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往今来的大作家，特别是一些善于短篇的大作家，因为风格各自不同，也就有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其一是趋向于朴素无华的，像契诃夫和鲁迅先生一样；其二是趋向丰腴浩瀚的，就像高尔基莫泊桑一样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好些短篇都可以说是圣品，虽然风格不同，但有一个根本相同的地方，就是作品的一切素材，在他们手里，都很听话，都能听他们的指挥；他们能够指挥如意，而不为素材所牵累。因此我们读起来也很自然，觉得浑然一体。这固然和作者的才华有关，也和他们的修养和性格有关，不能一时勉强做到。但我以为，我们初学者，恐怕先走契诃夫鲁迅先生的那一路，比较稳健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假使我们想写一个短篇，手头又储有很多素材，我们应该精密的选择，而后加以融化，写成一个作品，这可以使我们经过第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取精去粗的锻炼。等做到了能够灵活地应用素材时，我们再可以适当地添砖加瓦，那就毫不费力的事了。反之，假使我们在一开头，就贪多贪大，也就是急于求成而且还写得富丽堂皇，求其与古典作品的外形的相似，那就必然成为以奢侈为文雅的暴发户，只有财货，而不见人物。而其结果，必然会走许多弯路，还是必须重新做起。至于以拼拼凑凑地堆积素材为能事，那更是最下乘的了。

基于以上原因，我觉得在学习写作过程中，可以浅谈和剖析下作家对于素材的择取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用常识来讲，纸上画的西瓜是平面的，假使我们把它切开，只剩月牙形的一片，倒是更加可以表现它的全形来。一个前辈说：我们只看打出的拳头，而不去看他的臂弯的劲道，是看不出这人的潜力的。同样，我们只看见刀口，而忘记了刀背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如果说我们看过被炮火摧毁的房子，但是我们仍能从这些残存的东西上，看出它的本来面貌，甚至房主人的生活状况。这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具有平时积累的经验，也因而有想象力。好的演员，在他们的动作、表情、唱腔中也能够同时表现出他的环境和心情，一如在现实生活中生活。只有不好的演员，才使我们看出他在台上做戏，是一个十足的痴子，而不是他所扮演的剧中人。也就是同样的理由，　我们短篇作者的任务，只能在像舞台那么狭小的空间活动，连时间也有限制，而更大的难度在于必须叫读者理会所表达的意思，而不许直接的演讲和教训读者。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尽量删除不必要的东西，而更鲜明地表达出主题来。因而“敝帚自珍”的心情，就常常是“画蛇添足”，有害无益的。但也必须记得，所有被我们舍弃不用的素材，并不是完全白费的。这些丰富的素材，具备我们扩大选材范围的功用，也可便利我们的选材工作；而所剩余的东西，也象农民在整枝进修整下来的骈枝一样，可以作为绿肥应用，某些时候，可以经过化合，用到另一个作品里去。

从一般原理上讲，人物的环境和性格两者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所以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话。也就是说，环境譬如机件的模子，在机件上固然可以看到模子的形状，在模子上，也可以看到机件的形状。因此在习惯上，我们往往只取其一，并不需要两者都写。依理而推，从投影上看到人身，从水波上看到风向，从儿子身上看到父母的教育，从风俗上看到国家的政治，从舆论上看人物的价值，从现在看过去，从现在看未来，要是所根据的材料正确，都一定可能由此见彼的。这里，就要看我们是否找到了本质的东西，假使找到的就是典型的代表本质的东西，那就譬如登高一呼，而群山响应；卑谦自处，而百流齐汇。

在这里，我想浅谈下前人的几个短篇，发挥上面的一些意思。自然，也只是举一反三而已，难以一详述。

契诃夫写过一篇《小公务员的死》，字数连题目在内，只有二千六百字。作者在这个短篇里，省去了一切麻烦，没有形容，没有描摹，没有穿插，更没有一点做作，就是单刀直入地叙写小公务员切尔维亚可夫，因为在戏院子里打了一个喷嚏，有颗把唾沫星子溅在一位退职将军现在交通部任职的卜里斯哈洛夫的脖子上，因此，他一次两次终至于第四次向这位大人道歉，结果，在第四次道歉没有得到谅解时（自然还只是他自己这么想），他就吓死了。这是一个脆弱没有灵魂的人，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当他抱着真诚的心去向将军道歉，求得原谅，这有什么可非议的。即使在将军那面，我们也看不出什么大过错，只是在切尔维亚可夫再三麻烦他的时候，他没有理由体会到对方的心情，因而不免厌烦，以至于像切尔维亚可夫所说的，眼上有点“凶光”，后来也就动蛮，把对手从客厅里赶了出来，如此而已，根本没有把切尔维亚可夫吓死的用意在内。然而由于他看来，一个小公务员，即使没有犯过一些错误，他的职位，他的生存，本来有什么保障，唯一的方面，就是取得大人物的喜爱，而他却在大人物的脖子上溅了唾沫。既然犯了罪，自然只有求得彻底原谅。然后第一次，那将军就没有表示这点，至少由切尔维亚可夫看来是如此的。因为将军回答得“太不在乎”。“不太地乎”，在常常受到灾害的人看来，就可能是一种“笑里藏刀”的鬼计，在你不防备的时候，突然给你一个大打击，这是许多历史经验可以作证，他自己也许有过这种经历。从这方面想，他保存自己的方法自然只能这样，可见他是有难言之隐的。也就跟着这条线索，当第二次道歉时，他就从将军眼里看见了“凶光”。这凶光当然　不单是卜里斯呈诺夫个人的现在眼里的，还有过去和当时许多无恶不作的将军们所共有的威力的“凶光”。于是他不得不第三次道歉。当将军不礼貌地把他这位客人丢在客堂里，管自走进内室去，切尔维亚可夫不能不因为绝望而有点光火，开始骂人了。然而为了生存，他还是第四次再去道歉。第四次道歉时，已经不只是为了“喷嚏”，而且还是为了向大人解释自己的并不是“开玩笑”，可是结果却是叫他滚了出来。事态已经以这么严重地地步，他自以为决无生存下去的希望，自然只好吓死了。

在这篇作品里，契诃夫没有写到一点当时旧俄官场的黑暗环境，甚至还应该说，即使在卜里斯呈诺夫身上，几乎滑写到他的作恶，然而由切尔维亚可夫的那些胆小多疑脆弱的行动中，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出黑暗统治的痕迹。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孔子的两句话：“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焉，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所谓“不逊”与“怨”，实际上只是被封建统治者歪曲的结果，不应由“女子”与“小人”负责，却应由封建统治者——“君子”承担责任。

由于这点，又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离婚》。《离婚》中的爱姑，本来是泼辣的，即使在慰老爷和七大人的面前，也还敢说东道西，开口骂人，但到了“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髭围着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兮”的一声，她便心胆一停，接着蹦蹦的乱跳，只得自认不是，答应了离婚。而其实，七大人只是耍鼻烟，自然也许是摆点架子，吓吓乡下人。在这里，作者写点摆官架子吓乡下人的场面，自然也可以；便照我看，像鲁迅先生那么从侧面写，林比正面直写有力得多。因为这只是一个空架势，就已经可以吓倒人，而真的架势的威力，自然可以由想象中觉得还在大得多，而且罪恶也自然大得多了。这里，自然也看得出不写环境而环境宛然俱在的作用。但在另一面，作者又在人物的泼辣这一点上，保留着这女人的两面性，一种乡绅人家的霸道，以及由许多乡农的面谀所养成的自信心。而这些也都没有着墨，却是从无形中鲜明地透露出来的。

当然，艺术之道，是广博润深的，已有的我们尚未尽知，未来的有待发展，决不能浅尝即止。为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更好的写好短篇小说，我们就更有加以细心研究素材的必要。我也根据这个意思，不揣冒昧，侈谈一番，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也请多多指导才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