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时想，古今中外的小说，富于语言技巧和想象力，马上能受启发，切入并借鉴的，竟然少之又少！好多大师的作品，象我这样缺乏识力与积累的人，是只能欣赏，无从借鉴入手。翻译的小说，能借鉴的，亦只是在思想理念、主题氛围、结构技法等层面。借鉴语言？因是译文，先就隔了一层，更不用说西方语言行文特点与汉语言的迥然不同。王小波是说过，王道乾译的杜拉丝的《情人》，查良铮译的普希金的诗歌，可作为汉语言创作的借鉴。我却在想，这是他在放烟雾。他的小说语言，可是借鉴了这两者的？从《黄金时代》到《红拂夜奔》，都不象。

目光只得圈定在汉语作品上了。古典小说，也就《金瓶梅》、《红楼梦》那几部的语言值得看看。几百年下来，一大批人在学着，三言两拍，拍案惊奇，到了鸳鸯蝴蝶派，这种文白语言，学烂直至恶俗的境地。五四后为什么有一大批欧化的新小说，只是主题先行、语言技巧粗稚，当时居然盛行？现在看来，价值还不如某些鸳蝴派小说。原因何在？除了此类欧化小说语言、内容更贴近现实之外，实在也是拜了鸳蝴派之福。读者已经厌倦了，他们需要一种反动，一种新鲜的空气。于是，茅盾、巴金和左联等人的小说成了新文学的主流。很可惜，现在他们似乎也被抛弃了。上次看到以王蒙为首的一批当代中青年作家，例出自己钟爱的作品，鲜有填茅巴左联等人作品的，这也是一个侧面的例证吧。他们中的好多人，倒是将《红楼梦》列为最钟爱的作品。我想王蒙等人也是在放烟雾，因为我并没有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过多少《红》影，包括对语言技巧的承继。当然，创作和个人爱好是两回事。当代的作家，老一点的学苏俄小说，新一点的，学欧美某几家。这些现当代作家，在语言技巧上，鲜有创新。

只能将目光集中在几个个性独特，已形成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上。鲁迅、钱锺书、阿城、王小波的小说风格，好是好，象我这样的笨人，学不来，只得投降。老舍的，也不错，虽然觉得有些啰嗦，只怪自己没生在北京，语言没有亲和力，真是对不起他的幽默。沈从文的小说，现在看来，结构已土，语言好象也有些隔代的陈旧味，就只氛围不错。

二

看来看去，就只有张爱玲了。

我最关心的是张爱玲的“怎么写”。她很注重文本的一些细节，比如对话中“！”号的妙用，既精炼了语言，又突出了人物个性。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手法，也总是轻盈一带而过。《金锁记》中，七巧钱欲战胜情欲，在楼上窗口看着季泽走了，“仿佛脸上挂着冰冷的珍珠帘……”那一段，写得行当所乎行，止当所乎止。至此，就和黛玉看到湘云联出“寒塘渡鹤影”时一样，我也只是在心里连叹“了不得！”

张爱玲重要的中短篇，全是在1943、1944年发表的。一个没有多少恋爱经验的24岁女子，居然能写出那么多恋人之间的俏皮话！一个没有多少人生阅历的24岁女子，竟然在小说中，写出那么多关乎人生的警言妙语，那么多生活中的细节之美！我除了惊叹她想象力过人的丰富之外，更惊叹于她的早慧、早悟。想起自己真正的开巧，还要拜谢丏尊、叶圣陶两位老先生所赐。高二时看他俩合写的《文心》，才稍稍找到观察社会、认知人生的路径；一至今日，竟无往深处有多少延伸，真是气馁！

然而，山珍海味，也有吃怕的时日。

张爱玲小说中的譬喻，多而妙，是她天才的标志。那么多有关月亮的妙喻，看得多了，我似乎有些麻木。她那些譬喻中，多的是森冷的、苍凉的手势。人生没有太多的亮色，一路灰，一路灰下去。我清楚，也许人生、生活的本真，就是灰色的。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灰，比彻底的悲观更让人受不了。到了《连环套》，连那些灰色的意象和譬喻都没了，只有一路的白开水式的语言，她在这篇小说中，丧失了自身的语言特色。霓喜这个人物，真个有些假。她凭着一点姿色和满嘴的洋泾浜英语，找到的“丈夫”居然一个赛一个，太没有现实性了呀。这样写下去，和琼瑶等的言情小说，有何分别？

傅雷曾写过一篇评张的文论，批评过《连环套》。他信手拈来，胸有丘壑，心中自有一把评论小说优劣的尺子。不过，他又自辩：“在此我并没有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实际上，傅雷借盛赞《金锁记》，恶评《连环套》之际，皮里阳秋地，连带将五四以来，《金锁记》以前的中文小说，说得一无是处。幸亏鲁迅已死，看不到；不知茅盾巴金当时看了有何感想？他用自己的尺子将张爱玲已发表的小说量了个遍，然后热心地为张开了个“药方”。

傅雷的文学评论功力，我揣度现在的那些批评家，也不见得有几人能及过。

三

然而，张爱玲不并领傅雷这个情，因为他们两人的文艺观，确有不同之处。

直到八个月后，张爱玲才发了篇《自己的文章》回击。这是一场前网络时代的掐架，双方板砖对舞，场面看似冷淡，内里倒有些血淋溚滴。就好比是法海与白娘子斗法，有点轰轰烈烈，我看得惊心动魄。张爱玲一上来，就扔了块大砖，“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她的意思很明显，我自己心里有好坏的分寸与尺度，傅先生你也有你的尺度，但是很可惜，这文章是我写的。你不能“手执鞭子”做我的“御者”。就差没说：如果你觉得我写得不合你心目中的“好”，你就按你自己的好尺度去写出“自己的文章”来。这个女子也真厉害！我要是傅雷，怕是一上来就给她扔过来的板砖砸晕过去。想起，当初池莉回击刘川鄂时，就没有如此好的身手，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请看：

(一)

傅：……而且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张：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二)

傅：……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的一切都是斗争……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

张：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三)

傅：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张：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四)

傅：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伤感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

张：极端的病态与极端的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

(五)

傅：王尔德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

张：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作过于华靡……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六)

傅：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

张：……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七)

傅：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

张：成名要趁早！

……

四

他们的掐架，我不想作出对错这一两分法判别。正如世上不是光有黑白的对立两色，还有黄红蓝等缤纷色彩。世上也不是只有好人坏人两种对立之人，多的是不彻底的人。也许傅雷有些直面说教；也许张爱有点意气其间。我欣喜的是，他们的论争，令我思考，并有收获。

我想，他们的掐架，就是一场关乎如何写小说，才能更获永恒的论争。

张爱玲在文章中，提到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原有主题先行的毛病，“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得最不舒服的部分”。其实，在这一点的认识上，傅雷和张爱玲是共通的。他说过：“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件像样的作品。”这段话，傅雷当是说给左联那帮人听的。

关键在于，人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新的思想理念，新的哲学思潮。人类思想在流动，更迭，以主题先行支撑起来的作品，当时也许是巨著，往后这种思想主题过时了，就不免黯然失色。比如读《金瓶梅》、《聊斋》、《红楼梦》，里面的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等学说，现今看来，有些好笑。可在当时，也许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思潮，是作者写作的思想支柱。现在这些书仍能吸引读者的，却是那些断断续续的细节之美。作品正是靠这些，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而不是靠佛教学说。

看来，小说的细节之美，较少受时代更迭的影响，这也许是一部小说永恒的要件。纳博科夫也曾说过，细节对写作者来说就是上帝。张爱玲显然也早悟到了。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欧美等国主流文艺界，看到极权国家民主派作家，写出的反专制的小说巨著，都说好。只是那些国家的作家，不会真正拿他当大师，顶礼瘼拜地学他的小说写法。何也？也即在于小说主题先行的症结。当民主人权早已充溢在那个的国家空气中，反专制的小说，显然作不得他们的先锋文学。也许在现时的俄罗斯，《古拉格群岛》，只是成了一堆反专制的档案？当然，还有高行健？更有鲁迅，他的《狂人日记》等，不正是主题先行的作品？语言现在看来还是隽永耐读，民主后的中国读者会怎样看？说不准批评道：小说老套的讨伐“吃人”，追求“立人”的思想主题，及杂文式的写作手法，束缚了作者的想象力，致使语言枯滞而缺空灵；伤害了小说细节的美感铺陈，损害了文本篇幅的拉长……

傅雷内心，是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巨著，来衡量张爱玲的作品的。他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张的小说题材太窄。巴、托还有雨果等人，恨不得将整个社会所有类型的人，全部写过一遍。不可思义的结果是，这些人的作品，现在看来，似乎落伍了。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真正从他们作品里，去汲取写作的养料？为什么落伍，也许是语言的欠精致，过于拖沓；也许是多少仍有主题先行的写法；也许是他们对人类内心活动的描述太少；也许是一本本厚实的巨著吓倒了读图时代的读者……那为什么他们同期的作者，象福楼拜，倒是有了越来越多的爱慕者？也许福氏的写法，正好和他们相反，更贴近现代人的心灵吧。

如此看来，张爱玲还真有些先见之明了。也许张爱玲的小说将流传下去，也许不会。谁能预测几百年后人类还会不会再读小说？谁也说不准。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能流传下去的理由，或许就是：用精致的语言，塑造人生素朴的氛围；精辟描摹生活中的细节之美，那些人物的动作、俏皮而又真切的言语、曼妙的譬喻及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

本文已被编辑[千山我独行]于2004-11-23　19:13:56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