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闲笔”不“闲”
——读鲁迅散文有感
在读有些文章时,偶尔会碰到几句近乎旁逸于正题之外的文字。古人谓之曰“闲笔”。“闲”者,与正事无关也。
但其实,“闲笔”并不“闲”。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记述他在广州炎暑逼人、心目中又离奇芜杂,只好编编旧稿来解闷驱热的那种虽生犹死的生活时,插入这样一段文字:“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这盆“水横枝”与作者当时的境遇和心绪并无多大关系,在这里不可能成为非记述不可的对象;作者把它写进文章里,也没有像有些抒情诗文那样赋予它某种比喻或象征意义。仅仅是随景就物,信手拈来,遣之笔端——实在是再也“闲”不过的文字了。但这篇“小引”,却因此在它本是枯燥热闷的基调上增添了一丝凉爽的绿色,在低沉压抑的气氛中萌动着一股倔强的生命力,把作者当时特有的境遇和心绪反衬得生动具体,使人过目即产生强烈的感受,之后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鲁迅更擅长于另一种“闲笔”,甚至形成了他所特有的行文风格。仍以散文集《朝花夕拾》为例:分明在讥讽旧社会庸医故弄玄虚,用蟋蟀做药引还须是原配的一对,却趁便向封建礼教投去辛辣的一笔:“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分明在回忆早先雷电学校里那些高年级学生趾高气扬,走路也定要把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却顺笔一转,联系到了现在:“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见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揭露了旧中国官僚的居位自傲、愚鲁横蛮。分明在谈民间的“无常戏”,因弄不清“无常何以没有亲儿女”,便借此生出几句俏言趣语:“鬼神能前知,他怕儿女一多,爱说闲话的就要旁敲侧击地锻成他拿卢布,所以不但研究,还早已实行了‘节育'了”把诬蔑别人拿苏联卢布的反动文人置于狼狈境地。
“闲笔”确实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一种是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很强的思想内容,只对正文起润色作用。这犹如芳草鲜花上的露珠,本身没有什么色香,却使芳草鲜花莹莹多趣,清丽动人。一种是本身具有独立性较强的思想内容:说它对正文也起润色作用,这首先是指它以独立的思想内容扩大、丰富了正文的蕴含量。这又像俗话所说的搂草逮兔子一—不但有趣,更是个捎带的“外快”。
虽说“闲笔”近乎旁逸于正题之外,而且也不过是一小景,一细节,一假想、一习俗风情,或几句议论,却又是不可任意切入正文中去的。它须在谋求好正文的基础上,见机行事,顺势为之,方能贴切自然;倘若硬意而为,无异于芳草鲜花上洒糖水,搂草时却去捕鱼,显得牵强做作,失去和谐,反倒使文章肢体离析,气脉阻绝,难以卒读。这里用得上古人一句话:“等闲拈来便超然。”因此,它同样要求作者思想深邃,知识丰厚,有一副机敏的头脑,对幽默、风趣的事物和事物细微的征状有特别的感受能力,还要有流转自如的笔头功夫。好的“闲笔”多见于名家笔下,恐怕就是这个缘故。
在其他艺术领域,亦有“闲笔”的用武之地。美术家绘制作品,有时会发现,一个“多余”的笔触,却给作品带来理想的效果;有些书法家运笔时,还故意要旁逸出些许墨迹,使字体显得格外古朴苍劲,耐人玩味。作家孙犁曾谈到过这样一段往事:“我还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名叫《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红色的封面。因为印刷技术,留下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意外地给阎素同志的封面设计,增加了一种有力的质感。”这个审美经验是可信的,也是值得总结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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