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毛主[xi]对今天的教育说……

改革之后的教育，教育改革之后的在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已为各界人士所诟病，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抨击。同时也被中外教育专家所严厉批评。然而，这一切所发生的现象，早在90年前就已被青年毛泽东所痛斥——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历史又戏剧般地重演了。

为了支持、鼓励蔡和森、蔡畅、李维汉、周恩来、肖子暲等人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3月7日，毛主[xi]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不是今义的法律概念“流氓”——作者注〕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的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

我们今天的教育呢？“合并”、“扩招”已成产业化，在新式的、西式的高楼大厦、园林景观建设的完美之时，全国高校竟负债总额已高达2000亿人民币，如同房地产市场一般的高额的学杂费，令多少工农子弟望而却步，求学无门。即便是进入了学校的大门，也是无法“谋生活”的，而一旦走出了校门，毕业即失业，又步入了失业大军的队伍。做工他们是断然不会的，自然不要说去务农做工了，“与工农兵相结合”已成了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在这文凭时代，各级官员在职所获得的各类高文凭，几乎均出自秘书或枪手。社会性教育机构只要你交钱，就保证文凭到手。论文的抄袭、剽窃从教授到学生已成蔚然之势，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潜规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在文凭如同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的金圆卷一样的时候，教学设施设备环境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可是教育质量却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人格、心理的教育更是令人忧心忡忡。袁腾飞类的“人民教师”能培养出人民满意、放心的人民子弟、国家栋梁？看看现在我们已被“改革”了的教科书，赶走了老一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赶走了狼牙山五壮士；赶走了民族的脊梁鲁迅；赶走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由此就可以断言这个社会主义教育的前沿阵地几将失陷，它标志着“西风渐进”的颓废和堕落。杜勒斯在毛主[xi]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世纪最强音的同时，也冷笑地扬言：“现在对于中国的战争不是导弹，而是要从思想意识入手。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实事求是地说杜勒斯所“发射”的并非是空对空“导弹”。

如此而然，“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这不正是具有高瞻远瞩的伟大革命家毛主[xi]对我们今天的预言警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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