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了。

当地有句古话：二十三儿，祭罢灶，闺女要花儿要炮……　是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祀灶王爷这天起，过春节的序幕就拉开了。祭祀灶王爷的供品就一样，烧饼，据说这是灶王爷上天时要带的干粮。正规的祭灶烧饼里面还要包上糖，说是这样可以粘住灶王爷的牙，让他上到天上不能乱说。如今不论农村城市，都不祭灶王爷了，但还保留着在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晚上吃烧饼的习惯。矿区的居民平日里早晚两餐买馒头多于买烧饼，可祭灶这天不同，一过中午，街头的烧饼炉边就排起了长队。

我是昨天下班的路上看见人们排队买烧饼，才觉得从明天起，就该准备过春节了。

今天我象往常一样，上午7点45分进了机关大院。一进去，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儿。我在企业机关干了二十多年，每天上班下班，周而复始，对机关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能觉察，包括机关工作人员的脚步。

今天人们为什么步履匆匆？　

（一）

一进办公室，头儿就跑来通知我：马上到第三会议室开会！周村矿昨晚发生瓦斯事故，快去。

我跑着到第三会议室，连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两阶。当我进了会议室，那里已经坐了一些人，集团公司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其他党政和工会的领导都在，各处室的人正一个接一个快步往里进。不像以往开会，谁进来了，打个招呼，开句玩笑，谁进来都是瞅个位子就一声不吭坐下。除了人们进屋不脚步声和轻微的落座声，其他没有一点声音。

能容纳40多人开会的会议室坐得差不多了，进入会议室的人频率低了下来，负责安全的副总经理老邱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大声说：现在开会！

接着，他对着一张稿纸大声念到：昨晚11时23分，周村矿井下1771地区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事故，现已查明，死亡15人，还有一人下落不明。矿山救护队在事故发生后20分钟内赶到现场，林书记和高总昨晚在车上用手机听汇报，12点零7分赶到周村。我也刚从周村回来。现在，遇难矿工已全部运到矿山总医院，通知家属到矿。现在把大家召集来，是组织事故善后处理。这次事故善后处理的基本方法是：在距周村矿较近的三个公司所属矿厂和周村矿各设一个事故处理组，每组负责三到四个死难者的善后处理工作。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周村矿的压力。另一方面，即便死难者家属闹事，也不容易聚成大堆。咱们已经二十三年零七个月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故了，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事故善后处理的原则。大家都听清楚了！煤矿事故善后处理的原则是：一，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句目前常说的一句话说，就是要充分理解他们；二，一切按政策办事，不能乱开口子；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满足死难家属的要求。注意，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能没有分寸，不讲原则；四，……

老邱讲完后，主管政工的副书记老梁宣布事故善后处理人员分组名单。我被分到了第三组，任务是：先到矿上接死难者的家属，然后到第三组的工作地点刘村矿。

从老邱开始讲话到我上了开往周村的汽车，仅用了9分钟时间。在从集团公司到周村的十五六分钟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老邱刚刚说的那句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想着我应该怎样在他们动手的时候跑掉，我不还手，跑总可以吧。我后悔上班时穿了双皮鞋，要是穿双运动鞋跑起来会更利索些。我想到了工作地点后，一定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让老婆把我锻炼身体爬山时穿的那双李宁牌运动鞋送到刘村矿。

8点20分，我们赶到了周村矿。周村矿机关院里院外已经聚集了好多人，有的在议论，有的在哭。周村矿的机关小会议室里，几个矿领导被一些哭喊的死难家属围着、扯拽着。然而没多大会儿，哭闹着的死难家属，除安排留在周村矿第一组作善后处理的外，都被矿上的工作人员分头劝上了车。工作人员说，现在一个条件都不能答复，所有问题都等到事故处理组所在地点按政策解决。公司给我所在的第三组安排了两辆16座的依维柯，车上坐满了哭哭啼啼的死难者家属。车上座位不够，我们工作人员都站着。好在周村矿距刘村矿仅有五六里路，片刻便到。

车到刘村矿后，把死难者家属留在两辆车上，工作人员先到办公楼二楼的会议室开了个会，刘村矿的书记、老总和几个临时抽来的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会主[xi]参加了会议。第三组的组长是集团公司工会的副主[xi]谢国生，二十三年前，他曾参与过处理另一个矿的矿难事故，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因而显得临阵不慌。我的心在七上八下，看起来他却很沉稳。刘村矿的书记、老总协助谢国生工作，也坐在会议主[xi]台上。会议只开了十几分钟，一是谢国生念了有关政策的复印件，讲明一切按政策办事；二是对工作人员进行了分工。第三组负责4个死难者的善后处理，工作人员也分成四个小组，每小组负责一个“人”。死难者家属的吃饭、住宿等问题，刘村矿的领导也一一作了安排。

我被指定为负责一个“人”的工作小组组长，这个小组的其他人员是：随车跟来的周村矿福利科的小林，刘村矿铁合金厂的党支部书记、厂长小郭和工会主[xi]，另有刘村矿医务所一人、工会一人，七个人就负责处理一个“人”，此“人”名叫乔勇。会议还没散，有关政策的复印件和乔勇的一些情况就递到了我的手上。

乔勇，男，36岁，河南驻马店市×县人，农民轮换工，周村矿掘二区生产班长，去年，乔勇的月平均工资为943.26元，负责供养的直系亲属有：母亲，60岁，在原籍务农；妻子，35岁，农民，现住周村矿老矸集新村；4个孩子，最大10岁，最小半岁。

一个农民轮换工，能干到生产班长，在工资平均水平不高的周村矿，月平均工资能挣到900多元，可见非常能干，不仅是矿上的生产骨干，而且是一个家庭的台柱子，可如今台柱子轰然倒塌。

乔勇弟兄三个，还有一个妹妹。乔勇的大哥叫乔河生，比乔勇先来到周村矿，后因周村矿煤炭资源临近枯竭，可备开采的地区不足，随队调到另一个矿井贵山矿，乔勇就是他大哥乔河生介绍到周村矿当农民轮换工的。乔勇的二哥仍在x县务农，因为家中还有老娘需要照管。乔勇的妻子和孩子随乔勇住在周村矿矸石堆边的自建房里，就是前面关于乔勇情况介绍里说的周村矿老矸集新村。我们从周村矿拉来的死难者家属里面，就有乔勇的妻子和从贵山矿赶来的乔河生。乔河生是凌晨4点在井下接了周村矿老乡的电话，提前升井赶到周村矿的。此外，随车到刘村矿的还有在周村矿上班乔勇的亲戚和x县老乡。x县是河南穷困县，一个农民经人介绍到煤矿工作，干不多久又介绍另一个亲戚或者老乡来煤矿“淘金”，人们把这种招工方法戏称为“传染法招工”，农民轮换工老乡味很浓，原因即在于此。出了事，亲戚老乡都来出主意帮忙。

刘村矿是19世纪英国人为了侵略中国的煤炭资源开办的矿井，英国女皇称中国香砟的煤炭就产在这里。刘村矿建矿早，关井也早。刘村矿关井后，建了不少小工厂，大多半死不活。乔勇的家属和亲友被安排住在一个停产日久的小厂办公楼二楼的会议室里，我们工作人员就住在会议室隔壁原来支部书记的办公室里。我们散了会领上乔勇的家属亲友赶到那里时，刘村矿的人正在清扫会议室，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也上去帮忙。很快，十几条破旧的连椅架上七八块铺板，上面铺了新买来的草苫，放了新买来的被子，其余还打了几个地铺。好在会议室的供暖的设备还完好，早上我们正在开会时已通了气，还算暖和。

家属亲友安置后，我们把乔河生叫到我们住的那屋子，商量到x县接其他亲属的事。按照刚才会议的指示，我对乔河生说了这次接人的原则：来人尽量不要太多，尽着主要亲属来。乔河生说是，但还是报出了十七八个人,看来他已经对这事进行过考虑。除了乔勇的母亲、二哥、妹妹、岳母等亲属亲戚之外，还有一些远亲，大多是在村上、乡里、县上工作的，我想这应该是他们认为见过世面、会说话的人。

死亡善后处理本来就是件非常头疼的事，到死者的老家去接亲属，更是件格外伤脑筋的工作，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可领导指示，非要组长亲自去，还让我们小组里那位刘村矿医务所的女同志和另外一位叫小郭的工作人员随车去保驾。要不是因为车上座位紧张，还要多去几个人。我只好硬着头皮前去。谢国生又一遍交代说，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受天大的委屈也要把人安安全全接回来。从谢国生的临时办公室出来下楼时，我又一次想起我的李宁牌运动鞋。到现在，我还没有抽出一个打电话的空闲。我把准备随车同去的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叫到一边，对他们交代说，他们说两句难听话，甚至过激的话都是可以的。人家人都死了，咱们当他两天三孙子也没啥。他们要是真动手打咱们，咱们就一个政策，不抵抗，千万不能和他们动手，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开。我特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又高又壮的小郭说：你年轻，跑的快，到时候不要你一个人跑了。小郭说，你放心，领导说了，我的任务就是给你保驾，就是我被敲上几棍，打上几拳头，也不会叫伤着你一跟汗毛！

（二）

因为要回去接十七八个人，去了两辆面包车，一个乔勇的老乡随车带路。这人姓何，我和小郭都叫他老何。老何和乔勇是一个村的，住得很近，也是乔河生介绍来矿上干的。这姓何的猛一看有50多岁，仔细一看有40出头，问他，他说才36岁，只比乔勇大半岁，小时候还吃过乔勇母亲的奶。一路上我都在胆颤心惊，包定要受一大堆委屈。我还告诫自己，千万要心平气和，人家人都死了，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

从地图上看，到x县只有五百多公里的路，而且到x县所在的地区驻马店市，四百多公里基本上全是高速公路。我们从下午4点左右出发，9点多钟就到赶了驻马店市。我们一边找地方吃晚饭，一边打听往x县去的路，一连问了五六个人，竟没有问清去x县到底该怎么走，这个说这条路的桥塌了，那个说那条路让河水冲断了，连带路的老何也说不清楚。老何说他已经有三四个月没回家了。我说，老何，要不是办这事，千罢里路回去了，咋说也的让你和家属见上一面。老何不吭声。我又说，要不，回来的路你就甭带了，在家住上一天半天，再搭汽车回去。老何说，那我还是个人不是了？河生把我介绍到矿上，这几年，还上了我爹我妈死时欠下的饥荒，孩儿们上学的钱再也不发愁没处借了，电视也看上了，河生家遇上这事，我能不回去？

最后，我们只好拣一条我们认为是可行的路，试探着上了路。从驻马店市出来，十点钟不到，路上就少有了行人。除了我们汽车的灯光，四周漆黑一片，不像发达地区有许多工业，夜晚还亮着灯，就连路边影影绰绰的村庄，也是漆黑一片，没有一星亮光。我和小郭、老何坐在前面的一辆车上，老何坐在副司机的座位上，遇到他认为该拐弯的岔路，就说，这里该拐了吧？好象没有一点把握。好在司机经验丰富，方向感强，不论路怎样曲曲弯弯，还能认准x县的大方向。一百来公里的路，比那四百多公里的路走得时间还长，一直到凌晨两点钟，老何终于说话了：停吧，就停在这儿吧，进村的路太不好走。我这才知道我们的车终于开到了村边。

我们从车里出来，眼前没有灯光，没一点声音，只有不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说明这里的确是一个村子。老何下了车子，就大步流星朝黑暗里走了，我和小郭只好深一脚浅一脚跟上。似乎是过了一道不深的沟，打几棵树边穿过，我们来到一个篱笆围起的院子前。老何说这是乔勇的二哥家，接着就对院子中间的那座房子使劲喊，喊了七八声，房里才有了响声，接着有了灯光。不一会，屋门开了，乔勇的二哥一边系着上衣的扣子，一边过来开了篱笆墙的门，说，进来吧。乔勇的二嫂也从屋里出来，把我们让进了屋子。

我们进了屋子。乔勇的二哥对老何说，昨晚接了电话，村干部、本家人在这里说事说到快十二点，才回去睡了。我闻着屋里和有一股浓烈的酒气，地下横七竖八扔着几个酒瓶和啤酒瓶，大概是这里的习惯，不论说什么事，也要跟酒联上，特别是请了村干部和本家人的说事。老何说，老人还不知道吧？乔勇的二哥说，只给她说乔勇伤着了，伤的不轻。老何指着我说，这是集团公司的领导。我说，我不是啥领导。乔勇的二哥对我和小郭说，您们先坐会儿，我去叫人，就和他老婆及老何一块出去了。

我和小郭各自在一只小矮凳上坐下，掏出烟来点着，在5瓦电灯的光亮里打量乔勇的二哥的房子。这是座我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的草房，黄泥抹墙，两架细细的房梁下都用高粱杆儿织的箔当墙，把屋子分成三间，地下也是黄土地，坑坑凹凹。环顾整个屋子，除了靠后墙的那几口袋粮食，竟没能找到一件能值10块钱的东西。透过一边高粱杆儿墙留下的“门”，我看见乔勇的二哥家的两个孩子睡在一床破旧的棉被下。我想乔勇如果不到矿上，境况应该和他二哥家差不多。

老何先回来，他点上我递过的烟，说，您都看见了，这地方穷，要不是穷，咋会到矿上去干？要不是家里还有个老哩，乔勇的二哥也不会留在家。

停了一会，乔勇的二哥和二嫂也回来了。乔勇的二哥从墙边拉过一双黄球鞋换上，一边系鞋带一边说，咱们走吧。我问，去接人？乔勇的二哥说，这边的人都上车了，到前边庄上把老三媳妇家的人叫上。我问，乔勇媳妇的娘家还有谁？乔勇的二哥说，没谁，就老三他丈母娘和一个在乡上干的本家。老三俩小舅都在广东打工，没在家。我想，乔勇的事，有他母亲去就行了，他丈母娘不是远了些，就说，你们看，乔勇的丈母娘，年纪大了就别去了吧，千罢里路，颠颠簸簸的，年纪大了怕受不了。乔勇的二哥说，老三的丈母娘可不能不去，谁不去她也得去。老何见我好象不明白，就跟我解释说，这地方穷，娶媳妇难，一来二去，家里有事都得老丈母娘拍板儿，这事，乔勇家这边能当四分家儿，乔勇的丈母娘那边就要当六分家儿哩。

我和小郭、老何跟着乔勇的二哥，又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停车的地方，车上已经上了许多人。这时候，才凌晨两点四十多分。我对这次接人的困难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想到竟是这样风平浪静，这么顺利就返程了。

我们上了车。乔勇的亲属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我和小郭。我说，让知道路咋走的人和年纪大些的坐前边。自己和小郭主动挤到了车子的最后一排。车子又走到一个村边，乔勇的二哥下车去叫人，我们在车上看见，被叫的人一叫就出来，边系扣子边往车这边来，二话没说就上车。我想，这应该就是乔勇丈母娘家那位在乡上干的本家了。一般来说，亲缘比较近的本家叫近本家，亲缘比较远的才只称本家，这位本家可能就是乔勇他丈母娘家不太近的本家，但因为他在乡里干，就被人认为是见过世面、懂得规矩、知道怎样说话、会办事的人。从他深更半夜还早早在家里候着，而且边穿衣边向车跟前走和二话不说就上车的样子，我分析他一定不是乡里的乡长或者是副乡长。

最后接的是乔勇的丈母娘，车在村边停下，我和老何也下车跟乔勇的二哥过去，以表示对一位老年人的尊重。这里也是没有一星灯光。当我们来到乔勇的丈母娘住的屋前，先是拴在柴棚里的狗叫起来。因为事先没有告诉老人，乔勇的二哥叫了几声，屋里才传出声音：谁呀？随即屋里亮起了灯光。乔勇的二哥说：是我，小勇的二哥。您起来吧，有事。接着退后几步，和我们站在一起等。老何说，这儿的农村用上电没几年，上边很要求，要消灭无电村，又一个村支援了一台变压器，村里才勉强扯了电。其实农村好多家户用不起电灯，大多数人家只点三五瓦的灯泡。乔勇的丈母娘家俩孩儿在广东打工，家了算是有办法的，也不舍点个稍大瓦数的灯。年头里晚上我到俺们队长家坐坐，他们家住在楼里，电灯、电视、冰箱、热水器、浴霸，乖乖，比我们这儿一个村用的电都多。

门开了，我们进了屋。昏暗的灯光里，我看见乔勇的丈母娘有六十来岁，想来实际年岁还不足六十岁。乔勇的二哥说，小勇在矿上伤着了。乔勇的丈母娘说，伤着了？还老厉害？乔勇的二哥说，不轻。他指指我说，这不，矿上都来人了。乔勇的丈母娘说，那咋办？乔勇的二哥说，叫你去哩，车就在路边等着哩。乔勇的丈母娘说，我还得去？老何说，二妞交代了，说把你叫去。老何说的二妞，就是乔勇的妻子。乔勇的丈母娘说，那去吧，我到前院，交代大妞明天来把猪喂喂。说着就出去了。

乔勇的丈母娘住的是一座三间砖瓦房，看上去是近两年新盖的，只是屋里很空，只在靠一边墙跟儿有一铺床，正进门有一张桌子两把老式椅子，都很破旧，其余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堆着一些东西。老何对我说，看这个劲儿，乔勇的丈母娘还不知道是乔勇出事了。农村人，你不给她说透了，她也看不出个形势。咱们就先不要给她往深里说了，要不在路上，没个消停。乔勇的二哥也说，昨晚说事，想了想就没敢叫她。还是等到了矿上叫二妞给她说吧。唉，说起小勇上班的事，俺大哥原本说叫我去矿上干，叫乔勇在家陪俺娘，可二妞她妈不依，说二妞家仨孩儿，那时还没添乔勇家的四妞，累手多，我俩孩儿，累手少，非叫乔勇去矿上干。可不巧就出事了。老何说，我去告诉车上的人，路上不要给乔勇的丈母娘说乔勇的事。说过就出去了。

老何刚出去，乔勇的丈母娘就回来了。进门就说，那咱们走吧。我和乔勇的二哥出去，乔勇的丈母娘锁了门，就跟在我们后面朝村外走。我心里说，这儿的人出门就这样简单。

回去因为有更熟悉当地乡村道路的人引路，车子很快就一颠一簸地上了大路。

（三）

我在车到矿区有五十来公里的时候，给谢国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一切顺利，比预料的顺利。我还对他说，五十分钟后把饭菜准备好，最好让接来的人一下车就先进饭厅，饭菜的质量也要弄好点。谢国生说，你情放心了！

两辆车在11点30分进了刘村矿，谢国生和乔勇的哥哥乔河生以及几个老乡在停车的地方等着。人们下了车，乔河生搀着他的母亲，另有一个老乡在另一辆车上把乔勇的丈母娘扶下了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扶乔勇的丈母娘下车的人是乔勇孩子的姨夫，是乔勇介绍他到矿上来的。乔勇的母亲才刚六十岁，身体很不错，乔河生只是象征性地扶住她的胳膊。乔勇的母亲问乔河生，小勇在哪？先去看看小勇。乔河生把脸转向一边，不说话。我说，大娘，咱们先吃了饭再说。谢国生也说，对对，先吃了饭再说。乔勇的丈母娘下了车，四下瞅人。乔勇孩子的姨夫说，妈，您瞅俺二姐哩吧。乔勇的丈母娘问，你二姐在医院哩吧？乔勇孩子的姨夫说，是，是在医院。谢国生拽了我一把，我们落后了几步。谢国生说，乔勇的爱人昨天一天水米没打牙，晚上哭了一夜。今早我叫人把他送到这矿的医院，叫医生把液体给她输上了。人猛一下死了，搁到谁身手都受不了，等过在一两天就好了。

因为乘的是两辆车，而且为了赶路，半路是的早饭都是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让小郭买了两捆油条和两包油饼分送到车上的，所以直到他们坐到饭桌边，我才第一次全部见了我带来的人。我和乔河生、老何、小郭等几个坐在一起。我指着那边桌边一个半大孩子问老何说，那个孩子是谁，不会是乔勇的孩子吧？我知道，乔勇的孩子最大的才十岁。老何说，那是河生的大公子，可不是个孩子了，河生的孙子都快三岁了。我说那孩子有多大，孩子就三岁了？乔河生说，虚岁都二十了。老何说，河生来矿上干，村上人觉得这下河生家是有办法了，孩子虚岁不到十八就有不少人家提亲。乡下人家娶个媳妇不容易，能早早把孩子的事办了就办了。我说，那不到结婚年龄咋领的结婚证？乔河生说，有个本家在乡上，农村的事，稀里糊涂就把结婚证领了。也有的人家先不办结婚证，等过几年到了年龄再办。乔河生又凑近我的耳朵说，小勇家四个孩子，你们不会管计划生育上的事吧？要是真说起这事，还得麻烦你照好里说说。在俺们乡下，孩子没生下来都躲着藏着，等孩子一生，就啥也没人管了，该办酒的办酒，该演电影的演电影。我说，乔勇家生了四个孩子，固然不是啥好事，可我想这回只是按政策处理事故，不是追查计划生育的。我接着说，我说的不一定算数，我只是一个小听差。乔河生说，那就好，那就好。从昨天我见您在车上站着，见您帮着打扫我们住的地儿，又见您给我们商量回家接人的事，我就估摸着您是个实在人。老何说，河生你还不知道，这回回去接人，回来时老陈一直坐在车子的最后头。

饭虽然只是着大锅熬的烩菜，但质量的确很高，肉和肉制品很多，油水很大，怕是x县的农民过年也吃不上一顿这样的烩菜。我勉强吃了大半碗，就已经很饱了。可乔勇的亲属和老乡们似乎个个都很能吃，除了两个老人都没把一大碗烩菜吃完外，其他的人都吃了两大碗，有的还吃了三碗。

吃了饭，我和乔勇的亲属老乡一起到了他们住的地方。从食堂回来的人陆陆续续进屋，最后进屋的乔勇的母亲。有人给他说了乔勇的事，可怜的老人已哭成一个泪人儿，是靠人搀扶着进来的。我问，还有谁没来？乔河生说，乔勇的一担挑领乔勇的丈母娘去医院看二妞了，其余的人都来了。我说，大家静一静，我说两句。搀扶乔勇母亲的一个女人说，妈，别哭了，听陈干部说啥哩。我说，事故是出了，人是没了，你们伤心，我们也伤心，好好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叫谁心里都不好过。说到这里，我的眼里都噙满了泪。的确，我不是故意这样做给死难的亲属和老乡们看的，我这人心理素质差，经不得别人哭。我从口袋里掏出块餐巾纸，擦了下眼，接着说，大家半夜起来，坐了八九个钟头的车，都累了。我想，就是在家的人昨晚也没有休息好。这样，咱们今天下午都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好了，你们在一块商量商量这事咋办。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当然，要在政策范围内。咱们是个大企业，零敲碎打的事故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半个，处理事故都是有规矩的，不能乱来，得有章法，就是你们不提出任何要求，我们该咋办还要咋办。请你们相信我说的话，一个这么大的企业，是不会亏待一个死难矿工的亲属的。你们人都死了，我们再做亏待死难家属的事，那就叫伤了良心！

我离开时，乔河生和老何跟着我送到楼梯口。我对乔河生说，你俩回去吧，好好劝劝你母亲，别叫老人家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再复生，还是照顾好活人要紧。乔河生和老何坚持把我送到楼下，才站住了。

我以前曾多次因工作上的事跟领导到这个矿，因此对这里的人不生。我找到这个矿的书记，让他给我找个僻静的地方睡上一觉，那书记打电话叫通讯员来，让他领我去，先到办公室的一个柜子里夹了一床被子，给我开了一个回去休探亲假的副矿长的办公室的门。通讯员说，那边招待所也叫处理事故占用了，您就在晁矿长的屋里休息吧。通讯员帮我把床上原有的被子挪开，把刚夹来的被子展了，又帮我在电磁壶里换了水放上，把一只茶杯里放上茶叶，才关上门去了。

我平时就有睡午觉的习惯，加上一夜没合眼，早就该瞌睡了，可此时却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坐起来，用晁矿长屋里的座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上班的地方虽说离家不远，但时不时常有不回家的情况，因而快两天了，我没空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也没打给我个电话。电话通了，我对老婆说，我都两天不回家了，你也不打个电话把人寻寻，不怕被哪个小姐拐了去？老婆说，你在哪儿？是不是去参加事故处理了？也不朝家打个电话。我说你咋知道事故的事？老婆说，全矿区的人都在说这事，有说死了六七十人，有说死了一百多人。我说，别净听瞎谣传，死了十五个人，这已经是大事故了，死了一百多人，还死了一千多人哩，比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还多。老婆说，你现在在哪？我说我在刘村矿参与处理事故，这两三天怕回不去。头儿说了，事故处理结束之前，不准请假，不准因为事故以外的事离开刘村矿一分钟。老婆说，那你也该给家里来个电话。我说，昨天在公司领了任务，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可一直没瞅着机会。老婆说，又不是谈情说爱，打个电话还要瞅个机会，咋了，还个啥机密事向我汇报？我说，还真有机密事哩，我想叫你把我爬山穿的旅游鞋给我送来。老婆说，这是啥狗屁机密！你参与处理事故，要旅游鞋干啥？我说，死难家属打我，我好跑呀。老婆一听，顾不上和我搭讪了，说，我这就给你送去，出门打个车，二十分钟就到，你把手机开着，我到刘村矿门口再给你打电话。要不，我拐到咱妈那儿，把咱爸用的护肋给你捎去，大冷天，穿到里面，别人也看不见。两年前岳父摔折了肋骨，医院给他配了件保护肋骨用的护肋，我曾背后和老婆开玩笑说，这东西也给我弄一件穿上，你就是用赶面杖敲我，我都不怕了。没想老婆在这时候想到了那东西。我说，去球吧，没那么严重。老婆说，那光把旅游鞋给你送去？我说，旅游鞋也不用送了，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严重，那一家人看来挺善良的。老婆说，你别啥都满不在乎，我听说有的死难家属，见着谁打谁。我说，你说那不是人，那是疯狗。

（四）

第二天上午，我按照谢国生的安排，和小组的其他人开始给乔勇的亲属做思想工作。我召集他们开会，先把几份有关丧葬费、抚恤金、抚养费政策的复印件发给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是个有七八万职工的大企业，不是私人开的小煤窑，一切都要按政策办事，该给你们的，你们就是一声不吭，也不会少你们一分钱，不该给的，就是闹到天边，也不能开那个口子。我还叫来搞社保工作的同志，给乔勇的亲属讲具体的供养、抚恤政策。政策比较复杂，搞社保工作的同志说的，连我都搞不清楚。搞社保工作的同志还说，乔勇妻子、孩子、母亲的抚养费，可以一次性领走，也可以今后按月领取。按政策，孩子抚养到满18周岁，如果是按月领取，妻子和老人可以中终生享受。如果是一次性领取，妻子和老人可以享受到75岁。关于这一点，谢国生曾说过公司的意见，最好让他们一次性全领走，这样可以给企业以后避免许多麻烦事。搞社保工作的同志说话时，他们都听的很认真。我问他们听懂了没有，他们也不吭声。随车接来的那个乡干部说，政策很复杂，俺们也弄不太清楚，可俺们信一条，这么大一个企业，不应该亏了我们。我说，那是，那是，人没了，你们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再亏了死人，天地良心都过不去哩。

开会时，我见有两个我没见过的年轻人，我问他俩是谁，乔河生说，那是小勇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内弟，昨晚乘飞机赶了来。我把乔河生拉到门外，低声告诉他，按照规定，不是死者的直系亲属，又是自己来的，路费还不能报销哩。乔河生说，那就按规定来吧。略停顿了一下，乔河生又说，从深圳飞到郑州，一个人的机票都要千罢块哩。说这句话时，他显得很无奈。我想，可能他们压根就没打算“挟死者以令公家”，让企业出这两张机票的钱。乔勇出了事，老乡们还都来帮忙，他的两个内弟从深圳飞过来，也在情理之中。

开罢会，我到谢国生的临时办公室去了一趟，想看看乔勇的家属到底能得到多少赔付。谢国生说，乔勇的工资基数高，抚养的人也多，抚养费、抚恤金、丧葬费、人身互助补充保险，再加上矿上对他的欠款，有将近20来万。赔的多，你的工作就没那么难做。谢国生还说，赔付多少暂时还不能向死者家属透露，死者的家属们总是水涨船更高，总嫌赔付的少，你赔他15万他想要20万，你赔他20万他想要30万。所以说，先给他们讲政策，要他们知道，赔多赔少是由政策管着，不能有别的想法。我说赔付多少，总要给人家说的吧。谢国生说，要说，要到关键时候再说。

我从谢国生的临时办公室出来时，谢国生对我说，照住一百块钱来下，买点东西去医院看看，感情上投点资，事情可能会办得顺利些。

回去后，我按照谢国生的指示，让小郭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到街上买了点东西，然后领上工作人员，到矿医院看望乔勇的爱人。乔勇的丈母娘、乔勇的孩子的姨夫和乔勇正在吃奶的一个孩子也在医院。这是我两天来第一次认识了乔勇的爱人。她靠着被坐在病床上，两眼红肿，正输着液。乔勇的丈母娘见我们进来，指着我对乔勇的爱人说，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陈干部，说话可好哩。又对着我说，俺们遇着您，好人。老人说这些话时，眼里都噙着泪。我对乔勇的爱人说，人没了，你心里难过，是可以理解的。可细想想，咱们再难过，人也活不过来了。死人是死了，可活人还得活下去哩。乔勇的丈母娘说，是哩，二妞，咱不再哭了。我说，能吃点东西就吃点东西，孩子还要吃奶哩，你不照看好孩子，乔勇他在那边会好受？乔勇的丈母娘说，人家陈干部说的在理。停了一下，老人问我，陈干部，俺不知道该不该问你，小勇这下死了，矿上能赔我们多少钱？我说，咋不该问，人死了不能再活过来了，接下去的事就是得到企业应当的赔偿。这都是有政策的事，你们想能赔你们多少钱？乔勇的孩子的姨夫说，前半年万村矿一个人下班坐皮带死了，还是他自己违章的，赔了11万多。我对他们说，你们赔的比11万还要多。乔勇的爱人嗓子沙哑着问我，陈干部，你说是11万还多？我“嗯”着点了点头。乔勇的妻子又说，陈干部，您是个好人，俺们想请您给俺们拿个主意，您说俺们是一次把钱全拿走好哩，还是今后按月领好哩？我说，这个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我只能给你们说说一次拿钱和今后每月领钱各有什么优劣。说到这儿，我顿了顿，想想我应该咋给他们往下说。同样的内容，放到前边和放到后边就是不一样。我想着公司“最好让他们一次性全领走”的意见，又想着做人的良心应该把得失给死者的家属讲透。我说，一次性把钱拿走，等于说把这些钱都装到自己的兜里了，你们可以放心了。我对着乔勇的丈母娘说，大娘，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您闺女虽说有了四个孩子，可她毕竟才才35岁，今后的日子和长着哩，如果你闺女将来要改嫁，我是说如果，如果你闺女将来要改嫁，一次把钱全拿走，钱已经装到兜里了，谁还能重给她掏走？乔勇的岳母说，再走一家她是不会了。乔勇的妻子说，俺不会改嫁了，还是想听听您的主意。

我接着说，按说，作为一个参与事故善后处理的工作人员，我倒是应劝你把钱一次拿走，那你们就和企业没啥瓜葛了，更不会有啥事再去找我了。可从做人的良心讲，我还应该把今后按月领抚养费的好处也给你们讲一讲。在抚养费是参照咱们这地方职工的平均工资发的，今后这地方的职工工资提高了，你每月领的抚养费就也会增加。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我如果劝他们按月领取抚养费，对于才有35岁的乔勇媳妇来说，有些残忍，有些不人道，尽管她现在说她自己不会改嫁了，但不能保证今后就一定不改嫁，我不应该在那条道上再挖一条深沟。想到这儿，我说，当然，你把钱一次性拿走，放到银行里，也要生出些利息哩。乔勇的丈母娘说，有十几万块钱存到银行里面，光利息也够她们娘几个过了。我觉得，我不应该把“今后按月领取抚养费也是有绝对保证的，今后抚养费上涨的数额有很大可能要高过银行存钱利息的”这些话说给她了。人死了，他们固然很悲痛，但看到公家会包他们这么多的钱，心里就平衡了许多。十几万元钱，那就是一座金山哩，他们家乃至他们整个村子的人，几辈子的人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五）

谢国生规定，事故处理的工作人员要和死难者的亲属同吃同住。昨天下午，我在晁矿长的屋里，一直到下午五六点来钟，才睡着了，一觉睡到夜里两点半钟，晚饭都没起来吃，也没过来和小组的人同住。第二天晚上，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到晁矿长的办公室里躲清净了，就来和工作小组的人同住。我们工作小组的人住的支部书记的办公室只有一间半房，里半间原来就有一张单人床，昨天下午他们又找来一张单人床支到了外间。三个女的就挤在里间一张床上，四五个男的在外间。我让他们找来两副扑克，分成两摊打扑克，一来消磨时间，二来乔勇的亲属有啥事，我们立马着人去办。有啥要问的，我们马上给解释。有的事连我们也弄不明白的，赶紧去上边问，回来给他们说。后半夜两点多，扑克游戏的兴奋在几个人身上已经顶不住困倦，你一个我一个地打起了哈欠。小郭对我说，老陈，你还到晁矿长的办公室去睡吧，这儿地方挤，我说个老大不恭的玩笑话，你到别处睡，拔个萝卜地皮松，你也松了，俺们也松了。再说他们半夜还来问事，弄得你睡不清净。我担心我走了，这几个本矿的小干部就会溜之大吉。如果刘村矿派给我的是几个普通工人，我走了说不定还放心些。人一旦当了领导，特别是当了个芝麻绿豆大的领导，遵章守纪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就会减退，具体工作的能力就会降低。我说，人家人都死了，能睡得着。这家人也不无理取闹，我们就是当几天三孙子，又有啥？也就是几天的事。

乔勇的亲属们到矿的第三天，谢国生催我给乔勇的家里人说火化的事。他在电话里说，事故出在春节临近，是个坏事也是个好事。说是个坏事，就是临近春节咱们守在这儿办白事，霉气。说是个好事，这时候事故处理起来快，咱们急着过年，他们也急着过年，没有啥要紧的争议谁都不愿再往这儿沤了，特别是和那些和乔勇家不相干的本家、老乡，他们都急着快把事情办了哩。

我找到乔河生，对他说，你们家里人好好商量一下，看还有什么事要说，如果没有什么事，就把事给办了。眼看离春节没几天了，死人是不能再活了，活人还要朝前过哩。这么多人陪在这儿，吃，吃不好，睡，睡不好。乔河生说，我们再商量商量。他回去，没大会儿又来找我，问能不能让人给详细算算，看能得多少钱。我想，这应该就是谢国生说的“关键时候”了，当即着人去找负责社保工作的人来，把乔勇的亲友召集到一块，对照有关政策，结合本地上年度的工资水平、乔勇上年度的平均月工资和乔勇的抚养人口，一笔一笔算钱。算下来，他的妻子、子女、母亲共可一次性领到抚养费十八万多元，加上丧葬费、抚恤金、人身互助补充保险赔偿、企业返还的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补给的欠发工资等，总共有二十万零七千多元。负责社保工作的人讲完了，几十个人的屋子没一人发出一点声响。片刻，乔河生说，谢谢您们，这才算打破了沉寂。

负责社保工作的人走后，我又一次对他们说，你们再好好想一下，看还有什么事。当然，即使事情办过了，真正有事还可以按政策办。乔河生问，能不能把我母亲的钱单独算出来，让我母亲拿走。我说可以。乔河生对乔勇的妻子说，看你还有啥？乔勇的妻子说，没了。我说，办白事讲究单日子，明天是阴历二十七，咱们就明天火化，你们看中不中。乔勇的妻子问乔河生说，你们看中不中。乔河生说，那就明天吧。我说，那你们都准备准备。我又说，你们就把明天参加追悼会的人报个数，通知他们来这儿等车就行了，其他的事，车辆、遗像、鞭炮、供品，以及每个人戴的黑袖箍，都有人帮你们办。

我回屋没多久，乔河生又来找我，问，办罢事后，是不是还要用车把我们送回去。我说，按照以往办这种事的规矩，亲友回去，我们就不能再送了，可以把返程的车票钱发给大家。乔河生说，您们是不是怕送人遭麻烦？我说，就是。以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一年矿上出了个死亡，那时还没强调火葬，用汽车拉着个装了死者的棺材往家里送，到那儿一村人把个汽车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死者的家属不让卸车，说等把他们提出的条件答复了再卸车，后来死者的亲属吵吵嚷嚷动起手来，要不是司机和随车去的人跑得麻利，还差一点给打了。矿上的人跑了以后，那村上的人砸碎了汽车玻璃，把汽车推到了坟地，用砖把汽车连同没卸下的棺材给垒了进去。等一年多后双方达成了协议，那汽车也沤成了一堆废铁。

面对善良的死者亲属，我说这番话时没一点警惕。说完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说这番话是多么不合时宜，我不是在把死亡亲属朝坏里教吗？这要是让谢国生知道了，我这就是严重错误。想到这，我接着说，乔师傅，按说这话故事我不该说给您，可我相信你们是一家好人，才放心大胆地说了。乔师傅，你知道矿上为啥立下规矩不让往家送你们就行了，不要再把我刚才说的故事说给其他亲属了，更不要说给其他的领导，象谢国生等。

乔河生说，说了也不要紧。

我说，不，你要给我保证不说出去。

乔河生说，我给您保证，不说，您是俺们遇上的好人，俺们不能对不住您。再说，闹闹就会多给包点？那都有政策管着哩。小勇死了，俺们不埋怨矿上，又不是哪个有意把他害了，俺们只求按政策把钱赔给我们就行了。

我和乔河生又说起送人回家的事。我说，你们家人不会给公家找麻烦，这我知道，你们家的人通情达理，送回去也不会有麻烦事，可这个口不能开，你们家的人给送回去了，别人家的人也得送回去，保不准就会出麻烦事。你还是把要回家的人数，每个人需要多少车票钱报一报。

乔河生说，这里到郑州，车票钱是十八，这你知道；郑州的我们县，三十多，一个人得五十多块钱。

我说，从县城到你们家，不还得坐车？你算足点，别不够了。

乔河生说，县城离我们乔庄，有12里路，不通车，一个多钟头就走回去了。

我曾和谢国生商量过他们返程的车票钱，谢国生说过，不要叫突破一百块钱。因而我说，一个人按一百块钱报吧，现在是春运期间，保不准客运涨了价咱们不知道。

接下来，我和乔河生扣算他们要回去多少人。我说，原则上不是这次从x县接来的，不再发给返程车费。乔河生说，我们来了十六个人，老何还叫他回去吧？

我说，行，回去接人时，千罢里到了家门口，老何也没回家坐坐。

乔河生说，小勇媳妇得回去吧？我也得回去领着把事给办了吧？还有乔勇的两个内弟，从深圳坐飞机来的……。

我说你不用一个一个算了，你就说多少人吧。

乔河生说，得二十二三个人。

我说，给你报二十四个人，够不够？

乔河生说，够，够。

我对乔河生说，你们是明天下午走还是后天走？

乔河生说，最早后天一大早走，明天我们几个和两个在乡里工作的本家在一起吃顿饭，这顿饭总不能回到县里再请吧。要不是离年下没几天了，还得和那俩本家在市里转转。

我说，你们要是后天走，那你明天抽空到矿区客运公司包个二十多座的车，坐不下再往车上放几个小凳子。去订车时可别说是办白事，把骨灰盒用块布包起来，最好能装在一只大些的提包里。虽说是单程，算下来比你们买票回家要贵些，也多不出几个钱，可一路不停开到家，再说路上也方便些。

乔河生的脸一下子红了，像被人戳穿了什么秘密，紧忙说，俺们不包车，俺们不包车。　

乔河生走后，我就到谢国生的临时办公室报乔勇亲属返程的人数。谢国生说，行再给他们加两个，看万一谁再回去。当即就让我打了个白条，让人给了我2600块钱。谢国生说，这钱回去先不要给他们，明天火化后再把钱给他们。

我回去后，乔河生和另一个人在屋里等我，我认出那是乔勇的孩子的姨夫。我说啥事？乔勇的孩子的姨夫推推乔河生，乔河生说，小勇的4个孩子也要回去，还有小孩的姨夫，最少也得28个人。我看出，乔河生在说这段话时，显出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说的样子。我清楚乔勇的孩子，最大的才十岁，最小的才几个月。但这事不能再说，我不忍心把他们这一点点无理的请求再拨回去。乔河生见我不说话，就说，不好整就算了吧。说完就要朝外走，是乔勇孩子的姨夫拽了他一下，才站住了。

我说，看你，我刚刚去给你们报了人数，咋好回去再说。

乔河生和乔勇的孩子的姨夫走了。

我想我还应该去满足他们这点小小的要求，人家人都没了，我再跑一趟又算了啥？我又到谢国生那儿，把情况说了，并且加了一句，这一家人老实巴脚的，连一点别的要求都提不出来，就给他们加几个吧。谢国生说，中，还是那句话，明天把人火化了再把钱给他们。我把原来打的那张条撕了，重新又写了张条，仍旧比他们要求的多两个，领了3000块钱。

（六）

乔勇追悼会的那天清早，我们还没起床，听到有怯怯的敲门声。开了门，见是乔勇小孩的姨夫和乔河生，乔河生走在后面。乔勇小孩的姨夫手里拿着一份我们发给他们的有关丧葬费、抚恤金、抚养费政策的复印件，说，陈领导，还有件事得再请您给反映反映，乔勇是跑出来又进去救人死的，我们要求按见义勇为处理。他指着复印件上面一条有关抚恤金的条款给我看，说，要那样，抚恤金应发给12个月。接下去，他对我讲了乔勇牺牲的经过。瓦斯突出时，乔勇离突出地点较远，听见瓦斯突出的响声，他就随着一些人往外跑，很快就跑到了大巷，脱离了危险。因为他是生产班长，就把这情况打电话给井上的调度室作了汇报。调度室问他到底是咋会事，他说不清楚，调度室让他弄清情况再汇报，他也没想到就是发生了瓦斯事故，就放了电话跑回去，还没跑到工作面，就给瓦斯熏倒了。

这的确是个新情况！从客观上讲，乔勇连一个人也没有救出，还把自己也搭了进去，给这次事故又增加了一个牺牲者。可乔勇的死又些悲壮，在死亡的15个人中，独他一个是头朝里死的。我为他同情，愿意帮助他们。但对于一个牺牲者，是不是应该算作见义勇为，应该由有关部门对事件进行界定，作出是否可算作见义勇为的定论。眼下人们都忙着处理死亡事故，不是界定见义勇为的时候。我觉得乔勇的亲属也并不是非要争取个什么见义勇为，主要是看重了那比一般牺牲多出的6个月的抚恤金。我算算，见义勇为和不是见义勇为，抚恤金要多出3000块钱多一点。

我对乔河生和乔勇小孩的姨夫说，是不是见义勇为，应进行界定以后才算事，可眼下还不是界定的时候。我看咱们还是先把事情办了，将来稳下来，再界定乔勇的死是不是可以算作见义勇为，乔勇要真能算作见义勇为，3000块钱还怕补不出来？乔勇小孩的姨夫说，将来人火化了，谁还管我们的事？我说，这你放心，这么大的个企业，还怕那3000块钱？乔勇小孩的姨夫说，您再去给我们要求要求。乔河生也说，就是，再给我们要求要求，要真弄不成，也就等回来再说吧。

我是想把事情尽快办了，死者家属拿上钱，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可又想想，将来让死者家属再到矿上找，对矿上，对死者家属都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乔河生和乔勇小孩的姨夫走后，我又跑到谢国生的临时办公室，把这个情况说了，并说这一家从头至尾都没提出一点无理要求，看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把这3000块钱先给解决了。

谢国生说，这就是无理要求！

我急了，这咋是无理要求？

谢国生见我急了，说，老陈你别着急，咱们的任务是尽快把事情给解决了。

我说，我就是想尽快把事情给解决了。

谢国生说，老陈，你说咋办？

我气呼呼地说，给他们补助3000块钱。

谢国生说，是有点机动补助，可那补助是用来补给那些包钱包的太少的，乔勇这回包的钱不少了。

我说，乔勇的确是跑出来了又跑回去死的，他本来不应该死的，可他死了，亏，再说，这一家通情达理，也该奖励。

谢国生说，你这一回给他满足了，他下回再给你提出个问题咋办？

我说，没有下回了，他们不会再提出问题了。

谢国生说，老陈你能不能打这个保票？

我说，我能打这个保票！

3000块钱是补出来了，一张条结结实实揣在了我的兜里了。可我又为自己打这个保票担心，担心我这个保票出了问题，要是万一乔勇他们家再提出个什么问题，那可真不好办哩。不用别的，如果今天乔勇的亲属不上车。

从谢国生的临时办公室出来，我按照谢国生说的，把那张可以“换”3000块钱的批条装在身上，没有把“办成了”的消息告诉乔勇的家人。一直到乔勇的尸体火化过了，乔勇家里人再也没提出任何问题，连这3000块钱的事也没再提。

（六）

在乔勇追悼会上，我向他深深的三鞠躬。我觉得我是饱含诚意的，为死者，也为死者的亲属。

乔勇的尸体火化后，我把那三千块他们回家的路费掏出来，当着抱着骨灰合的乔勇妻子和其他人的面，递给了乔河生，说，这是三千块钱，三十个人的返程车费，比你们报的数多出俩人。

可能是乔河生没料到事情竟会是这样，在我昨天批评了他们之后还是给解决了，而且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还会多出俩人的钱。乔河生在接钱时显得很激动，那双粗大的手拽住我的手腕久久不放，连连说，谢谢您了，陈干部，谢谢您了，陈干部。按俺们农村，人死了，他的孩子要给帮忙办事的人磕个头，就让小勇的孩子给您磕个头吧。说着，他松开我的手，拉过身旁一个又瘦又小的女孩，你给陈爷爷磕个头，这是你爸和咱们全家的恩人。我阻拦不及，小女孩已经跪下了。我赶忙把小女孩拉起来，大声说，乔河生，你这是要干啥？

乔河生说，俺们农村人见识短，你不会怪我们吧？

我点点头。

乔河生又说，昨天我们打你那儿出去，我还埋怨他们来，陈干部这么好，我们就不该再给他添麻烦了。您可能已经想到了，小勇的孩子还小，坐车是不要买票的。

我说，我能理解你们。孩子没了父亲，还不该得一张车票的钱？

当天下午，我进行事故善后处理的最后一项工作，领着死者的家属到矿上算帐领钱。乔河生领着乔勇的妻子、岳母以及母亲，在结算室开出了结算清单出来到财务室领钱时，我把那三千块钱的条子递给了乔勇的妻子。我说，乔勇的牺牲到底算不算见义勇为，以后再说，在三千块钱，和那六个月的抚恤金差不多，全当算把这事给你们解决了。

乔勇小孩的姨夫很是激动。说，陈领导，您真是个好人。俺们要求对乔勇的牺牲按见义勇为处理，连俺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事能弄成，只是抱着有鱼没鱼撒一网，有枣没枣打三竿的想法，没想这事竟成了。这事多亏了您。

乔河生说，陈干部，我们全家都谢谢您了。晚上我们请来的乡干部本家坐坐，第一个请的应该是您。

我说，不用不用，今天晚上我还有事。

乔河生说，我知道我们请不动您，可您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事……

我说，这是我应该的。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做了一次受良心驱使的事，遵循了一回做人的准则，竟受到了死难家属的如此感激，心里隐隐约约感到不安。

乔勇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我们遇上好人了。陈干部啊，你把你家在哪住说给俺们，让河生和小勇的媳妇到你家瞧瞧你的家人和孩子。说这话时，老人眼里含着泪。

乔勇的母亲把自己的那一份钱领出来，有两万八千多块钱。其中两万元是第一次投入使用的新币。乔勇的母亲问我，在新钱就不用数了吧。我说，您要不放心，可以点一点。她让自己的女儿、乔勇的妹妹帮她数那厚厚的两叠新钱，让我帮她数那八钱多元钱。我说，您要信得过我，我就帮您数数。乔勇的母亲说，太是信过你了，太是信过你了。

那八千多元钱很快点过了。我看旁边，乔勇的妹妹还正在一张一张数那两万多块钱，才数到第一叠的一半。她的手在微微打抖。我想，他们不是完全怀疑那两万元钱有什么偏差，那新崭崭的钱他们数起来，是一种享受，他们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更没亲手数过那么多的钱。

乔勇的妻子对自己和孩子的那一份钱怎样处理似乎早就想好了，她对我说，乔勇的人命钱要存起来，等孩儿们长大上学用，光那利息，就够俺们娘几个花了。我粗略算了一下，那十几万块钱存到银行，利息平均到每一月，顶多也就三四百块钱，四个孩子加上乔勇的妻子，5口人哩，每人每月平均不到100块钱，能行吗？领钱时，乔勇的妻子只领了几百几十块钱零钱，千元以上的整钱的都存了起来。财务科给银行打了个电话，银行来了辆车，拉乔勇的妻子和乔勇小孩的姨夫到银行，存了钱又送了回来。

分手时，乔河生领着他的亲友来送我上车，七八个男的站在前面，一个一个轮着和我握手，乔勇的母亲、妻子、妹妹等站在后面。我问乔河生，乔勇的事办过后，你是打算回去哩还是继续干下去？乔河生连想都没想就说，还要干下去。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煤矿是有很多危险，多在意就是了。矿上人公道，再换个地方怕是找不来哩。（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