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宜昌过去的过年
要过年了,龙年的鼓点越来越听得更清晰,仿佛都能看见那条摇头摆尾的金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于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叫得震天响,中国之声的记者采访一对带着孩子从北京乘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临客回当阳过春节的夫妇的时候问他们的心情,那只能用喜笑颜开、溢于言表来形容。而那个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的高中孩子在回答记者关于北京和宜昌哪里最好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后者。听着很温馨,那就叫做:好不好,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其实那个洋装虽然穿在身的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对于每一个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人来说,他的心就是他的魂牵梦绕的家乡。
在写到宜昌过去的过年的时候,我在自己的都市系列长篇小说第三部《直插云帆》里这样写道:“那个时候,宜昌还很少有电脑,也没有互联网,没有通宵电影,也没有夜店,没有这么多的城市森林,也没有这么多的私人小车。腊月三十晚上大家还是喜欢在家里热热闹闹的团年,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个时候,陈佩斯、朱时茂是春晚的大哥大,就是到了有赵丽蓉老师的时候,也没有赵本山什么事。说来也奇怪,对于那个所谓的小品王,全国人民一片唾沫,海外侨胞对他更没有好感,可央视为什么偏偏对他感兴趣呢?这也许就是官民之间的差异。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平板电视,更没有云电视和3g电视,可家家户户都已经有了一个或大或小的电视屏幕可以看央视的春晚。等到十二点还差十分的时候,所有人就涌到街上放鞭炮,整个宜昌城就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巨大的火药的烟雾所笼罩。孩子们就会从家长手里拿到压岁钱,年轻人就会默默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就会满世界打电话,第一句话肯定会说:“春节好!”老年人就会喝上几杯酒,北方的吃饺子,南方的吃汤圆,宜昌本地的吃年糕。饺子的谐音是“交子”,文绉绉的;汤圆的谐音是“团圆”,很喜庆的;年糕的谐音是“年年高”,直白而又吉祥,看来还是宜昌的年糕好一些。
其实那说的不够准确,因为宜昌的过年比上面所写的丰富多了。
二、宜昌风俗区域的划分
要说风俗,就得从地理位置和语言文字说起。宜昌话和武汉话虽然都同属于西南官话的范畴,但是所属片区不同。宜昌话属于成渝片(成都、重庆),武汉话属于武天片(武汉、天门)。这一点从两个地方人的发音就可以清晰的分辨出来,宜昌属于渝东鄂西地区,除了当阳、枝江以外,大多数县区的地形都是丘陵、高山或是半高山,与江汉平原的一望无涯有很大的差别。武汉是九省通衢,而宜昌的出现在于位于西陵峡口,上扼峡江、下控荆襄,宜昌原住民的主要来源则在于那些航行在峡江里的各类船只上的人员,包括那些数量众多的拉纤队伍,因为宜昌当时就是一个交通口岸。
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航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知道,不过李白的那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已经说明长江在唐代就已经有客轮航行了。1876年宜昌开埠以后,就有了小火轮从宜昌驶往上游的重庆,可那么多的货运的上行仍然主要依靠木船,于是在经过激流险滩的时候,就需要大批的拉纤人,据说鼎盛时期有二十万之多。那些来自峡江的纤夫就是宜昌原住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带来的语言和风俗就极大的影响了我们,使得我们在很多地方的过年风俗与川渝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宜昌的标准土话当然是属于西陵区,连说话的声音也是,而且是属于老城区的,超出上起西陵二路、下到胜利一路之外的范围就会有些微、但可以听出来的区别,而什么杨岔路、土街头当年就是菜农的地盘了。自己自认为自己是标准的宜昌话,什么嘠试、撮拨佬、闹豁子、刮胡子、苕、羊芋、咯人、扯皮拉筋、向火、拐子、酒麻木、背时、过生、锣鼓家叶、花头、掉底子、日白、日古拉稀、裹连、牤子、拐哒、半头裤子、克蚂、奈不何、伙计、旮旮角角、带渣子、打赤包、糟也、哈菜、懒豆花、饿捞、跑暴、讲狠、鸡痱子、解手、撅人、直巴、渣广椒、母猪疯、麻里光、毛裹团、黄昏、打启发……等等、等等都说得十分熟练,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宜昌人。可是不曾想一到武汉和荆州,就被不认识的人说成是重庆人,而一到万州和云阳,又被人家认为是荆州人,就有些狼狈,就知道我们宜昌正处在西南官话的某个交界处,话音有些不伦不类,而风俗也有些形形色色,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比如土家人过年比我们汉族会提前一天,称为过“赶年”。来历不明,一种说是明朝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湖南永顺土司奉命出征,三千将士提前一日过年奔赴前线,大败倭寇,立了“东南战功第一”。这种说法不靠谱,土家族提前开拔,那些汉族大军如果不动又有什么用?所以另一种说法的可能性大一些。就是为防敌人乘机偷袭便提前一天过年,以后渐成习俗。据说有的土家人过年后,全家老小还会背上衣服、被子等物,满山坡奔跑和躲藏。那是不是现在常说的预演?奇怪的是宜昌夷陵区龙泉镇姓周的家族也是提前一天过年,而其它姓却很正常,这又是为什么?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大同小异,所以宜昌的年过得丰富多彩.
三、忙年、打扬尘、小年
宜昌人也是龙的传人,宜昌的年和中原风俗也差不多。
宜昌的年从腊月就开始了,宜昌话叫“忙年”。宜昌没有北方喝“腊八粥”的习惯,却开始杀年猪、放水捕鱼,就开始用柏树枝开始熏制腊肉、腊鱼、腊香肠、腊猪头,就会上街采买年货、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糖果点心、日用家什、还有新衣服,春联、红双喜和中国结,中国人挣了一年的钱至少有一半会在这段时间里变成大肆消费。
“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中国是农耕文化,尤其在宜昌,虽不是鄂西山区那样地无三尺平,却也有些珍贵,种田就意味着来年丰收的开始,所以,当然十分重视,同样的,孩子们对一年一度可以随心所欲的春节更是充满了期待。宜昌的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家家户户的大人就会“打扬尘”,这是地地道道的宜昌话。“尘”跟“陈”同音,也就是除旧迎新的意思。
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关于过小年到底是哪一天,中国的南北也有所区别。北方是腊月二十三,南方是腊月二十四,在上海则把大年三十头一天晚上称之为小年夜。在宜昌却参差不一,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四都有。据说有“官三民四道士和尚五”之说。就是说凡是家有秀才以上功名的,可以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黎民百姓是二十四日,道士和尚是二十五日。那就有些尊师重道的意思,也有些藐视百姓的意思,不信也罢。
过小年的主要活动是宜昌话说的“敬灶王爷”。民以食为天,离开了炉灶何以为食?所以灶王爷是得罪不得的。相传灶王原来是一个叫张单的富家子弟,曾娶一贤慧女子郭丁香为妻,后又休弃续娶李海棠。李氏好吃懒做,不久就把张家财产挥霍一空,改嫁他人。张单家境败落,又遭火灾,双目失明.沦为乞丐。一天,他乞讨到一户人家,主人给了他热汤热饭,后发现好心人居然就是他休弃的妻子郭丁香,羞愧难当,碰死在灶前,就被姜太公封为灶王。
据说灶王受天帝委派掌管天下所有人家的炉灶,被封为一家之主。他权力很大,却连个土地庙大小的庙宇也没有,只有一张木板印刷的画像贴在灶墙上。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或“东厨司命主,南方火帝君”的对联,横批是“一家之主”。祭灶时要摆上面点和糖果,宜昌的那种“打巴糖”最好,灶王吃了嘴甜,上天对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光说好话不说坏话,也就是现在讲领导人业绩的时候,成绩大大的,问题小小的,各项指标的完成都是喜人的。
我没有见过祭拜灶王爷的活动,我家就一小小的煤球炉,没灶王爷待的地方。宜昌政府(原来的人委)、四中、五中、人委宿舍的食堂都去过,有宣传画和标语口号,就是没有对联,现在政府食堂里面挂的却是注意事项,就是要那些就餐的公务员不准浪费粮食和乱扔乱倒之类的,不过门口的垃圾桶里还是有扔掉的早点。那就是灶王也没有看见的缘故。
四、团年
也就从灶王爷和港澳特首进京述职一样回天庭的那一天开始,年味就更浓了。出门在外的开始返乡,宜昌在天南海北的儿女也就归心似箭。在网络上看了一下宜昌拼车的信息,最远的是新疆喀什,还有云南丽江的,可是最难忘的还是2008年,因为南方冰冻,有无数的人无法回家过年,也就是一大遗憾。可是今年基本上天气正常,没什么雨雪天气,所以那些丈夫要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去岳父岳母家送上过年物质和钱,也是一点心意,宜昌话叫做辞年。
于是就到了腊月三十。
如果在乡下,那一天要贴对联和门神、贴福字、贴窗花。女人们要用大锅煮猪头肉,要用蒸笼做扣肉和蒸肉,还要用油锅炸花生米、兰花豆、虾片和鱼、还有肉圆子,男人们会检查电路,准备晚上张灯结彩,还有的会挂起灯笼,图一个喜庆的氛围。城里的女人会忙着洗那些换下来的衣服,男人会破天荒的开始把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然后带着孩子到父母家团年。孩子们会换上新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新衣服给弄脏了。那一天讲究的就是辞旧迎新,歌剧《白毛女》里面的杨白劳躲债直到腊月三十才敢回家,带回了两斤面,还有给喜儿的红头绳。
那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团年。这也有一个区别。宜昌本地的团年饭多是在中午,据说按照风俗,出嫁的女儿可以回娘家吃团圆饭但不能留在家中守岁,所以宜昌不少人家的团圆饭是中午吃的,以便女儿吃完饭后回婆家和丈夫家的人一起团年,可女婿和外甥却可以光明正大地留下来,是不是有些奇怪,真是应了宜昌的那句老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所以宜昌的团年饭多半是在正午十二点举行的,一家人团团围坐,边吃边谈。据说“年饭一般要用‘三全’(全鸡、全鱼、全鸭)、‘三糕’(鱼糕、肉糕、羊糕)、‘三丸’(鱼丸、肉丸、藕丸)等。当然,吃团圆饭也不会忘了已故的人,通常都会在桌子最上方(俗称上席)摆上碗筷和酒杯,这摆放也是有讲究的,筷子必须搁在碗上边,表示已经让他们吃过了,然后把杯子里的酒倒在地上。在吃团圆饭之前,要放鞭炮,这时是要非常谨慎的,因为鞭炮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来年的运气。”这话说的对,所谓鞭炮放的好坏就是声音洪亮、从头燃到尾。
我不是宜昌原住民。父亲王维顺是河北易县紫荆关人,抬头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宁肯跳岩也不当俘虏的五壮士的狼牙山、低头就是荆轲刺秦王、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拒马河,母亲彭彦是“三乡宝地”天门多宝人。团年的习惯是依着父亲的北方风俗,也就是团年饭应该是那一年的最后一顿饭。
我父亲很能干,什么都会做,一个小小的两个人几乎转不过身的厨房是他施展手艺的地方。我们的团年饭一般雷打不动的有火锅。粉条鸡汤,蘑菇青菜,火锅沸煮,就是红红火火;当然会有烧全鱼,“鱼”和“余”谐音,象征“吉庆有余”,也喻示“年年有余”。还有煎炸食物,预祝家运兴旺如“烈火烹油”。虽然没有南方的甜汤,我和弟弟却都可以喝一点酒。开始是果酒,后来是红葡萄酒,再后来就是白酒。
五、守岁、放鞭
年夜饭的名堂很多,南北各地截然不同,有饺子、馄饨、长面、元宵和大米饭等,而且各有讲究。北方人过年习惯吃饺子(吃饺子的习俗据说是从汉朝传下来的),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又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之意。我父亲是北方人,包饺子的水平很高,可没有那种一手擀动擀面杖,一手转动面皮的技术。我弟弟有一个朋友舒志坚有一年在我家包饺子时,还把几枚硬币和橘子皮偷偷包了进去,结果被我给吃着了,说是谁先吃着了,就能多挣钱,好像并没什么灵验。
宜昌过年有习惯吃包面的,包面就是馄饨,是取其开初之意。传说世界生成以前是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才有了宇宙四方;有吃年糕的,当然是取“年年高”的意思。中国的老牌手机制造商几乎都被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打压的销声匿迹,可步步高却在苹果、安卓和小米手机的包围中生命力顽强,是不是与它的这个喜庆的名字有关?我也见过有人家团年吃面的,据说是预祝寿长。不过宜昌本地还是习惯吃大米饭,这也是习惯成自然。
腊月三十有一项重要事项就是要到长辈的坟头去看一看,烧点纸钱,备几样供品,点盏长明灯,宜昌话叫“送灯”。一则是要告诉另一个世界的先人没有忘记他们,感谢他们对子孙后代的庇护,也祈求他们在新的一年里保佑家族平安吉祥。以前都是用蜡烛,因为天寒地冻,夜晚风大,虽然用酒瓶子或者塑料袋在蜡烛外罩着,可是偶尔也会引发森林大火,不过现在都改成了电池灯笼,也是一种革新。
腊月三十吃过年夜饭以后一项重要的项目就是守岁。洗澡、换衣服,全家围坐在火盆旁,嗑瓜子、吃杂糖、叙家常,把白炭火架得大大的,把家里所有的灯点得亮亮的,热热闹闹的直至深夜子时。到了那个时候,鞭炮齐鸣,辞旧迎新,晚辈给长辈磕头“作发财仪揖”(宜昌土话),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全国统一的举动),才算完成了守岁,也才能上床睡觉。
河北易县是老根据地,我父亲王维顺很早就成了儿童团长,后来又是南下工作团的文艺骨干,据说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不过我们兄弟俩只听过他唱过歌剧《白毛女》、《江姐》、《红珊瑚》之类的插曲,笛子吹得不错,口琴吹得很有水平,字也写得好看,还会找一些革命故事绘声绘色的对我们进行讲述。可是在腊月三十的晚上,哪一个孩子会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也就是宜昌话说的“心像猫抓的一样”。听得一声“出去玩吧”,就和大赦的战俘一样心花怒放,抓起一包鞭炮就跑的连影子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的孩子没多少零花钱,可是到了腊月三十的晚上,孩子们会把手里所有的钱统统换成鞭炮和烟花。那个时候,我们会买一封鞭,然后不厌其烦的将那一长挂鞭拆成零散的,找一根香,或者是父亲口里的香烟去噼噼啪啪的放鞭。不过最喜欢的还是那种“冲天炮”,一根细细的小木棍,上面有一根引线和一个鞭炮装置,点燃之后,冲天炮就会利用后推力一冲而出,带着一连串的尖利的呼啸在很高的空中爆炸,那样的喜悦一辈子都不会忘。
六、初一到十五
正月初一天一亮,开门就得放爆炸炮,那是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邻里相见互道新禧。说的话就是那首歌里唱的一样:“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正月初一一定要有鞭炮的,按宜昌话说,这就叫“接年”。初一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拜年。按宜昌的老规矩严格一点说,正月初一的五鼓时分是“出天行”,那个时候住所内外必须灯火通明,大堂上拜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也就是长辈率领一家大小拜祖宗,室外拜财神,然后是儿孙之辈拜爷爷奶奶和父母尊长,这就是中国最隆重的拜年。
正月初一的第一顿饭几乎可以与腊月三十的年夜饭相媲美。我们家是吃饺子,把昨天晚上包的那些饺子煮熟了一人一大碗,好吃极了。有人吃饺子拌大葱,我父亲吃饺子会嚼一瓣大蒜,我是宜昌人,连山西老陈醋都不放,那叫原汁原味。有人家吃年糕、吃包面、吃面条、吃包子、据说还有只喝汤不吃肉的,反正都各有各的讲究,也是图一个吉利,这可是新一年的第一天,大吉大利。
说到春节的习俗,大家一定要注意中国语言和文字的奇妙之处。老黄历把过去的最后一个月,也就是阴历十一月称作腊月,而把来年的第一个月,也就是一月称为正月,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对应其他的月份也是一种例外。
腊月的称谓与自然季候并没太多的关系,而主要是以岁时之祭祀有关。所谓“腊”,本为岁终的祭名。汉朝的时候“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后来又说“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不论是祭祖还是敬神灵,反正都是要搞祭祀活动,所以腊月就是个“祭祀之月”。
而在中国古代,改朝换代就会更改月份,就把月份改的乱七八糟,直到汉朝的汉武帝,才恢复了夏朝的老黄历月份排列法,并一直沿用到现在。于是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做“正月”。可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因他姓嬴名政,而正月的“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就是犯了忌讳,就把“正月”读作“正(征)月”。时间长了,人们习惯了,就一直沿用到现在。这很正常。例如雍正皇帝叫胤禛,他上台后所有的兄弟全部把“胤“字改为”“允”就是一个例子,不过这还是没有现在绿坝的威力大,可以把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列为禁语,大家有没有同感?
拜年在宜昌也同样有很多讲究,正月初一拜父族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正月初二拜母族的外公外婆和舅舅;正月初三拜妻族的岳父岳母,宜昌话那叫“走丈母娘”;正月初四拜亲朋好友。一般是按亲疏远近来安排拜年的顺序,但宜昌的风俗拜年一般应在初六之前完成,去得迟了人家就会觉得受了冷落,会因此影响到两家的关系。那可是一个也不能少的。
过去的风俗说的是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所以有些商店会在那一天新年之后第一次重新开业,图个吉利,同样有很多做生意的都要到寺庙烧头炷香,祈求新的一年财源滚滚。据说最高的头炷香已经卖到九十九万,出家人也变得铜锈熏天,少林寺的那个方丈就是这样,不信也罢。
现在一般到正月初八工厂和企业就开始上班做事了,据说宜昌话叫“做发事”,这天开工单位的很多,因为中国人喜欢那个谐音“发”的八,所以大家认为初八开工整年都会顺。不过也就是一个形式,正月初八年还没有拜完,亲朋好友还没有家家走到,那些好酒好菜还没有吃完,春节还在进行时。据说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生日,可是宜昌好像没有纪念的活动。
宜昌的规矩太多,在这里一言难尽。只是记得家里没了老人的下辈,在三年之内不能出门到别家串门,只能守在家里尽孝道;正月初一到初三是不能倒垃圾、不能煮生米,要吃过年时吃剩的饭菜,那叫“有吃有剩”,大过年的只准吃剩饭,别的地方不知有没有这样的风俗?后来就演变为家家煮面条、豆丝、糍粑当饭吃,反正不准煮新鲜饭。当然大过年的不能向外泼水,以免走了“财喜”。一直要等到正月初六以后把家里这么多天积累的垃圾拿出门倒掉,这叫“送穷”。
“习俗,本质源自希望。”这是黄世堂在《春俗大观》一书中做出的精辟结论,我十分信服。
七、元宵节
正月十五被称为元宵节,自然有其深刻的含义。是中国传统节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春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也是春节庆祝活动结束的标志。
正月十五又称为“上元节”。上元,就是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上元节的由来是因循道教的陈规。道教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汉末道教的重要派别五斗米道崇奉的神为天官、地官、水官,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并以三元配三官。这样,“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而元宵节正好处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
宜昌素来就有“三十的火,十五的灯”之说。也就是腊月三十家里的火要旺,年才不敢进来;正月十五的灯一定要多,那样才是一个美好的年份。
宜昌在元宵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炸制春卷,这是荆沙风俗;还会有人蒸毛谷团(这是宜昌话),这是地方特色;元宵节的晚上,人们还要用糯米粉和豆沙馅做汤圆吃,以预祝一年的工作圆满、生活顺利。这是江浙的风俗。当然,也是借月满之时,寄团团圆圆之意,是为大吉大利。
那一天,无论在宜昌的大街小巷、村野乡间就会响起激昂的锣鼓、悠扬的丝竹和高亢的唢呐声,当时宜昌的企事业单位和街办、县里各个乡镇都有舞狮舞龙队,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就会倾巢出动。那些舞狮的大多是沿街向各个商家摇头摆尾的送恭喜,就会有红包送出,鞭炮迎接;而那些长长的舞龙队就会用插满彩旗的汽车装着锣鼓、穿着运动服或者民族服饰的几十个队员一路趾高气扬的举着龙灯步行到政府机关去拜年。当时,地委在桃花岭,市委在红星路,县委在西陵一路,转一圈,宜昌的中心城区也就走完了。不过那种热闹场面不是亲临其境不能感受出来。
有一段文字描写了当年的节日盛况:“各村各寨的舞龙队、舞狮队、莲船队、河蚌队等等业余文艺团体便开始浓妆淡抹、粉墨登场。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男女老少们趁着这难得的闲暇时光可着劲儿在父老乡亲面前露脸。这边厢,庄稼汉子、棒小伙们举着龙灯拥着狮子走村串寨,仿佛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每到一处,腾挪跳跃,上窜下跳,前滚后翻,耍尽十八般武艺七十二种变化。那边厢,大姑娘、小媳妇们也不甘示弱,莲船(宜昌话叫‘采莲船’)左摇右晃,俏丽的采菱妹莲步轻移、花枝乱颤;河蚌(宜昌话叫‘蚌壳精’)开开合合,泼辣的船家女前冲后突、撵着人儿转;此外还有踩高跷、打竹马(宜昌话叫‘连箫’),都是一些饶有情趣又不需太大耗费的民俗活动,真个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八、龙灯
正月十五这一天会有各种各样各样的形式的文艺演出,但舞龙、舞狮、采莲船,踩高跷、蚌壳精,打连箫那些极富民俗风情的群众表演才最受人欢迎。宜昌的元宵节十分热闹,儿童公园、工人文化宫都会举办灯展,红红绿绿的写一些灯谜供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客流连忘返,可是当时最热闹的还是得数解放路,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刚刚送走一支队伍,那边路口就锣鼓喧天的又响了起来,看热闹的人就像潮水般的涌来涌去,即使鞭炮就在头顶爆炸也不离不弃。
中国人的图腾是龙,元宵节那一天最重要的就是灯,而龙灯就两者合为一体,所以就成了当时最受人欢迎的节日活动。想想也是,舞狮的两个人,采莲船也是两个人,还有很多项目都是单打独斗的,也就有些单调。可是龙灯不同,最少的、孩子们和女人们舞动的龙灯也有五六节,而男人舞动的十多节的龙灯比比皆是。我原来在一家竹器厂工作过,龙灯里的龙节和领头的龙珠就是我们编织的,最多时居然有二十多节。
想想那个热闹的场景吧:鞭炮噼噼啪啪响起的时候,金色的龙珠一举,龙头马上就扬了起来,它会威风凛凛冲着龙珠穷追不舍,于是,十几个人、乃至二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抖擞精神开始舞动龙灯。龙在最开始显得有些笨拙,可是随着活动,越来越生龙活虎,越来越上下翻腾,不一会儿功夫就舞成了一个巨大的环状,于是就有了红龙的红、黄龙的黄,尤其是如果两个单位的两条龙在街上碰头,十之八九不会相让,就会通过舞龙一拼高下。
那是一场决战,鞭炮不停、鼓点就不能停,鼓点不停,龙灯就不能停。舞龙人舞累了,就会有候补队员顶上去,可以换人,可是龙灯依然在翻腾起舞,舞到最好、最紧张、最高*的时候,看热闹的就会爆发出一片叫好声,舞龙人也会发出一阵阵的呐喊,看得人热血沸腾、气冲霄汉。
我记得宜昌后来在夷陵广场举办过好几次元宵灯会。还举办过龙灯比赛,一下子来了几十条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龙,在我的印象里,西陵建安的龙灯是街办里面最好的,窑湾的龙灯是乡村最棒的,就是忘记了不知是柴油机厂还是八一钢厂的龙灯是工厂企业最有名声的了。只是记得有一个舞狮的能爬上摞的高高的七张八仙桌,那可是真功夫,看得人瞠目结舌。
当然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夷陵广场还没有成为现在这样的面子工程,铺些美国草坪禁止游人入内。那个时候刚开始发行彩票,元宵节就是一个机会,即开型的,中了大奖就把那个人架上汽车,披红挂彩,在中心城区的街上显耀一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枪毙犯人以前的游街示众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做的,极有震慑力。
元宵之盛还在于“灯”,所以正月十五又名“灯节”。那一天家家户户、各店各铺都会悬灯门前,寺庙、园林、广场等公共处所,更是大张灯彩。日落之后万灯齐放,连片连城,红光耀天。灯彩造型五花八门,有各色花灯,各种植物灯、动物灯、人物灯、故事灯等,孩子们手里提着的灯就更加丰富多彩了。那个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音乐飘飘、观灯的游人如潮,我就认为那就是真正的歌舞升平。
而在当阳一带,过去乡村还有在元宵节晚上“赶毛狗”(当阳话)的习俗。我不知道毛狗是什么妖怪,只是听说过白天各家都得备好干柴、柏树枝和竹子等,在房侧高地搭起“毛狗棚”,晚上放火将那座棚烧掉,大火熊熊、鞭炮齐放,众人一起大声吆喝,村村遥相呼应,此起彼落。我的老丈人在世的时候给我讲过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和传说,我就记得“赶毛狗”是想赶走一切灾祸,“毛狗”即“灾祸”。
春节就在歌舞升平和热热闹闹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
九、春节与糖
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以前,那是计划经济的时代,虽然物质匮乏,可是凭票供应、人人平等也是不争的事实。到了春节的时候,官方就会发下许多节日供应的票证,从粮油到肉食,从布料到棉花,从自行车到电视机。春节的印象中,我经常早早的到现在位于时代广场的解放路肉店用菜篮排队,可真正忘不了的却是凭票供应的杂糖。
有人把杂糖归纳进春节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很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杂糖,六十年代生活改善了,出现了节日的新衣服;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变成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八十年代进步到冰箱、彩电、洗衣机,之后就是“一切向钱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变为空调、电脑、录像机,到了二十一世纪,就干脆变成房子、车子和票子了,春节的年味就开始变得淡化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糖的国家之一。早期制得的糖主要是饴糖,远在西周时就已经有关于饴糖的记载。饴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来的糖。饴糖是一种以米(淀粉)和以麦芽经过糖化熬煮而成的糖,呈粘稠状,俗称麦芽糖。在我们宜昌被称为“打巴糖”,民间流传普遍,广泛食用,至今偶尔还能在宜昌的街头巷尾碰见。
但通常所说的制糖是指以甘蔗、甜菜为原料制糖,而且很有可能是从印度传入的。公元*47年,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回国以后,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工艺相继出现,土法制取的白糖、冰糖等新品种也相继出现,中国发明了用滴漏法制取土白糖。白糖的出现,标志着制糖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土法制糖在中国沿用了千余年,并传入日本和东南亚。可是用来制糖的主要原料甘蔗只能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寒冷地区不能种蔗制糖。18世纪末期,甜菜被发现,给制糖业的发展带来重大突破。
中国机械化制糖起步很早,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兴起机械化制糖热潮,但往往中途夭折,制糖业基本上还处于手工业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发展成为完整的现代制糖工业体系。甘蔗制糖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海南、四川等地。甜菜制糖业集中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新疆等地,一南一北,各领风*。可是在过去,尤其是春节的那段时候,杂糖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杂糖不是现在的散装糖果,也不是那种进口的什锦糖果,而是把一些用糖制作的小点心装在一个塑料袋里的统称。杂糖是川渝的称呼,而在武汉被称为酥杂糖,是宜昌人人办年货必办的食品之一,也是宜昌人送年礼的传统礼品之一,更是春节款待客人的零食之一。我的印象里,杂糖可能是当时最奢侈的零食了。
十、过年的杂糖
杂糖包括京果、酥糖、杂糖三种。京果又叫酥京果,但不是那种有些消失了很久的、宜昌话所说的京果条。据介绍,京果的主要原料是糯米,磨浆成型,切成小块滚圆,然后油炸成外黄内白的酥果,再滚上用绵白糖和熟细糯米粉拌成的糖粉。椭圆形,近似鸽蛋。质量好的一捏即碎。这是武汉的特产。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知道那里有些老爹爹喜欢用京果冲鸡蛋当早点,就和宜昌的醪糟鸡蛋一样。那个时候春节待客的时候,京果是必不可少的。
酥糖是湖北驰名的三大特产之一,享有“茶罢一块糖,咽而即消爽,细嚼丹桂美,甜酥留麻香”的美誉。酥糖用面粉、棉白糖、熟芝麻仁和麦芽糖酿制而成,呈长条和麻将形,块型整齐,用蜡纸包好,吃时香甜松脆、入口即溶。必须小心地打开包装纸,不要让里面的白粉掉出来,粉是甜的,吃完酥糖后,嘴唇上也沾着白粉,再把嘴唇舔干净,那是一种享受。质量好的在打开纸包以后拈起一头可以拉出一个不断也不落屑的长条来。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现在酥糖还有,却再也不能拉出长条来了。
杂糖是用经过泡晒的糯米炒成米泡,加上桃仁、花生仁、芝麻、白糖等等,与烧好的饴糖浆混合起来,搓成长条,切成三厘米见方的小块,各种形状都有,冷却以后即成。吃起来很香、很甜、很硬、很脆,与酥糖相比,又是一番滋味。也许因为制作简单,现在逢年过节还能在一些停在街头巷尾的小型货车的车厢里看见制作那种杂糖的。也就是芝麻片、花生片、核桃片,十多块钱一斤,还是很有市场的。
杂糖有时候会多出几样。那就一定会有米花糖。泡泡的(一定要用宜昌话说才能领略其中的含义),酥酥的,甜甜的,咬一口,就能听见脆脆的声音。那个时候,宜昌有许多米花机,“炸米子的”(宜昌土话)一来就会有小孩子站一排队,“砰”的一声,米花炸出来了,赛一口在嘴里,那声音一辈子也忘不了。有时候还有一样糖果,也是主要用麦芽糖,也是裹上一层芝麻,一根一根的,味道香,酥,脆,甜。川渝说是芝麻杆,可宜昌话是怎么说的不记得了,是不是叫“麻串”呢?敬请知情人告知。
说实话,那些杂糖现在想起来都叫人流口水呢。
杂糖的主要成分是麦芽糖,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家宝,那种一副小担挑着,一块大理石上复了一块白布盖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就八成是麦芽糖,沿街叫卖喊的是“打巴糖”。那是我老婆的最爱,每逢看见就会走不动路。就会掏出一张小票,小贩就会用小钉锤和一把小刀从那块大大的麦芽糖上敲下几小片。外面是白色的面粉,里面是黄色的麦芽糖,我有时候也会尝一点,用力咬,粘粘的、还有些粘牙齿,味道很甜,可没有了、或者说很少有麦芽味,就有些若有所失的感觉。
现在,杂糖不在奢侈,价格也不再昂贵,春节没有以前那样的热闹和红火,也缺乏以前那样的其乐融融。宅男宅女多了,舞龙舞狮的少了,大家坐在一起谈论的是挣钱,喝酒说的是“发财”,麻将桌上也是赌博,传统风俗随风而逝,道德情操遭到冷遇,个人利益成了世界之最,中国人成了最势利的商人。
所以有些专家学者又出来解释,春节文化的不断演变,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顺应了这种发展,传统层面上的东西就能更好地被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所接受。可惜这只是痴人说梦,春节文化的精髓就在于传统习俗的传承,就在于发扬光大。这不是那种所谓的国学,也不是那种外来文化,而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龙的精神。
铁路坝早就没有了,它比春节的那些浓郁的氛围还要更早的离开了我们;解放路的日夜商店早没有了,它比那些杂糖还要早地离开了市场。不过过年的方式尽管发生了变化,比如年夜饭到酒店吃,电话短信或上网拜年,外出自驾游,逛街看大片,给领导拜年等等,但追求团圆和吉祥的春节文化观念却依然在很艰难的延续。虽然明知时光流逝谁也无法挽留那过去的一切,可是生活在继续,年轮在转动,中国人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的心情永不变。春节就是大家把美好的希望放在一个代表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日子一起爆发、普天同庆而已!龙年吉祥!(20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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