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夏天，当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正在秦城监狱里遭受持续的审讯逼供的时候，他根本不会知道，此时，就在他家乡近旁的苏州，一位四十年代加入中共地下党的陆姓女子，正被押上刑车，在经过四万人公判大会之后，环城游街，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她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苏州市志?大事记》中，有这样的简略记载：1970年　7月4日　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因反对“文化大革命”惨遭杀害。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实行法西斯专政一大冤案。1978年8月10日，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领导小组公开为陆兰秀平反昭雪。　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

在目睹当时情景的苏州人那里，我们听到了这样的陈述：那一天，苏州古城的街头挤满看热闹的路人，一辆刑车上，两个头戴钢盔的壮汉挟持着一个倒剪双手、头发灰白的小个子女子在游街示众，她身后高高竖立的斩牌上，“陆兰秀”三字打被上了粗重的红×。为了避免她开口，她的下颔骨被拍脱了臼，口中塞满破布，比起北方被枪毙的另一女共[chan*]党员张志新——行刑者竟然割断她的喉管——南方的刽子手似乎更善于伪装。陆兰秀挣扎着不肯低下不屈的头颅。下午4时40分，城南横山之麓响起了几声枪响，陆兰秀应声倒下，鲜血缓缓渗进了荒草黄土。随后，她的遗体被送往苏州医学院解剖。

陆兰秀1917年出生于苏州陆氏家族，自由受到良好家庭教育。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前，她的身份是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四十年代就参加中共的老革命者，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者。

陆兰秀的父亲陆殿扬是民国时期著名翻译家，有《实用英语修辞学》、《英汉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等著述。曾任省立常州中学英语教师兼教务主任，29岁就是江苏省立一中校长兼东南大学教授。1928年陆殿扬进入官场，在上海、浙江等地教育机构担任科长、主任秘书等职。1935年退出官场，在陈立夫任董事长的正中书局任高级编审。陆殿扬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在家中自设理化实验室，还专门聘请民初国务总理熊希龄的第二任妻子毛彦文做家庭教师，为儿女教授英文。

陆兰秀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次年4月在武汉大学加入中国共[chan*]党，后任武汉大学的女生支部书记。毕业后她拒绝了父亲为自己安排的安逸工作，而投身地下革命工作。40年代曾两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出色。1946年6月，陆兰秀在“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毒打致伤，还是周恩来、邓颖超为其安排的治疗。1948年，她利用国民党国防部工兵署的关系，和丈夫朱传钧一起为解放军二野情报处工作，因工作卓有成效，1949年开国大典时受邀赴京观礼。刘伯承、邓小平联合署名介绍她到北京工作，1965年，她随丈夫调任苏州，出任市图书馆副馆长。

因为陆兰秀在地下党时期有过被捕经历，长期没有恢复党籍。但这并不妨碍陆兰秀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深刻思考。陆兰秀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正义和真理。革命夺取政权后，她的追求依旧没变。她有卓然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与她良好的文化素养、大量阅读马列原著有关，其中的独立性、思辨性、深刻性，已然大大超越了当时社会进步的范畴，这是陆兰秀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陆兰秀留下了14万字的思考心得。内容主要是对“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思考和批判。时任苏州市委秘书长、后任江苏电视台台长的新闻界前辈丁群先生曾整理汇编了陆兰秀的文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出版。在全民热衷于盲目的政治运动之时，陆兰秀已经看到了乱象背后的问题，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后来被称为“浩劫”的政治运动。她认为领导人用这样的政治运动来演练全党、全国人民，以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做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她决定冒死将自己的想法大胆说出来。1970年3月的一天，深夜，陆兰秀写下了“遗书”。遗书中，她表达了自己对这场运动的思考：“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其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血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这还不算，写完“遗书”之后，陆兰秀又写了《致毛主[xi]的忠告信》，诚挚建议毛泽东尽快停止文革。信中说：“你应完全了解文化大革命至此不应再发展下去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千头万绪，任重而道远，拖延时间已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请即作出决定。”陆兰秀对文革的否定批判，并非心血来潮或不知深浅，而是建立在她对中国社会的社科剖析和深入剖析基础之上。在《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文中，她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所发生的变化，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二十年的今天，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失去了统治和不合理的分配所得，所以也失去了成为剥削阶级的条件。更由于为防止他们的反抗，已对他们进行了二十年的专政和教育。在目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应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消除过去暴力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适当处理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应该的。”她还认为，文革把几乎所有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把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成了阶级关系上的严重混乱。她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和全世界无产者完全相反的是非标准，失去了共同语言。现在世界人民，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的事业，就像我现在不理解毛主[xi]、党中央的意图一样。”这些今天看来完全正确的文字，在当时背景下足以让人掉脑袋，这一点有着长期政治经验的陆兰秀是不会不知道的。

然而，她是一个独立而勇敢的思考者。在《多思》中，她大胆否定文革把领袖神化的做法，针对当时无论开会或写文章，都要先读毛主[xi]语录（“最高指示”），即所谓“毛泽东思想挂帅”。她认为“毛主[xi]所讲的话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而人们每天所接触的，是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新问题。如果把毛主[xi]的话，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把人们的头脑一道一道捆绑起来，就会使人变得寸步难行。这种学习方法，其结果必然成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掩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实质，贻害无穷。”

在《居中》里，她更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不是天生神圣的东西，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分析总结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补充、完善的。所以对某种理论和政策，包括马恩列斯和毛主[xi]的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强加的罪名。在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即便是对今天的人们，陆兰秀的铮铮话语仍然掷地有声。但是，在上世纪狂热的文革时代，这些话语被明确认定是“现行反革命”言论。陆兰秀也因言获祸。在狱中，这个弱小的女子遭受了难以言说的毒打和折磨，最后被子弹残忍地剥夺了生命。一颗独立思考的星辰在文革暗夜中，无可奈何地陨落了，然而陆兰秀对中历史进程的独立思考却依然震撼感染着后人。

写到这里，我们思绪万千。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思想的空间却是无限的。

今天，在苏州城南横山的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陆兰秀的墓，墓的格局、规制千篇一律，但是她的思想却特立独行。

在冬天淡然的阳光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她对自由的诗一般的渴望：“千百年来，人们前赴后继，付出高昂代价争取自由。但是，由于有些争取自由的人掌握政权以后随着地位的改变而引起思想的改变，人民的自由仍然没有来到。……相信，随着社会的进程，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一定会得到尊重！”说这话的时候，陆兰秀刚年过半百，那是一个“知天命”的年龄，所以她才能以如此弱小的身躯坦然面对刽子手的刀丛和子弹吧。

后记：本文是吴钩无语为大型文化杂志《东方文化周刊》撰写的江南望族专栏“吴地陆氏”一文中的一节，该文在2012年东方文化周刊连续三期连载。本文合作作者：著名文化学者、江南大学教授、央视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说吴》总撰稿庄若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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