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前，就知道有个叫韩寒的小子写了叫《三重门》的书，然后就听说他没读完高中，再然后的某一天就知道他喜欢和当权者掐架，再再然后就能经常能看到他对热点问题的评论，以及诸多评论他责难他的文章。反正韩寒出名了。韩寒的出名源于文学，而仅凭一本《三重门》，这小子就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凭什么呀！这很让那些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心里不那么舒畅，有那么一点点妒忌的味道。可不对呀，李宇春不是职业歌手，不是也出名了吗？一些非专业的专家，不是也对本领域外的事情指手画脚了吗？一些不懂经济的家伙，不是也将企业办的红红火火，赚个盆满钵溢了吗？一些没有政治操守的流氓，不是也位高权重了吗？所以那些一直还在追问韩寒是否具备作家素质的家伙，还在对韩寒的文字条分缕析的家伙，还在不断的追问韩寒文章是不是抄袭的家伙，不客气的说，就是变态。如果不承认你自己变态，那么完全可以将这变态的责任推给这个社会，就当你生活在一个变态的社会里。你的正常相对这个变态的社会而言，就是一种变态。

本人没有崇拜一个人情结，也没有俯视或仰视一个人的习惯。对于韩寒，本人甚至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拜读过韩寒的《三重门》，以及他的其他作品，也不想去读了。无所谓不尊重，也无所谓骄傲，只是基于个人的偏好。总认为这不是一个文学的社会，也不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倒是鸡零狗碎的东西不少。但这并不影响韩寒因文学而成名。成名之后的韩寒，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像郭敬明一样，继续沉浸在文学创作里，这家伙竟然时常对一些社会热点和政治事件发表自己的评论，喜欢指出一所房子这地方漏雨，那地方钻风。所以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不会登载郭敬明。当然，美国《时代周刊》充其量也就是一本杂志，郭敬明甚至不屑要上什么封面，登上这本杂志封面也未必就是什么值得人尊敬的人。但对韩寒而言，登上这本杂志的封面，就是学文的韩寒和时评的韩寒之间的区别。可以看着是他的一个转身，虽然韩寒可能经常转身，甚至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他的转身，但对于一个像本人一样的观众而言，我宁愿把这件事看成是他的转身。这一转身，韩寒就变成了民主的斗士，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尽管这两个称呼放在韩寒的身上是那么的不相称，因为对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这家伙高中未毕业，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教授，说他是知识分子，确实让那些知识分子心里不高兴。但他的言论又确实是公共的，至少说出了一部分人的心里话。而对民主斗士而言，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立下的那个高度，这又让一大帮人不爽，因为鲁迅著作等身，且又是经毛太祖册封过的，而韩寒这么年轻，怎么能与经过毛太祖册封过的鲁迅相比呢？所以斗士这个称呼，也让人觉得怪怪的。但这家伙似乎就具备这种特质，这并不是他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缺少了比他更能斗的，且有名气的斗士。有的名人虽然有斗志，但因顾忌身份，或者担心杀头，因而丧失了斗志；有的人虽然斗志，既不顾忌身份，也不怕杀头的，可惜不是名人。所以这个世界就这么奇怪，让韩寒成为了那个与名称貌似不相称的担当者。

韩寒这家伙像牛虻一样，让某些人不舒服，让体制也不舒服，他老是在叫嚷着一些自由什么的，民主什么的。而他对自由、民主的知识未必有那些专家学者们储备的多。所以有些人就会对他的民主和自由思想进行攻击，甚至对他的逻辑和文字不屑而进行讨伐，甚至非要逼他拿出手稿来验明正身。还有些人不喜欢他那种拐弯抹角、借题发挥的反讽方式。那种有一点吊儿郎当，阴阳怪气的反讽，很让某些人心里不爽。而正是那种反讽的味道，曾经一度让我想起堂吉克德对着风车作战而玩的杂耍，接着就给我带来了香港影片中那种将无厘头推到极致之后的苍凉。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包容性已然很大了，可在很大程度上未必包容得了韩寒。和韩寒的对话，得站在他所在的那个角度，那个角度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从他那个角度看过去，是体制的惰性，是制度的缺陷，是人性的软弱。如果偏离了他的角度，那么可能陷于细枝末节。最后我想说，八零后的一代曾在饱受争议中成长，但是韩寒无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而这个社会有这么一个人在呼喊，比没有人呼喊要有意思得多。当我们不再是王小波设定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时，我想，我们对韩寒们应予以鼓励，而不是诘难。

2012年1月31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