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说起回家，多少游子情难自禁，漂泊流浪的生活，起早贪黑的工作，疲惫的身心，在向往家，就像出海多年的船员，总希望有一个温馨的港湾。

想起了家，一种温情和渴望油然而生。

我的那个家，不知道还叫不叫家？当地人们说，人是家的心，心没了，家只是一个空壳，任蒿草长满屋顶，任燕雀来去匆匆，任蜘蛛自由自在。

多少年过去了，那个家在我心底，一直很清晰，特别是当逢年过节的时候，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每夜的梦中，都能梦到。

我的家，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我的情感深处，在祖祖辈辈生存繁衍的角落里。

那是一间破旧的土掌房，是这地方山区农村常见的房屋。屋子的墙面是“足板墙”，就是用两块厚厚的木板架起来，就从屋子地基上挖土，用人工夯实，一层层垒高。然后去山里砍来梁柱子和木头，在木头上铺上一层劈开的柴，再在柴上铺上松毛草，浇灌上泥浆以后，铺上最后一层土再夯实，就是一间遮风挡雨的屋子了。

有了屋子，就有了家。

在我记忆中，是这屋子封顶时候的场景。那时候还是生产队的日子，不要工钱，不用给吃饭（当时，也没有粮食煮饭给村子里的人吃），村子里的人会自动来帮忙，男女老少，抬土夯土，忙忙碌碌，一副热火朝天的场景，在整齐划一的夯土中，人们还高声唱着“封顶欣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徽星”之类的山歌。

山中芭蕉一条心，世上人间一样情。

在村子里，原本我家是有房屋的，解放前，我爷爷那个老地主就染上了鸦片瘾，不几年，祖上留下来的大田大地被他卖完，不到四十岁的他也在烟雾缥缈中“快乐”死了，死后，就连副简单的棺材也没有，缠着小脚的奶奶无奈之下，让年幼的父亲哭着去叫远房的三叔（我们叫三爷）来帮忙料理后事。

我家里穷得一个石头砸到正堂屋，也砸不到一个酸菜罐子，从小，我们在艰难困苦中度过。只记得这个三爷，慈眉善目，很乐意帮助亲戚。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很羡慕村子里的小伙伴有鞭炮放，就哭着嚷着要爹娘买给我。

“孩子呀，不是娘狠心不买给你，是家里真的无钱呀！”娘泪眼婆娑的对我说。三爷知道后，就买了一大串鞭炮给我，我舍不得一次放了，就在夜晚的煤油灯下，把鞭炮一只只解下来，在桌子上数来数去，很小心的装到母亲为我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口袋里，第二天，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的去燃放。

这件小事，很深刻的印刻在我脑海里，从此，对三爷就记住了一辈子，直到他死去。

父亲按照奶奶的吩咐，走很远山路，去找他三叔。

“三叔，三叔！我爹死了，我娘让我来找你，帮忙把我爹抬出去埋了。”见到了远房叔叔，父亲“扑嗵”一声跪下，嚎哭着说。

“怎么，你爹死了？这种败家子，死了活该！”三叔说，“就可怜了你们孤儿寡母。”

三叔看着眼前哭得哽咽的侄子，继续说：“孩子，快起来，三叔帮你就是！”边说边把父亲扶起来，抚摸着他的头，一副关爱的样子。

在我三爷的帮助下，爷爷蜡黄枯瘦的尸体，用一床草席子裹上，再用铺床用的旧木板订成一口简易的棺材，请两个人抬去乱葬岗草草埋了，三爷说，这种人就不准他进祖坟墓地，亵渎祖先呢。

“天旱莫望疙瘩云，人穷莫上亲戚门”，原来就是大家闺秀的奶奶，不得已去帮富人家洗衣，年幼的父亲去帮人家放牛，还有一个弱小多病的弟弟，一家人在亲戚和村子里人的欺凌中生活。

父亲十二岁那年，奶奶也累得不堪重负，看到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两个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实在无奈之下，就狠心的让父亲一个人千里跋涉，去思茅地区（现普洱市）寻亲，想不到，父亲一去就是四十年，等他饱经世道沧桑，携妻带儿回到家乡，家中的祖屋早已倒塌破败。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和“超英赶美”以及“大跃进”的阴影还在，人们的生活极度困难。但人是必须要有个家的，家的标志就是有一所屋子，哪怕这屋子简陋破旧。于是，坚强的父亲拖着已经带病的身子，领着母亲和大一点的两个姐姐，自己上山砍木料，自己夯足板墙，在倒塌的祖屋上，很艰难的盖起了这间土掌房。

这土掌房就伴我走过了童年，成为我对家的记忆，成为我一生的眷恋和牵挂。

成为父亲母亲的归宿。

〔2〕

轮回的人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总是很相似，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望子成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为了我的前途，父母在含辛茹苦中很艰难的供我读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一年，我很争气的考起了中专，告别了父母姐姐和那个哭喊着追来的小妹，从村子前面那条山路上，步行离开了小山村。

不久，姐姐们也一个个长大，嫁到远方去了，那个从小屁颠颠从小跟在我身后，“多多（哥哥），多多”的叫着，抱养（领养）来的小妹，在心碎欲裂中，也不听父母的安排，万念俱灰之下，跟着一个外省人跑了，从此杳无音信，留下孤苦伶仃的老父母在家守着他们的土掌房。

岁月，总是把沧桑印刻在人心上，孩子在长大，渐渐的，父母却老了。我工作那年，父亲也带着对儿子的思念离开了人间，剩下老母亲一个人，在痴痴的守护着她的家，守护着对儿子的厚望。

我离开村子外出工作后，村里好心的人对父母说，你家把小那个丫头招姑爷（倒插门）算了，反正儿子出去工作了，是不会回来的，父亲总是秉承了那些传统的观念，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你们见过那家有儿子的人还招姑爷的吗？

我知道父亲历来是好强而爱面子的，不可能在有儿子的情况下，招个外来的姑爷，他受不了气的。想不到村子里的人说中了，我工作后，在反反复复中，辗转在其他区（现在叫乡镇或者办事处），多少年过去，就没有能够调回家乡。

父母毫无怨言，依然在自己的田地里很辛苦的劳作。

姐姐们说，父亲的病是苦累出来的，这我知道，他年少离家出远门后，多年没有寻访到那个远房亲戚，却在意外中遇到了马帮，从此就走上了赶马的生涯，在茶马古道上奔波。多少年后，叶落归根，直到回到家乡。多年的颠沛流离，从小抬马驮子（骡马身上驮的货物叫“驮子”），就带上了一身病。

有一次，父亲来我工作的区上看我，父子俩在山路上闲逛，闲聊中，看着巍峨的大山和弯弯曲曲的山路，想起了当年，父亲用沙哑的嗓音为我唱起了赶马歌——

“山路自有赶马哥，顶风冒雨为生活，没有阿妹来陪伴，三个石头支口锅。天寒地冻不会冷，风吹日晒不寂寞，星星是被地是床，逍遥自在心里乐。”

我看到头发早已花白的父亲，在眉宇间，好像焕发出青春。

我刚工作的那些年，总是时时牵挂着家中的两个老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就只能经常写信回去，一封信也要个把月才能带到家。

后来听村子里的人说，每当接到我迟到了很久的信，父母总是兴高采烈，赶紧让村子里识字的人一个个字念给他们听，听完后，每一封信，父亲总是很小心的叠好，装进贴身的口袋中，遇到村子里年龄相仿的老伙伴，就拿出来炫耀说：“看看，这是我儿子写来的信！”

那些老人就很羡慕的说：“你真有本事，把孩子供出去当干部了，这在我们村子里，还是第一个人呢，要是在满清和民国时候，就该是状元了。”父亲就在他人的赞誉中，舔舔厚实的嘴唇，很自豪的讲他们过去马帮路上的趣闻轶事。

父亲死去的那一年，病得相当重了，闻讯赶回家来的姐姐，一个人跑很远的山路到区上，请人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刚好那几天我下乡去了，山区的人们，总是很热心的，区上邮电所那个长得黑乎乎，面庞上经常笑容可掬，一个姓李的彝族的大叔，就用手摇电话，一个个大队的呼打电话找我（那时候，一根电话线，是连着好几个大队的，以电话响声为准，响几声是那个大队的），等到天黑后，我和区上一同去下乡的人，到了大山深处一个大队上，大队支书告诉了我，说，邮电所的老李打电话了，说找了你几天了，你爹病重了，让你想办法赶快回家。

我的心一片沉重，因为山区没有公路，那时候下乡，是步行的。我不顾路途的疲劳，连忙带上好心的支书为我准备的干粮，拿着那支装三只电池的手电筒，担心路途上电池用完，支书还另外配了电池给我，当夜，我一个人，沿着黑乎乎的山路，在心急火燎中，步行连夜赶回区上。

记得当时没有月亮，天空只有闪烁的星星，四周森林黑黝黝一片，那些鬼魅般的枯树枝桠，在朦胧中狰狞可怕，远处不断传来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鸣叫声。

那山路弯弯曲曲，看不清远处，我只能是望着星星，区别着区政府大慨的方向走，身上的帆布挎包里，背着支书给我准备的干粮，几个烤熟的红薯。那一刻，我想起了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去找红军，也许就和我现在差不多吧。

“比起父亲赶马时候走的那些驿道，这路不算什么。”我在心底里自我安慰和鼓励。也许是对父亲思念的感召，近四十公里的山里，用了一个对时（从头晚八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当地人叫“一个对时”），我终于走到了区政府。

“忤逆种呀，你怎么才回来……”，才到了村子前面，我就听到了山里人死人时候吹奏的长号，那凄厉的呜咽声，荡人魂魄，催人泪下。三步并作两步，我才跨进院子门，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哭喊着迎上来，拼命的用双手边嚎哭边打我。

我看到土掌房大门两边，村子里的好心人帮帖上了洁白挽联，屋子正中，一副漆黑的棺木，像父亲劳作在田地里时候，那漆黑的脊背和面庞，静静的躺着。屋子前的院子里，白色的幡旗在高高的竹竿上随风飘飘。

几天后，等我走路坐手扶拖拉机，几经辗转，风尘仆仆的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

按照家乡的风俗，儿子没有回来以前，是不能封棺的。村子的两个老人，颤巍巍的打开了棺盖，说，孩子，你爹闭眼以前，一直叫着你的小名，你再看他最后一眼吧。

我看到父亲慈祥的面庞，犹如熟睡去一样，只有双眼，还在半睁着，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我眼泪唰唰流下。“独儿不孝，独狗爬灶”，两位老人说，“小鬼（这是当地人对孩子亲昵的称呼），不要把眼泪滴到你爹身上。还不赶紧给他麻一下眼睛，你回来了，你爹肯定能闭眼了。”

带着遗憾，父亲走了，带着愧疚和无奈，儿子回家了。

〔3〕

今年春节前一段时间，我总是在做梦，梦见家乡那间土掌房，梦见倚门翘望的老父母，梦见我的那个家。

好多年了，是的，我该回家一趟了。

父亲死后，剩下老母亲一个人，看着她的田地，看着她的猪鸡，看着她的家。几年后，我总算调到小县城工作了，想起了家乡孤苦伶仃的老母亲，一个人生活，就多次回去，动员她搬来和我一起生活，母亲说：“孩子，你不用挂牵我，在山里生活惯了，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们城里那楼房高，我老了，爬不动。”

我知道她恋土，恋乡，更当心父亲的坟上没人除草打理。就这样，平时，除了带点钱回去给她老人家，我别无他法。

每年过年，我们一家人总是要回去的，每次回去，母亲欢天喜地，总是笑容满面的弯着佝偻的身子，去菜地里摘来她种的新鲜蔬菜，颤巍巍的杀鸡做饭，忙得团团转。还像我小时候一样，让我按照当地的风俗去做过年时候那些封建迷信的程序，虽然劳累，但我感觉，她高兴异常。

不久，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也离开我们而去了。令人痛心的是，她是因为我而死的。

一次，村子里有人带信来，说，我母亲病了，好几天下不了床，让我赶紧回去看看。社会在发展，小山村也通公路了，虽然那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但车子可以直接到达了。

“你回来做什么呀，不要影响你的工作，自己的前途要紧。”母亲看到我回家，病好像好了一半，从床上挣扎起来，对我说。

看到面黄肌瘦的母亲，确实病得不轻，我的心底一片酸楚。经过多方动员，我把她带到县医院看病，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医生真的不敢恭维。在县医院，检查和医治了一段时间，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后来又转到市医院。市里的设备是先进多了，但多次检查，还是没查出母亲的病因，她老叫肚子痛。

“估计是结核性肠炎。”一个上了年纪的主治医师很和蔼的对我说，“你要同意，就签个字，我们尽力医治老人。”

买什么东西都可以打折砍价，就进了医院，什么都得听医生的。相信医生，是农村里出来的每一个人的直觉，毫不犹豫，我在医师递过来的单子上签了字。于是，就天天点滴，想不到这医结核病的针药，对人体的摧残，非常厉害，不出两个星期，入院时候还有点精神的母亲，就虚弱得不能动了。

一段时间后，母亲不见好转，而且每况日下。医师对我说：“你母亲这病，估计不是结核，我们这里无法检查了，要不，你带她去省城看看。要我说，她这么大岁数了，领回去算了！”

看到病床上皮包骨头的老母亲，我的心底一片酸楚，别人住院，会越医越好，我母亲住院，怎么会越医越差。我到底是前世作了什么孽呀，到了此时，我能怪谁。

都是我的错！

“孩子，我们回家去吧。”很虚弱的母亲对我说，“这几天我老做梦，梦见你外公外婆，梦见你爹，是他们在叫我呢……”

思考再三，不能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放在外面。当地人的风俗，死在村子外面的人，是不能回村子的，只能是抬到村子前面的山腰上，搭起茅草屋留着，选择好日子，再埋葬。之于此，老人们不论怎么说，感觉自己不行了的时候，都要回到家里，说，在山腰上冷冷清清，自己家里暖和呢。

陪伴着母亲，我们回到了山村的那间土掌房。在她老人家弥留的日子里，还在不断叮嘱我，要好好对待妻子，好好抚养她唯一的亲孙女。

“宁死当官的老子，不死叫花（“叫花”是当地方言，“乞丐”之意）的娘”，是因为，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已经无法哭泣了，因为，我的泪早已哭干，我的情，早已麻木。

父亲长满蒿草的老坟边，有了一座新坟，有了母亲的陪伴。旧坟不曾换新土，新坟何须忆旧人。

只有我的那个家，人去楼空。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不管怎么说，有人无人，那毕竟是我的家。

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初一是不兴出门的，老人们说，即使生活再艰难，一年开头，也要在家里快快乐乐的过年。这样，今年年初二，带着起伏的心潮，带着妻儿，我回家去，去看我童年的往事，去看我的父母。

去看我的酸甜苦辣。

父亲，你还好吗？你的马帮已经尘封，马蹄踏踏，古老的驿道，已经被笔直平坦的高速公路所代替，在那边，你是不是还在吆喝着你的骡马？

你太累的时候，就歇歇吧。

母亲，你还好吗？在儿子出远门的时候，你小心用红布缝制成荷包，包给儿子的茴香（回乡）子，还紧系在儿子心头，你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印刻在儿子脑海。

走过那条小河，爬过那座熟悉的山坡，我看到了，鸡鸣狗吠，炊烟袅袅，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小山村依旧。

物是人非。

伫立在那间屋顶长满蒿草，墙壁破旧脱落的土掌房前，我仿佛看到，在大门口，母亲用布满老茧的右手遮额，左手扶着门框，在向远处的山路眺望。

那是儿子当年走出去的路，那是儿子回家的路！

午后的阳光，静静洒在屋前爬满藤蔓的院子里，牵牛花已经凋谢，我仿佛看到父亲还坐在那只磨得光滑的小木凳子上，悠闲的抽着旱烟，在向我讲述着他马帮时候的真实故事。

几只不知疲倦的蜘蛛，还在屋椽下忙碌。

多么相似的场景，当年父亲小小年纪，出远门去“讨生活”，多年后回家，败家子爷爷留下的祖屋，不就是我现在看到的吗？

父亲母亲，我回家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