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又在胡诌：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张闻天发生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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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颠倒事实，编造历史为“能事”从而达到它诋毁、削弱毛主[xi]伟大形象的《炎黄春秋》又在胡诌了。说什么“不除蒋是由张闻天首先提出的”、“张毛争吵的很大激烈”等等，然而“胡诌”的水平却不敢让人恭维，因为它不堪一击！

《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载文《西安事变，谁先提出“不除蒋”？》。就突发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的所持的态度以及对策过程，文中说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介石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为此他〔指毛泽东〕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毛报告之后的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周恩来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然而这里所说的南京也是没有蒋的情况下的南京。张闻天的发言早与毛的报告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任何一点类似这样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事实上当时的南京政府也唯有蒋介石才称得上正统。”

为了表明文章史实的“可靠性”，文中又采取了《炎黄春秋》惯用的伎俩，把无法开口的已作古了的但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给抬了出来。“在高举抗日旗帜，支持张杨，最终要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些问题上毛张两个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认两人确有过分歧和争论。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都证实毛和张确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很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埃作结论吧！’”又为了更进一步地体现“真实性”以达到更大的欺骗性，文中又煞有介事，言之凿凿地胡诌道：“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的那次宣言是对的。”

《炎黄春秋》的偷梁换柱，断章取义，望“文”〔此“文”仍卑鄙者之主观臆想〕生义，*奸历史，的确是行家里手，也颇具煽动性与蒙蔽性。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它不是橡皮泥，任人揉捏。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9.18”以后民族危机的极限暴发的必然产物，是全国性的“12.9”运动催生的“历史婴儿”。

早在“西安事变”前夕，面对时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应声音，尤其是蒋介石眼看日本人很得寸进尺，严重危及南京政府而发生微妙的不满与波动的形势之下，毛主[xi]审时度势，洞察秋毫，于1936年4月9日亲笔起草电文，并与彭德怀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号是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　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这与四个月前的“瓦窖堡会议”的言语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在称呼上也作了象征和平的变化，对蒋介石称为“蒋氏”。在今天保存下来的这一电稿的背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即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这就说明了“所说立场”是有毛主[xi]首先提出而张闻天表示“同意”的。而且由于“蒋贼”改称为“蒋氏”，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当晚，周恩来根据毛主[xi]指示在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张问：“假如我们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周恩来说道：“现在我们中共中央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重新”就是只要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中国共[chan*]党和工农红军愿意在“蒋氏”统一领导之下，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5月28日，毛主[xi]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军事报告时再次强调：“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

由于经过红军的挫折和革命实践的检验，毛主[xi]已成为实际的中国革命的领袖，他的决策及其思想已被广泛接受与拥护。于是，1936年7月底，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毛主[xi]负责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这一时期我党的首要工作就是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8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时局会议上，毛主[xi]具体地分析道：“蒋介石的对日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上是变了。战术变了，将来会影响他的战略的变化。”由此可见，毛主[xi]就是在这个时候仍然并未“排蒋”。

1936年12月1日，还是由毛主[xi]起草、联名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致信蒋介石：“望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先生”称谓，说明以毛主[xi]代表的共[chan*]党人为民族大义的抗日的真诚与决心。

事态的发展往往是戏剧性中蕴含着客观的必然性。应该说这一年的社会动态完全是按着一种民族与正义的自然规律而发生它应该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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