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七十年代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语文教科书里经常会提到打倒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及资本主义“走资派”。人民公社食堂制讲的是“一大,二公”,“大公无私”,不允许私人生产关系的存在,私人的土地、生产资料都在公社化期间充了公。一切私有制的东西都成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绝不允许在社会上存在,一但被人发现就有被割“尾巴”的风险。
爷爷那个时候有五十多岁了,是个手工业者,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一但出去做工,要拿工钱“打队”(文后注释),一天的工钱是一块三,要打出八毛。有时工钱才五毛一天,“打队”也成了问题,得不偿失。不“打队”不但工分不给,还要扣工分,生产队里分粮食是以工分为依据,所以爷爷这辈子是很艰辛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要拉出去批斗,理由很简单做木匠也算得上是有钱人家。这也就是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的了,这样的“尾巴”在当时是绝不允许存在的。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过去,那简直是个什么世道啊!用那个年代的思维来看现在的社会,那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了,现在的私人工商业者都该成了“走资派”。
母亲生有五个孩子,大姐在三岁的时候因为出麻疹去世了,那个时候农村还没有医生。然后,有了二姐,二姐五岁时就随了外婆。父亲是做上门女婿的,所以管外婆叫奶奶。母亲有了我们兄弟三人,就一直带在身边,在我的影像里,姐姐是奶奶家的。
那个年代坐在家里带孩子是要饿死的。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兄弟一起去了田野,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们从小就熟悉了乡野的一草一木,熟悉了家乡的泥土气息。随着母亲上山、下地,母亲到过的地方,也有我们的身影。
有一次母亲随生产队把我带到上岙拦水坝上采摘乌桕籽,我在边上玩耍,看着大人们在乌桕树上临空用采刀钩摘乌桕籽,白花花的乌桕往地上掉。我爬下拦水坝坝身的台阶,快到坝底了,有一级台阶距离大,一步漫不到位,就栽了下去,头顶插在淤泥中,幸好淤泥浅,要是深可以漫过口鼻,我想命早已休矣。我的哭声惊动了母亲,母亲把我从坝底抱上来,怕我惊吓丢魂,就在两耳“哚哚”几声。这就是所谓的“抓猫”,土法招魂,怕我受到惊吓魂魄飞散,这是农村人惯用的做法。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跟着母亲去的地方多了,知道的事情也多了。那时候的土地除了小量的自留地种蔬菜之外,就没有其它土地了,仅一点点的自留地里种出来的蔬菜,是不够一家八口人吃的。母亲为了家里能吃得宽裕一点,在生产队的田头地尾撒点菜籽种点蔬菜,当菜长势正盛的时候,大队干部总要定期抗着锄子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这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就深深地懂得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道理,不种蔬菜,土地除了长草,不会给人们粮食和蔬菜。母亲只不过是利用空地,种点蔬菜为家里改善一下生活罢了。那时,人们的思维正是让人费解,只有集体有了,私人才能有,这是典型的“大锅饭”。集体没有的,私人有了,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集体吃稀饭你就不能吃米饭,要不然等待你的就是抄家和游街批斗。
母亲实在没办法,只好去山上采“苦菜”,有一次,不小心失足把门牙全碎断了,至今门牙还是缺失的。母亲有时也会耍点小聪明,在山上的柴草中间开一小块菜地,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割尾巴”的时候,自然躲过一劫,种出来的蔬菜质好还环保呢,这确实还让我们家开心了一阵子。
记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人们公社食堂里有一个职工,因私自做了一碗红烧肉,被机关工作人员发现了,可怜这位叔叔,被五花大绑于马路边的窗栏上示众,窗台上还放有一碗凉透了的红烧肉。从这里过往的人们,都会往他身上吐唾沫,并说一句:“走资派该死”。有些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吐一口唾沫——“呸!”。多么可悲的年代,连我们的孩子也被教育坏了。在我的心里,这个叔叔是做错了事,但罪不该如此!
说真的,人民公社有什么好,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吃的是什么东西啊!分的是霉变的粮食。记得最深的一次是,生产队给大家分的大米里有煤油味,母亲做给我们吃,那种味道真让人恶心。深知生活艰辛的弟兄,似乎很懂事理,还是一口一口地把它吃下去。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很快就被取消了。
这个“尾巴”割得好,消除了人民公社的体制,来了个家庭生产联包责任制,土地分干到户。从此,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母亲起早摸黑,我们家的温饱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那个时候,我才十二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送来了希望,社会处于变革之中,一切不符合规律性的东西,彻底地得到了改变。原先要割的“尾巴”,也有了立足之地。
注:打队是指在不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而个人出去做事,耽误的时间要用现金支付给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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