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
老家来人说:老屋天井中的那棵泡桐树死了。
我的心里一颤,老半天没有说话,思绪一下子被拉长了。
老屋承载了我的童年,留给了我难以忘怀的记忆,无论是欢乐的,还是痛苦的,都是值得我永远珍藏的。
自从全家迁到县城后,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回老屋看过了。老屋留给我童年的的一个伙伴明暂住。他是个极其老实本分的农村人,常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他结婚后一直无力盖新房,就借住在我家的老屋。当初父母之所以同意让明居住,一是认为明本质好,不会有鹊巢鸠占的想法,二是因为房子长时间无人居住,会损坏很快。我们让他无偿居住,只要求他照看好老屋,特别要保护好老屋前后的树木。明非常感激,住进老屋后心里一直过意不去,逢年过节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带一些自家种的蔬菜,顺便说一说老屋的情况。我们同样很感谢他,知道他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常给他带一些食品糖果之类,让他捎给孩子们吃。
老屋的房子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陆续盖起来的,前后盖了两次,是关中传统的半边房结构。大门朝南,大门进去东西两边各是两间厢房,中间是天井,天井中间长着一棵泡桐树。天井后面是厨房,厨房后面是宽敞的后院,后院有一间石棉瓦搭成的羊舍,种有几棵泡桐、槐树和椿树,这些都是关中农村常见的树木。
老屋东边的厢房是最先盖起来的。那是在1978年,当时我9岁,上小学二年级。那时刚分了家,父亲在离家20里外的人民公社做临时工,每月挣18元的工资。就因为这个原因,生产队不给我和父亲分粮,所以父亲每月的工资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外,几乎都用来买口粮了。父亲是长子,弟妹4个,他是个极其孝顺的人,每月总要省下几块钱给爷爷奶奶维持家用。我对孝顺一词的理解和后来父亲在失去工作后我非常孝顺他,皆缘于父亲用身体力行对孝顺一词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并且影响到我在教育孩子时,把身体力行比摆事实、讲道理看得更为重要。
房子是在春季,也就是阴历的二、三月开始动工的。关中人有春季盖新房的习俗。在农村,盖新房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邻里乡亲都要来帮忙的。而在此之前,新房的筹建工作早就开始了。那时候盖房,除了地基和墙裙以下用青砖外,其余部分是用不起砖的。要用土坯来当建筑材料。因此春节刚过,父亲就请了几个乡党,到生产队的公用取土地打土坯。新打的土坯整齐地立放在一起,在逐渐温暖的阳光下慢慢干燥。在这段时间,父亲领着人到镇上选购建房用的木料,请木匠师傅做起了门窗。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父亲的精心策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其实最辛苦的是母亲,父亲要按时上班,具体的事情都要母亲操持照应。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伴随着清脆的鞭炮声,新房正式动工了。我记得几乎全村的劳力都来帮忙,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在忙过一阵子后,父母招呼大家喝茶。春季淡淡的树荫下,支起几张方桌,父母把滚烫的热茶恭敬地一一递到大家手中,给抽烟的每人发上一支烟。喝着茶,抽着烟,话匣子就打开了。郭叔是盖房的总管事,他是个极其幽默开朗的人。这种场合,俨然成了他施展才艺的最佳舞台。在大家的鼓动下,郭叔端起粗瓷茶碗,轻轻吹去漂在上面的茶叶,很有滋味地喝了一口,然后清了清嗓子,吼起了秦腔。
“焦赞禀孟良报太娘来到……”
这是《辕门斩子》中杨六郎的一段唱词。郭叔表演得极其投入,他那浑厚沙哑的嗓音,常使我想到,要是郭叔唱流行歌曲,没准比刀郎更走红。情到极处,郭叔二目圆睁,手作捋胡须状,颇有杨元帅的风范,只是颌下无须,身上的破棉袄露出了棉絮,显得有些滑稽。
演罢杨元帅,郭叔还不过瘾,又幽默地演起了《三滴血》里的花旦。我惊讶他那沙哑的嗓音如何又能变得如此尖细,而那眼神又如此多情传神,粗壮的手指翘起作兰花指状,引得大家忍俊不禁。
想起郭叔,我就觉得乡间的人才其实多的是,他们一点也不比那些被捧红的歌星、影星差,他们缺少的也许只是机遇而已。但他们依然自得其乐,没有一点怀才不遇的悲观和消沉,他们要比那些略遇挫折就抱怨命运不公的半斗“才子”们高尚得多。从郭叔的身上,我学会了安于平淡,冷静地等待人生的机遇,而在机遇到来之前乐观处世的平和心态。
歇上一阵子,郭叔就招呼大家抓紧时间动工,被欢乐气氛调动起情绪的人们,很快又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之中。
第二天,就只留下工匠们干活,其余的人就去忙各自的事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新房就到了上大梁的时候,这标志着新房即将竣工。这一天,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又都要来庆贺。记得家里的亲戚都来了。新房大门两侧还未干透的墙上贴起了大红对联,房前屋后支起了七八张桌子。气氛要比新房动工时热闹得多。郭叔显得格外神采飞扬。随着他的一声令下,鞭炮齐鸣,精壮劳力们喊着号子,用粗壮的绳索把贴着“上梁大吉”大梁吊起,安放妥当。随后,父母就赶紧招呼大家入席。四个凉菜、一壶白酒端上来,幺五呵六就开始了猜拳喝酒。那天,从不喝酒的父亲被喝得半醉的郭叔缠得不行,也许也是因为心里高兴吧,就喝了数杯,登时连脖子也红了。绉绉的一个文人也和大家一起说起了诨话。我知道,那是一种做完了一件大事后心态放松的表现,也是一种心醉的感觉。
数月后,新房墙壁干透,我们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新居,住进了新居的上房。母亲用旧报纸把上房的墙壁糊了起来,贴上了带日历的年画,几件仅有的旧家具也安放得妥当到位,显得朴实而温馨。
搬进新房的第一个晚上,我和弟弟兴奋得久久睡不着,在被窝里相互打闹着。父亲和母亲在灯下细细地算着盖房的明细帐。我隐约听见父亲说盖房时家里只有200块钱,新房盖下来总共花了接近2000块钱,基本上都是东挪西借来的,要在今后几年分轻重缓急一一还清。接着,他们就商量还款计划,我看到父母欣喜的眼中含着隐忧。
半边新房我们住了三年。三年后,在父母的辛劳下,我们还清了所有的欠帐。于是,父母开始张罗盖西边的厢房。那时,农村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也调到了县财政局工作,家里的境况好转了许多。因此,三间西厢房采用的是砖木结构,不再用土坯。数月后,西厢房拔地而起,老屋就此建成了。
西厢房盖成不久,我就随父亲到县城读初中。因此,西厢房虽然新,但一直没有住人。我知道,西厢房实际上是给弟弟结婚准备的。按照农村的习惯,东为上,东面的一间厢房自然是为我结婚准备的,而我的确也是在那里结的婚。不过由于我和妻子都在单位上班,一年也难得住上几天。弟弟结婚的时候,全家已迁到县城。西厢房就一直没有完成为弟弟迎娶新娘的夙愿。
东厢房盖起后不久,天井里长出了一颗泡桐树苗。我和弟弟非常高兴,用砖把树苗围了起来,并经常给它浇水。泡桐树是速生树,生长很快,第二年就同房檐一般高,三年后就有碗口粗细了。在我的心目中,这棵泡桐树就象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它那茂盛的枝叶,为东厢房挡住了夏日的夕照,使夏天的东厢房非常凉快。在下雨的时候,躺在炕上,听着雨打泡桐叶的点点敲击声,很有一番诗意。我们全家迁往县城的时候,泡桐树已经有合臂粗了。近十年未回老屋,我想它一定长得更加粗壮茂盛,没想到它却突然死了。这使我下决心回老家看看。
下 篇
一个天气晴好的冬日中午时分,我回到了久违的老屋。
老屋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已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尽管它只有20多岁。
门前的外墙已被风雨剥蚀,露出了里面的土坯,像是老年人皮肤上的老年斑;大门依旧未上漆,暗淡的木纹让人想起老年人手臂上暴起的血管。这两扇大门其实是用上好的松木做的,只是由于当时松木未干透,大门装上后不久就合不拢了。那时有钱人家的大门都刷上黑漆,显得庄重而严肃,而老屋的大门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由于家中经济拮据,新房盖成后一直没钱买漆,等到想起给大门上漆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搬迁了。
记得老屋的房子当时在村里算是不错的。当我们迁走的时候,村里已经有一户人家盖起了小楼房,在当时相当轰动。而今,东临西院的小楼房比比皆是,老屋夹在楼房中间,就像一个无人照顾的孤寡老人,显得猥缩而又无奈,让人感慨这世界的确变化太快。
我上前敲门,开门的是明。由于我回来的时候没有打招呼,明看到我很惊讶,连忙招呼我进屋坐,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说我和走的时候相比变化不大,只是胖了一些。而我则明显感到明黑瘦苍老了许多,加上胡须大概有一个星期未刮,显得年龄要比我大上十岁左右。
明的父母就住在老屋的对面。同我一样,明也是家中的长子,比我小一岁,比我弟弟大一岁,从小我们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童年的明要比我的身体强壮得多,学习虽然很努力,但成绩却非常差,也许他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吧。我比他高一级,经常给他辅导功课,有时给他讲了半天,连低他一级的弟弟都听懂了,他还皱着眉咬笔杆。不过,明在家里却是一个好劳力,经常帮父母干这干那,甚是勤快。我们经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起玩耍,一起割草,好得像一个人。谁要是胆敢欺负我,明会用拳头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明上完初中后就辍学了。那时我刚上师范,回家的时候抽空去看明。明说自己实在读不进去书,再上也是白搭钱,并开玩笑说老爸老妈没有给他一个像我这样聪明的脑瓜。我不好再说什么,我们相对一笑,但笑中明显都有些不自然。我意识到属于我和明的欢乐时光已渐渐远去,我们将为各自的命运踏上不同的人生征程。
师范毕业三年后,我结婚了。稍后一年,明也结婚了,娶的是和我妻子同村的一个农村姑娘。他结婚后不久,父母就把他分了出去,因为他后面还有两个比他小不了几岁弟弟。分家后明没有住处,恰好我们乔迁,就住到了我家的老屋。
明的头脑和他的一身好力气成反比,他的妻子和他是天生的一对。因此,责任田成了他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尽管年复一年地精耕细作,但也仅够填饱一家几口的肚子。后来,我听说他学着种菜,日子略有缓和,但随着建筑材料比他家庭收入更快地增长,盖新房对他来说日渐遥远。这样,我家的老屋就成了他一家免费的避风港。
明让我坐进了东厢房。倒上了茶,递给我一支低廉的香烟。寒暄中,我开始打量我和父母共同住过的这间厢房。墙壁上依然是当年的旧报纸,被烟熏得昏黄,依稀可见的文字,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报道。明结婚时的旧立柜把手上,挂着几件脏兮兮的衣服,当年我睡过的土炕上乱放着两床旧棉被。这一切都告诉我,明的妻子不是一个爱整洁人。想起我们在老屋住的时候,母亲总是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净整洁的情景,我心里不由一阵慨叹。
坐了一会,我和明出屋去看天井里的那棵泡桐树。明说春季里还好好的,不知为什么,夏季里就开始落叶,几天时间叶子就全落光了,就这样死了。
看着泡桐树死后仍然挺立的躯干,我的心里一阵酸楚。这曾经伴我成长的泡桐树,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开了我。这让我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爷爷和不久前过世的丈人。是啊,总有一天,挚爱我们的亲人都会一一离开我们而去的,而那时,死亡的阴影就会向我们逼近,这是我们无法选择和回避的。其实死亡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当失去了亲人和朋友,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泡桐树可以选择站着离开这个世界,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只要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无论对这个世界贡献大小,都可以算是站着离开这个世界吧。我们无法选择如何生,但可以选择怎样死,大自然的确算是很公平的。
“足有一方木材呢,可以卖个好价钱。”明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明天我去找伐树的人说价,卖后把钱给你送去。怎么样?”
“行,你看着办吧,麻烦你费心了。”我随口说道。
“客气什么,我们谁跟谁啊!”明显然对我采纳他的建议很高兴。“走,到后院看看。”
我随明来到后院,当年的羊舍还在,里面拴着两只山羊。看见明“咩——咩”地叫起来。明抱了一些玉米秸杆放到羊舍,两只山羊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记得当年家里也曾养了一只山羊,那是全家人的命根子。每天下午做完作业,我都要和明一起去给山羊割青草。那只山羊很争气,每窝都产两只羊羔,至少有一只是母的,有一年还一窝产了两只母的,可把母亲乐坏了。后来,不懂事的我给山羊喂了干饲料,活活撑死了山羊。那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啊!父亲把我一顿好打,母亲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我把后院平整了,种了菜,不打农药,留着自家吃的。”明指给我看他在后院种的菜。
我看见后院被明平整成了四小块,分别种着菠菜、大青菜、蒜苗和白菜,在初冬季节仍然青翠欲滴,从中可以看出明的确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
看完后院,我和明又转到前院。老屋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不断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回到东厢房,和明聊了一会,明的妻子端上来四个凉菜。明打开了一瓶白酒,我们对饮起来。三杯酒下肚,明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说这么多年了,自己也没有活到人前头去,真是愧对老婆孩子。看见人家都想尽门道挣钱,自己心里很是焦急。去年村里号召建蔬菜温室大棚,给建棚户每棚贷款2000元。他一咬牙,拿出所有的积蓄建了一栋大棚,种了一棚芹菜,结果卖了个好价,一下子就收回了投资。今年春上又种了一茬豆角,赚了4000元。今年又贷款建了一个棚,预计收入万元左右,现在他已经成了村里的菜把式了。他说照这样的势头,再有两三年,他就可以盖新房了,到时候就可以迁出我家的老屋,或者让我考虑把老屋连庄基折价卖给他。他开玩笑说我家老屋风水好,有灵气,他也想沾沾光。
我为明终于找到了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而由衷高兴,答应他回家和父母商量把老屋转卖给他的事。明很高兴,连连和我碰杯。
送我回家时,明和妻子很感谢我给他家的孩子带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说想什么时候回来看就什么时候回来,自家人不必客气。并把在后院种的青菜结结实实地给我装了一袋子,说是无公害的,城里人轻易吃不到,让我心里好生感激。
晚上,躺在床上,回想起老屋二十余年历经的风风雨雨,想起父母为老屋付出的半生心血,想起风趣幽默而又安于平淡的郭叔,想起明在老屋中虚度的青春时光,想起曾经茂盛生长而又突然死去的泡桐树,想起那只争气的山羊……我的心久久无法平息,随之眼角有些湿润。
老屋见证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巨大的变化也促使老屋更快地走向衰落。如果父母同意明的想法,两三年后,老屋就将被一座小楼取代。我想:老屋如果有生命的话,它应该感到欣慰。二十余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许不算什么,但却足以把我从一个小孩子送上中年的征途。历经了人生的凄风苦雨后,我感到生活的担子一天天沉重起来。随着父母和老屋一起慢慢衰老,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为这个家庭遮风挡雨的老屋。我时刻提醒自己,要珍惜机遇,努力工作,用辛勤的劳动为家人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
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儿,我感到灵感突然来临,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冲动,促使我披衣于寂静的冬夜草就这篇文章。
2004年11月24日凌晨2:17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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