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昭王求士说开去

在《战国策·燕策》中有一个“燕昭王求士”的故事，说的是战国后期燕昭王真心诚意举贤纳士、并依靠贤士兴国的事。这里提到的”士”指的是哪些人，燕昭王当时为什么把求士看得那么重要?

所谓“士”，在春秋西周时，本指贵族中的低级阶层，他们的地位在士大夫以下，而在庶民之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士”的含义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战国时期，凡有点本领的成年男子，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士”。这可以从《战国策》及其他有关书籍的记载上得到认证。从这些书的记载看，这些士的成分非常复杂，他们中：

有的是目光远大，思想敏锐的政治家；有的是善于带兵打仗、攻城夺关的战将；有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有的是摇唇鼓舌、能谈善辩的说客；也有一些鸡鸣狗盗、身怀一技之长的贫民，等等。

在当时，这些士的数量并不很多，但能量却很大。尤其是一些说客，他们善于根据各个国家的切身利害来把握国君的心理，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加上他们又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所以，一番话往往能改变某个国君的主张、左右形势。孟子在他的著作中说，这些人“一怒而诸侯惧，居而天下息。”是说这些人一发火就要搬弄嘴舌，挑起事端；而他们安居在家，天下也就太大平无事了。当然这里有夸大之词，但也可见这些人的能量非同小可，不能小看。由于士的能量大，故各国都争先恐后搜罗他们。强大的国家想利用他们扩大疆土，统一天下，弱小的国家想依靠他们来维护安全。连一些贵族也想收养他们，以备不时之需。因而当时求士之风盛行不衰。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盂尝君。在他们门下多者几百人，少者十几人、几十人。

燕昭王为什么要求士呢？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背景：战国时期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也是一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当时诸侯割据，群雄争霸，大国吞并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弱肉强食”，经常爆发兼并战争。燕国地处北方，所辖区域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在西周时，它还是一个小国，到战国时才逐渐富强起来。公元前316年，燕昭王的父亲燕王哙当政，他听信一个名叫毛鹿寿的人的花言巧语，效仿尧舜禅让的作法，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国相子之，并把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大臣官印全部收回，而由子之重新任命。这一作法引起了燕国旧贵族的强烈不满，新旧贵族为此展开激烈争斗。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临邦齐国乘机发兵进攻，仅用15天就攻占了燕国首都蓟，燕王哙死于战乱，子之则被齐国活捉，由齐宣王下令处死。于是燕国人就拥立了哙的儿子平，即位登极，这就是燕昭王。燕昭王即位时接管的是一个残破的国家，国恨家仇，他都想报。然而当时齐国却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兵精将勇。与齐国比，　燕国地方狭小，兵源不足，力量单薄，要报仇雪耻，谈何容易。可燕昭王认为，燕与齐相比，差距虽大，但却可以弥补，关键在求士。

燕昭王究竟怎样求士，它给予我们的启迪是什么?

要想求得贤士，首先必须要有个谦虚恭敬的态度——“礼贤下士”。因为这关系到前来效劳的“士”的质量问题。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这里有个双向选择问题，不仅国君要选择贤士，而贤士也要选择投奔什么样的国君；而贤士选择国君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礼贤下士，恭敬待人。大家熟悉的诸葛亮，所以肯改变初衷，出山辅佐刘备，原因也就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态度非常谦恭。这不仅是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是我们今人求贤的一个先决条件。

由于燕昭王能真心诚意地求士招贤，再加上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共苦，与秦、楚、三晋联合等方法策略得当，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果然天下有才能的人都争先恐后赶到燕国来。燕昭王终于报仇雪耻。

燕昭王虚怀求教，尊敬贤者的行动，一向传为礼贤下士的佳话。即使在今天，对我们应当怎样寻求人才、尊重人才、重用人才，推进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依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教育作用。要振兴国家就必须任用贤人，要任用贤人就必须尊重贤人、礼贤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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