的个性来，逐步达到共性与个性的高度统一，《水浒传》可以说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在它之前的《三国演义》，其典型人物的塑造显然要逊色得多。往往是智就是智，义就是义，奸就是奸，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不如《水浒传》那样，同是写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义举，有的义带功利，有的义更为淳朴；同是刚正不阿，深重义气，有的在乎名节，有的虽不在乎名节，但却不择手段；同是“急性”之人，既有急中见鲁莽，更有“急”中见智慧的。众所周知，在不同性格类型中显出其不同来，并不难能，而在同一性格类型中要显出不同来，这就可贵了。在《水浒传》之后的《红楼梦》，终于创造出如此众多的各具姿态的人物，登上了古典小说艺术的高峰。《水浒传》上述这一“特犯不犯”“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可贵成就，实在是起着奠基的作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