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汉奸是一个严肃的玩意，一旦成了汉奸，人人可得而诛之，那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和平时期，情形就不一样了，汉奸的称呼有极大的随意性，甚至还有一些娱乐性。由于“名不正言不顺”的思维模式，国人如果要驳倒别人的观点，常常胡乱的赏一顶汉奸的帽子给对方，从而让自己占据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这样的例子在网络上屡见不鲜，俯拾皆是。可惜如今汉奸的设置似乎缺少点想象力和艺术性，令人失望，这让我怀念起晚清的王家璧老先生，他称他人为汉奸颇有几分幽默，令人忍俊不住。

光绪年间，洋务派代表人李鸿章、刘铭传等人从国防和民族经济考虑，建议修建铁路，然而在朝野招来一片反对之声。归纳起来，反对的意见有三类：

一是风水论。曾经任过驻英国、德国公使的刘锡鸿上凑说：“火车实为西洋利器”，但“断非中国所能仿行”，因为“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数十里，不以阜陵变迁、鬼神呵责为虞，阻于江海，则凿水底而熔巨石其中，如磐如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禋既久，神斯凭焉。倘聚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招”。（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六）52页）。这位刘公使，出了一趟西洋，弄明白了西方的神不怕声响，而东方的神是喜欢清静的。

二是绝不论。翰林院侍读周德润上凑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六））。看来。“中国特色”“绝不”的文化源远流长。

三是汉奸论。顺天府丞王家璧上凑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朝廷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六）139-140；149-150页）。

修一条铁路便成了汉奸，这王府丞也太有才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奸及那些喜欢说别人是汉奸的人都是些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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