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游击队医生蒋丹青

作者/蒲宇伦

一九七六年我在叙永文物征集办公室工作，受组织委派调查红军川滇黔游击队的历史，走访了曾在红军游击队任过军医(解放后任古宋二医院院长)退休在家的蒋丹青，当时蒋老己年过七旬，双手患风湿不能握笔，他口述，我记下了这段历史，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蒋老还存几分顾虑，记载的史实有些欠详，可惜他老人家已离开人世，无法再访，留下了一个遗憾。下面是我整理的蒋丹青口述材料。

一九三六年夏，我在黔北一家私人药铺里当伙计，在个人前途失望，生活困难的处境下，想寻找一条出路，听朋友讲共[chan*]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川南一带势力很大，打富济贫深受百姓拥护。于是我决定去找游击队。大约是夏末，我到了在安顺芦蔌哨三家兄蒋一平处，有位姓刘的朋友从贵阳赶了来，我还约定了马岭的傅中一，三人经黔西、大定、毕节，步行了三四天到了水田寨。傅中一出面找了阮俊臣的边棚康俊，康派出了二人带路，当晚从康部出发，一行四人，(因傅中一要到阮俊臣部未和我们同行)，赶夜路，爬山路，天快亮时，到了游击队　司令部驻地(记不清详地了)，经与岗哨联络，对上了暗号，他们中的一人跑去报告刘复初司令员后，回来说：“请进!”我同刘方便进了司令部　，刘司令员坐在地铺上，亲热地喊：“显武(我儿时的书名)，请进来坐。”我把刘方当面介绍给他。刘司令员叫醒了身旁睡着的几个人给我们作了介绍。他们见我们衣服全被露水湿透了，招呼人升火为我们烘烤衣服。在火炉旁我们谈论了沿途的经过和投奔革命的心愿，看到司令部的人如此热情，心底感到高兴。天亮后吃了点玉米粥便同路行军了。穿林海，过沟涧，一天行程一百多华里，天黑宿营在一个小寨上，司令部人员似乎已经研究过，便分我作司令部的医护工作。同时给我介绍了一位年约十四、五岁的小红军，全队都称呼他“老资格”，是我的直接领导(当时从内心讲是有些小看他，但必须组织服从)，以后又添了一位姓李的少年，是云南农村来的农民，也作了卫生员。我们就三人组成战地医疗组，在“老资格”的带领下，随同司令部人员行军，宿营时，就到各大队看望和治理伤病员，吃饭有时也在大队上，工作完回司令部，如住房较小时，我们三个人才离开司令部领导，另找一室居住。我们的医疗条件极差，用盐水给伤员消毒，到山上找草药给战士治病，偶尔由交通员买回一点消炎粉或阿斯匹林片都要到了万不得已时才能动用。“老资格”和那位姓李的少年，对草药都很有研究，他们用很多民间单方给伤员治病，特别是止血治枪伤很有几手妙法，我暗暗学他们，慢慢地消除了对“老资格”不服气的心理，成了知心朋友。大概是深秋的一天下午，我们同国民党的正规军遭遇，我们的三个大队分三路抢占高地，打死打伤了军敌二十余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晚上我们退回大山上宿营，买了一坛米酒在露天开庆功会，我因为连续为三名伤员包扎，表现勇敢，受到司令部表彰。我第一次感受到革命胜利的喜悦，也第一次体验到我这个青年人的价值。

我在游击队的日子里，看见的是官兵一致，生活上同甘共苦，每月官兵都只发1—2元的饷金。其实根本没处用，穿草鞋都是自己动手编，生活虽然很苦，但心情是舒畅的，工作繁忙、紧张，白天宿营，休息多，遭遇战斗也较多，不是碰上地方民团武装，就是碰到川军、滇军、中央军。夜晚行军多，奔袭战斗多，而且是我们的长处。

白天同敌人战斗有若干次，我能记起的与正规军作战的有四次：

第一次时间是三六年深秋或初冬，我们从川边去云南，袭击坡头陇家反动地方武装回来，渡过大渡河，行军半日宿营。我同“老资格”在一小河边赤身洗澡、洗衣时，就听见后卫方向有密集的枪声，立即跑向司令部，听说敌人是云南的正规军，司令部住在小河右岸，后方驻有我们少数部队。政委、特派员、司令员三人研究之后决定反击。先派出一一个尖刀班迅速占领河对岸高地，又组织四支小部队沿河反击敌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上午十时战斗到晚上，深夜收回后卫，敌人弃尸多具，我们只有一名伤员。接着我们拾起战利品又是急行军。为了甩开大股敌人，一连两三天，我们部是白天隐蔽休息，夜间行军，敌人摸不准我们的行踪。

第二次与敌正规军作战，是我们在川黔边老林隐蔽休整几天后，侦察员回来报告，有敌　人运军火　过境，我们急奔了七、八十里，袭袭贵州燕子口二十军一个连。他们是从泸州经叙永押运军用物资去毕节的。敌军作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快速如神。离燕子口二十里时，指挥员命令部队跑步前进。我同司令部工作人员几乎落后一个小时才到达燕子口街上，又听见前方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不多久，我们的战七押着一批批挑子和马驮子从，南面回到燕子口街上。敌人早己溃散逃命了。一百多担物资都是军用的，有子弹，有布匹，有照相器材，有医药。这些东两老百姓也是需用的，司令部组织力量，除装备部队需用的，其余物资全部分给了当地百姓。我们在燕子口街上写了许多标语，开了庆功会，吃了中午饭，下午三、四点钟，我军向后撤与川黔大路并行，向北行约20华里，司令部在前，三个大队在后分散宿营。次日晨，天刚明，各队已早餐完，按命令集中在一山麓草坪上，司令员正准备讲话，侦察员报告：不远处发现了敌人正规军约一个营。政委龙厚生同司令员几句耳语后，给部队指战员下达命令：现在我们登山后撤，寻找有利的地形和时机伏击敌人。又临时抽调手枪班一部分人员，配备轻机枪一挺，同一大队一部分战士，在三个大队和司令部之后。我军登山约行五华里，后面部队乘着大雾向敌人发起攻击，我随司令部在前，只听枪声很密，后来听说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溃不成军，遗下几具尸体后退下，我军星夜行军，把敌人抛得老远。

第三次是在石厢子与古蔺的保商队和正规军的遭遇战。初冬时节，我军向河坝场行军，敌人在左侧高地上，保商队在我军前方。我军分两路，一路佯攻将正规军的一个连引开，一路配备强兵追击保商队，结果保商队的二十九条枪全被我们吃掉，抓到的俘虏都放走了，保商队长还向红军写下了保证书。接着我们行军三天三夜绕了一个大圈后在贵州边境一处大山林休整。

第四次是粉碎敌人的三省围剿。我们在贵州边境休整几天之后，从大渡河上游过河到四川边境宿营。黄昏时，后卫部队突然发现敌情，后面是二大队正在擦拭枪支，造饭洗衣，伸出去的岗哨，发现了敌人立即鸣枪报警。司令部住在这边，左右两侧各是一、三大队。敌人约一个连，已经爬上了一大队　步哨前的山腰，司令部听到密集的枪声立即作出御敌决策。政委龙厚生，特派员李青云分别带领一、三大队向左右拉网包抄敌人，并命令二大队向水田寨方向撤退。二大队与手枪班在撤退途中，与一、三大队失去联系，又遇上左面穿插的一支敌军，从枪声中判断是云南的保安旅部队。我是随二大队的，刘司令员因患重病战士们用滑杆抬着走。“老资格”因为抢救伤员受感染，两眼红肿，但他很顽强，一直护理、照顾着司令员。在阻击战中，我扶着一伤员行动很慢，从左边飞来一颗流弹，穿透我胸前大衣，击断我的右臂，流了不少血，但仍咬着牙随部队前进，约行五十多华里，口干难忍，“老资格”给了我半盅糖水解渴，又为我止血、包扎伤口。我昏了过去，战士门抬着我走，我在昏迷中也感受到战友的的关怀，尤其是“老资格”对我的关怀，我真后悔当初参加游击队时，不该瞧不起这位比我年龄小几岁的“领导”。抬着我走的那些战友，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宁了，但友情一直存在我的心底里。深夜，司令部派来的人同我们联系上了，我们赶到吴老口附近，稍歇片刻又行军，天明前到达了司令部和一、三大队会合。听讲，他们在撤退途中也遭到敌人攻击，还牺牲了好几个同志。司令员刘复初见我右臂折断，同意我离队医治，并说：“一会艾连长派人来接你，你可随他去那里养伤　。”果然，不久来了一个王副官，司令部派了十多人背了许多物资，派了两人护送我，天刚亮时到了水田寨。以后，通过艾连长(同情游击队的)，我被转到了重庆养伤，就再没有回队了。后来我在新蜀报上，看到了敌人对红军游击队发起“三省围剿”的消息，还连续不断报道游击队在南方活动的事迹，我多么思念我的战友们啊!

还有许多小的战斗，详情已记不清了。

对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印象是；

政治委员龙厚生，其时约三十岁，外省人，沉着寡言，面和善，又威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是司令部第一决策人。他的决策，多很准确，在全军中威望极高。

司令员刘复初，英勇果断，如他只身去迎接敌21军起义的一个连，以防不测，部队在萝卜坳严阵以待。结果司令员上午去，下午就把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起义军兄弟带回来了，在罗卜坳隆重地召开欢迎大会，后来证明起义是真心的，是司令员通过派出去的人做军运工作的结果。

特派员李青云，善言笑，湖南人，指挥有方，本人又作战勇猛，身先士卒，闻名全军。在反围剿中指挥一大队与敌搏斗，因众寡悬殊，坚持多日，其后脱险到水田寨与我同住山洞中，后来我听说清乡军追捕英勇跳岩牺牲了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