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张闻天发生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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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南京政府试探性地进行局部阻击日本帝国主义南犯东进的时候，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亲临西安对陕北苏区的继续、更大规模的清剿进行督战，张学良、杨虎成在经过前两个月之久的书谏、面谏，而今再三苦谏、哭谏，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居然明令还欲将张学良调防安徽、杨虎成调防福建的归还时候，又在1936年12月9日全国暴发了著名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惩办卖国贼”、“还我河山”、“打回来老家去”的“12.9”运动的压力之下，本身就已决意抗日，以牺牲小我换取大我的张学良、杨虎二位将军终于在12月12日的凌晨被迫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兵谏”，即：著名的“西安事变”。张杨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并致电毛主[xi]、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随后，张杨联名电邀中共中央立即派人赴西安共商大计。

对此全国各界及其民众，尤其是爱国学生的普遍反应是欢呼雀跃国，拍手称快。广泛呼吁“公审”、“极刑”。国民党内部悲愤、哀伤、忧愁、窃喜、观望等等心态、表现不一而足，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当晚，南京、上海都同时采取了紧急行动。国民党中央在南京连夜召开了中执委特别会议，决定削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交军事法庭审判；组成讨逆军，由何应钦任总司令；由于右任为陕甘宣抚使游说、安抚张学良、杨虎成。宋美龄、孔祥熙在上海召见当时著名记者、社会活动人士、孙中山、蒋介石和张作霖父子的共同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委托其次日飞抵西安，希望能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对于这一促不及防的事变，中共中央也是始料不及的。。当即，在延安的政治局常委在毛主[xi]所住的窑洞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对待“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因事发突然，不完全了解真相，但是又必须立即回复张杨，会议决定先予以电复，再作对策。于是，迅速电复张杨：“作好军队的调动安排，以防南京的不测行动。”同时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1936年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主[xi]首先做了发言，最后又做了总结。发言中毛主[xi]阐明了我党应有的态度与立场，就是认定“这一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注意这里没有使用“反蒋”〕，应该拥护。”而后在作结论时，说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介石的个人错误。”随后又辩证地、客观地说道：“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当天下午由毛主[xi]起草，与周恩来联名再次致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毛主[xi]的发言与总结，丝毫没有“倒蒋”、“除蒋”的意味。既反对张国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的“左倾”躁动意见，又批评了当时博古“统一战线一切领导权归南京政府”的“右倾”消极认识。确立了一条“统一”与“独立”的正确路线。

1936年12月17日，毛主[xi]在获悉了日本声明：“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及关东军发表的声明，要求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时便与张闻天、博古等人商议，公开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是周恩来刚到延安的日子，也是我党首次明确地公开地提出“恢复自由，和平解决”。而且完全是由毛主[xi]主张提议的。次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的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介石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大会，决定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声称：“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

1936年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主[xi]又做了重要报告。毛主[xi]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黑暗方面的表现，是于抗日不利的。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介石个人问题。”会议讨论时，政治局意见完全一致地统一到了毛主[xi]的思想方面。博古表示：“完全赞同主[xi]的这个解释。”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最后，会议通过了仍然由毛主[xi]起草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了“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就在这一天，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主[xi]一天之内就亲自起草并发出了14份申报。其中发给西安周恩来的就有11份；一份是发给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政府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21日，毛主[xi]又再次电告潘汉年，：“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就是在中国共[chan*]党的识大体，顾大局，精诚抗日的精神感召之下，22日，宋美龄、宋子文在端纳〔端纳的劝说无功而返〕的陪同下飞抵西安。蒋介石的惊讶之余的第一句是：“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呀！”宋美龄回答道：“达令，宁抗日，勿死敌手！”两人相泣而望。

次日，周恩来又再次单独面见蒋介石，陈述中共中央的态度与立场，终于在二十四日，蒋介石口头接受了六顶协议，但拒绝签字。杨虎成在周恩来晓以大义的耐心说服下勉强同意释放蒋介石。25日，在周恩来、杨虎成等人的欢送下，在张学良的亲自陪同下，蒋介石、宋美龄安全飞回南京。十二天的“西安事变”就此结束。

承上启下，一以贯终。从真实的历史文献记载完全可以弥补、填充、证明历史的确切性。以消除人们的空白与模糊意识，粉碎别有用心者的“笔下春秋”。

“西安事变”前，毛主[xi]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实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博大胸襟，从民族利益与民族矛盾出发，首先提出了“重新考虑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抗日反蒋”问题；明确地致电张闻天：“不应发布计蒋令”、“请蒋出兵”。就是“西安事变”暴发的当天，毛主[xi]在接到张学良电信后，仍然没有提出借机“除蒋”。即便是《炎黄春秋》所说的“1936年12月13日在保安窑洞召开讨论应对西安事变的会谈来说”，事实真相却与之大相径庭。该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是由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xi]做时局报告并做最后结论。会中除张国焘言辞激烈外，与会者意见完全一致。尤其是会前已做了交流与沟通、达成共识的毛主[xi]和张闻天不仅思想统一，配合默契，还共同地批评了张国焘“打倒南京政府”的提法。根本不存在两人“有过不同意见和争吵”。一、“西安事变”前后两人的思想认识完全一致，每次会前，一个实际领导人和一个名义上的“负总责”领导人都有“碰头”，何“吵”之有？二、从长征途中的北盘江，到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阿坝，从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到“西安事变”之前，对毛主[xi]已从思想和情感上都完全认可与拥护的、襟怀坦白的张闻天反复要求辞去“负总责”之职，由毛主[xi]担任，但都被毛主[xi]推辞了。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遵义会议”时众多与会者就推举毛主[xi]接替博古，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是众望所归。但是被毛主[xi]以“身体不好”为由所谢绝了，并提名由张闻天担任。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毛主[xi]的宽容大度，顽强坚定的英明思想决策令张闻天折服，两人思想感情灵犀相通〔直到1938年秋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主[xi]才出任中共中央主[xi]；“毛泽东思想”是张闻天在党的“七大”前夕率先提出，被中央政治局通过后才有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宣读公开的。〕，何“吵”之有？三、该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非“扩大”，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长的冯文彬〔已于1997年逝世〕、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郭洪涛〔于2004年逝世〕，是不可能参加会议的。就是“扩大”也未必能够与会。如此而来，何见“争吵”之有？

“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的那次宣言是对的。”一贯以写作“三要素”的时间、地点、人物伪造历史的《炎黄春秋》，在这里却使用了“后来”〔哪一年？〕、“一次”〔哪一次？〕、“谈及”〔与谁？〕、“认为”〔怎么“认为”？〕、“那次”〔哪次？〕，均无法明确交待，这能令人信服吗？

文中有一句话倒是正确的——“靠的是党内民主”。此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其“靠”之所指，却未必是正确的了，此“靠”自然是要把毛主[xi]排斥在外的。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所创立的“枪竿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队上”、“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的“党内民主”，正是由毛主[xi]和他所领导的革命集体，如张闻天等所创立的——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承认张闻天的历史功绩；我们钦佩、学习、发扬张闻天的高风亮节，但是有人心怀叵测，不可告人地在两位伟人中间横生芥蒂，扬此抑彼，破坏中国共[chan*]党的战斗集体，诋毁毛主[xi]和毛泽东思想，人民与历史都是不会答应的！

好在历史是真正的人民写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