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我们的蜗居生活

—儿时生活琐忆之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家住在县城中心地段的一个小院里。

那个年代，除了一些机关单位、国营企业职工能住上单位宿舍和家属房以外，那些没有工作单位的县城非农业居民，都是住在房管所安排的出租房里。那时的住房大都属于国家所有资产，统由县房管所管理，住房户按月向房管所缴纳房租。租金不高，一般是按房屋面积和正房、偏房确定，每平米几毛钱。还有一部分是国家采取私房改造政策，对一些私人房屋多的户，在留足房主自家人口居住房屋后，将多余住房交由房管所统一安排，出租给城里的居民，住房户按照房管所统一规定房租标准，按月向私人房东交租金。

我家住的那个小院在县城中心地段的一个胡同里，从面朝南的门口走进去，是一条从南到北长长的通道。通道东侧是一排厢房，西侧是一片空地，也是各家做饭、休闲的地方。通道的北头，有一道东西横墙，中间是一个月亮门，门后又是一个单独小院，里面是一排5间正房，住的是小院的房东。厢房里的住户都是房东的租客。在这个小院里，我们一家六口人住了大约十年左右。我的童年生活包括小学、初中时代，都是在这个小院里度过的。

在这个小院居住的十年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时人们的蜗居生活。现在想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小院里的住户几乎都是一家四五口或五六口住在一起。有的略微宽绰一点儿，一家五六口人住在两间房子里。有的住的很挤，一家四五口人只有一间屋子，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春夏秋冬、吃饭睡觉都挤在一间屋里。几户人家门口挨着门口，隔墙贴着隔墙。走出屋门，就在一个院子里洗脸、刷牙、做饭、吃饭、乘凉、聊天，五六户人家、二三十口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记得我们那个小院仅仅8间厢房，我家搬入时住着5户人家。紧邻南门口第一户是个5口之家，两个大人，三个闺女。据说因为男主人有一般历史问题，是从北京近郊下放回原籍的。房管所对于这样的人家，当然不会照顾，所以只给他们安排了一间房子。第二户是个再婚家庭，女主人40多岁，是当地的老住户，带着三个女儿，男方带来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全家6口人住着两间屋子。第三户是我家，父亲、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也是6口人。第四户是两个老夫妻和他们的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小孙子，祖孙三代6口人住在两间屋子里。他们北面虽然还有1间屋子，但被房东留下来放置东西用，没有租出去。

搬入小院以后，我和父亲母亲住在南边一间屋子里，大姐和大哥、二哥住在北边屋子里。为了大姐睡觉方便，父亲在北屋炕上，用土坯垒起了一道两尺来高的小墙，上面拉起一道布帘。大姐睡在布帘北面，大哥二哥睡在布帘南面，紧挨着门口。两间屋子相通，进了北边屋子的门后，迎面就是南北向的火炕。向右面一拐，就是通向南屋的门口。两间屋子都不大，每间大概有十几平米。屋子里除去火炕，剩下的空间也就是两米多宽，四米多长。好在那时候我们家里并没有什么家具，只有父亲从单位找来的几只旧木板箱子，装了全家人的换洗衣服。至于被褥则全放在炕上，夜里铺好，睡觉，白天叠起来码在炕里边。至于做饭用的锅碗瓢盆和饭桌、小凳子，夏天就全都放在外面，冬天则放在北屋地下。而洗漱用的牙缸子、牙具、镜子什么的，就放在屋子窗台上。那时我家的情况是这样，别的家里也大体一样。

房子小，人口多，住的狭窄拥挤，是那个年月县城居民住房的普遍情况，不独我们那个小院。但因为那时的经济状况还很困难，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多挣点钱，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因而对于住的宽窄，似乎并不太在乎。当然，谁都想住的宽绰一点，方便一点，但现实情况摆在那里，大多数人都无可奈何，慢慢地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尽管各家都住的狭窄拥挤，但人们的精神状况还是很可以的，因为各家住的都差不多，大家也没有攀比，互相之间处的都很融洽，可以说是非常和谐安定的。

春夏秋的每天早上，各家的大人孩子起来后，因为屋子里太窄，简直转不过身子，于是都端了脸盆，拿了牙缸子、牙刷到院子里来洗漱。（当然，冬天的时候外面太冷了，人们就只好在屋子里窗台前或门旮旯凑合着轮流洗漱）。这时候，小院里显得很有活力和生气。各家大人们一出屋门，都相互打着招呼，一边忙着洗漱，一边拉几句家常。孩子们一出屋，则是急急忙忙地往小院外面的厕所跑，方便回来后，也是一边洗漱一边相互询问着学校里或家里的事情。各家的主妇们简单洗漱一下后，就开始在院子里做早饭。这时候，小院里显得十分热闹。男人们相互打招呼，拉家常的话语声，孩子们大声地说话或嬉闹声，主妇们边做早饭边诉说家事、抱怨男人或孩子的唠叨声，加上做饭炒菜时锅碗瓢盆的磕碰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小院独特的清晨交响乐。直到各家做完早饭后，或是在院子里放个小桌子，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或是大人孩子各自端个饭碗，在院子里或屋子里吃饭时，小院才安静下来。

早饭过后，各家的大人们都出门去上班或做工，大一点的孩子们则去上学，小院里只剩下一个老头儿、一个老奶奶和两三个没上学的小孩儿，院子里显得很空旷、安静甚至有点冷清。

一到中午，小院里又像早晨一样热闹起来。尤其是夏天的中午，各家都要做点像样的饭菜，用的时间长一些。吃饭的时候，因为屋子小，天气闷热，家家都在院子里放个小桌子，坐了小板凳吃。几家人坐得都很近，各家做的什么饭菜，都看得到，闻得着。主妇们等饭菜一上桌，就互相招呼着邻家，让邻家过来尝尝自家的饭菜。当然，天天如此，就是一种客套话了，谁家也不会真的就去尝尝。但有时遇到星期天，哪家改善伙食，做了点好饭，炒了几个像样的菜，男人便端了一盘子，另放一个小桌，招呼邻家的男人过来，坐在一起，喝上一点酒。

到了傍晚，小院里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了。各家大人门在外面劳累了一天，下班或干活回到家里，都要在院子里好好休闲一下。主妇们当然还要像早晨和中午一样忙着做饭做菜，男人们则凑到一起闲聊唠嗑。孩子们一边等着大人做饭，一边嬉笑玩闹着，院子里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就连北边被一道小墙隔断的房东老头儿，有时也会拿着一把蒲扇，拎着小凳儿到我们这边来坐一会儿。而平时，那扇月亮门总是紧闭着，与我们隔断的。

晚饭后，因为屋子小，人口多，屋子里闷热，各家的大人孩子都会在院子里乘凉休息。因为那个年月，人们的业余生活是很单调和枯燥的。不用说电视，就连收音机也没有。县城里倒是有个电影院，但一般人家平时是很少花钱去看电影的。男人们仍然是坐在院子里东拉西扯地聊天，主妇们则凑到一起，一边做些零活，一边拉家常。孩子们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耍，做游戏，捉迷藏，或是依偎在大人身边，听大人们唠嗑，直到夜深了，屋子里凉快了，人也困乏了，才回去睡觉。

到了秋冬季节，因为外面冷，每天晚饭后，各家人都不出屋，就猫在屋子里聊天说一会儿话，然后早早躺下睡觉。一是因为无聊，二是各家的主妇图着省点电钱。各家屋子关灯以后，小院里一片漆黑，显得格外静谧，甚至有点死寂，直到第二天清晨，人们从睡梦中醒来，小院里才重新充满欢乐和生气。

小院里各家之间的关系虽然融洽，但毕竟因为屋子小，人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尤其是夏天，天气热，人们穿的少，出来进去常常遇上尴尬事儿。特别是洗澡问题，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那时小城里倒有一个浴池，但主要是给男人们预备的。女浴池面积很小，容人不多。加上各家的主妇们舍不得花那几毛钱，一般都是在家里拿个大点的盆子，自己烧点水，擦擦身子。因为屋子小，地方窄，女人们洗澡的时候，家里的男人和孩子们就都到外面去，或是在院子里坐着。可有时女人们洗完澡后，要把盆子里的水倒掉，换上一盆新水，再洗洗头，有时不注意，衣服还没穿好，敞着怀就出了屋子，恰好遇上别家的男人在院子里坐着或是路过，常常是慌乱地把水一泼，就赶忙回到屋里去。而那水却一下子泼到了别家男人的脚下或身上，场面十分尴尬。还有就是夜间，各家虽然关了灯睡觉，但夫妻之间总是要亲热的。亲热就难免发出声音。而在那样狭小的屋子里，不但自家的孩子们极易听到，就连隔壁的人也难免听到。因为都是旧房子，两间屋子之间只有一道很窄的砖墙，隔音效果很差。可以想见，那时人们的生活包括夜里夫妻之间的生活是多么压抑。

因为院子小，人家不多，各家的门窗差不多都一样，还闹过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记得有一年冬天，吃过晚饭后没多长时间，因为天冷，各家都早早躺下，但还没关灯的时候，小院里已经安静下来。忽然听到不知是哪家的女人大声尖叫起来，接着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和跌倒磕碰的声音，好一阵儿院子里才安静下来。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原来是有一家的男人夜里出去和别人喝酒，有点醉了。回来后摸错了门，又赶上那家人还没来得及从里面插门栓，结果那男人直接就走进了屋，一下子就躺在人家炕头上，压住了那家女人的胳膊。等那家女人大声尖叫起来后，才知道自己走错了门，上错了炕，慌乱中，只说了一句“哎呀走错门了”就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在门槛上又绊了一跤，摔了个大跟头。这一来，那两家的人自然都没睡好觉。好在大家相处时间长了，谁都知道是误会，并不往邪的地方去想。第二天早晨起来一见面，互相一唠，哈哈大笑一阵就过去了。

小院人家虽然蜗居但安定和谐的生活并没有过上几年。1966年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很快冲击到我们那个小县城，也同样冲击到了我们那个小院。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小院第一家。这家的男主人姓郭，四十多岁，我们都叫他老郭头儿。他家五口人中，老伴和大女儿常年在县城里打零工，养活全家。两个小女儿都在上小学。老郭头儿因为解放前当过伪警察，但没有什么罪恶，解放后并没受到什么惩办，只是一直失业在家。因为他年轻时当警察整天溜溜达达，什么活也不会干。解放后失了业，身体又不好，常年咳喘，就一直在家里呆着，看家做饭。“四清”运动初期，虽然受到了审查批判，但也没有受到什么惩处，只是随着全国城市疏散人口，被全家遣送回原籍安置。因为他早年离家，原籍农村的家里没有什么亲属和房屋土地，县里就把他们安置在了县城。这也是他家五口人只住一间房子的原因。那场“大革命”开始后，全国的阶级斗争气氛日益浓厚，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升级，原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早就成了造反派们批斗和管制的对象，那些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员，也再次受到造反派的审查和批斗。不知从哪天开始，老郭头儿被街道上的造反派组织每天叫去接受审查，和那些“四类分子”们一起参加学习班。回来的时候，总是一脸沮丧但又无可奈何的神情。见了同院的人们，什么也不说，只是耷拉着头走过去。他家的大人孩子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整天没精打采，沉默寡言的，全家人连吃饭也挤在那一间小屋里，不再出来了。就连他那两个上小学的女儿放学后，也都闷在家里呆着，很少出来和同院的孩子们玩耍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来造反派们实在没有查出什么新的问题，才停止了对他的审查。但他和全家人仍然是整天闭门不出，很少和同院的人们在一起闲坐聊天了。（大约在一年多以后，不知道是按照什么政策执行的，老郭头一家又被列入上山下乡对象，安排到老郭头原籍本县农村一个小村里去了）。

后来，街道上的造反派又找到了我们的房东--那个在通道北头独门小院的主人。老头儿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高高的个子，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脑袋，头上已经完全秃顶，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老式对襟大褂，下身总是一条黑色长裤。因为平时很少出来和我们在一起说话，我们几家大人孩子对老头儿都有点陌生和神秘感。直到街道上的造反派把老头儿叫去训话后，我们才知道，解放前老头儿家在小城里是个大族人家，老头儿在本族中辈分儿较高，家境也比较富裕，主要是祖上留下的房产较多，老头一家没有什么买卖，主要依靠出租房屋吃房租生活。多年来，老头儿深居简出，少言寡语，每日只在家里看家做饭，出了偶尔上街买菜，平时很少出来。哪知道，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竟然也冲击到他的身上。造反派认为老头儿一家人口少，房子多，私房改造是多留了住房，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表现。经过几天的批判教育，老头把原来在我们那排厢房最北边存放东西的一间厢房，腾出来交给房管所，安排了一对新结婚的年轻夫妇，这才停止了对他的批判教育。但经过这么一折腾，老头儿更加沉默寡言了。整天一个人关着门在家里呆着，就连买菜也是让女儿或小儿子下班放学带回来。自己很少走出那个小院儿了。

自打老郭头儿被造反派叫去审查开始，特别是房东老头儿的事情发生后，我们那个小院的气氛就变得压抑和沉闷了。虽然新添了住户，小院里的人口更多了，但各家的大人们上下班见了面，却往往是点个头儿或招呼一声就过去了，早晨和中午在院子里做饭、吃饭的时候，互相交谈的话也少了。人们唯恐在闲谈中说错了什么话，被人传扬出去，不定哪天就会惹上事儿。于是，小院里再也没有往日那种温馨、和谐和欢快热闹的气氛了。直到“大革命”初期那种疯狂混乱的日子过去后，小院里才慢慢恢复了以前那种平静的氛围。但那家家蜗居的生活却没有改变，尤其是各家的孩子们一年年大起来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自然不用多说，大人们为此而整天蹙着眉头，心事重重地。互相之间很少有心情在一起聊天说笑了。就连孩子们之间也因为年龄的增长，懂得事情的增多，变得互相“规矩”起来了，无形中也就变得互相冷漠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终于因为孩子们都大了，在那仅仅一间或两间的狭小屋子里实在住不开了，各家的大人们只好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房管所，从别处找到宽裕一点的房子，搬出去住了。当然，在那个房子少，人口多的年代，小城里哪儿的房子也不宽裕，房管所也实在没有办法解决人们住房紧张问题的。找到新住处的人家，也只不过是比原来多个一间半间的面积，好歹能把长大的男孩女孩分开来住就行了。我家在那场“大革命”开始前一年，大姐和大哥一个上了大学，一个参军入伍，家里只剩下父亲、母亲、二哥和我，住的相对说比原来宽绰了一点儿，所以在那个小院多住了几年。但后来大哥结婚，大嫂进了家门，一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孩。虽然大姐已在外地上班，不常回家，但家里也实在住不开了。到1970年时，父亲通过单位领导出面，多次找房管所领导，最后终于从县城东南角一个很偏僻的胡同里找到一处总面积比两间厢房大不了多少，但结构是小三间正房，又是独门独院的住处，好歹能把我们一家三代人安置下来。那年夏天，我们一家搬进了新的住处。从此告别了居住近十年的小院。

如今，每当想起童年时我们一家和那些邻居在小院里蜗居的生活，我的心里都会生出一种难言的感慨。那是一种迫于无奈，充满苦闷但又饱含苦乐酸甜五味杂陈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却绝不能把它完全遗忘。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一段人生的经历，一段难忘的日子。

2011年10月2日-5日

（计5850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