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生活在故乡的人永远不会有故乡的概念，也不会有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感慨。只有远居他乡的人，才更深地爱着自己的故乡，他会时时想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以及故乡的美，才能体会到古道西风瘦马，行路人在天涯的凄凉。小时侯看过鲁迅的《故乡》，还看过许多作家文人描写自己的故乡，却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

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北京顺义县人，而我自己则生在鞍山。大跃进那年我四岁，父亲从鞍钢调到首钢，将我带进了北京。那时我刚刚开始记事，就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故乡。开始我并没有这种意识，直到离开北京，我才知道自己的北京情结有多重。

1965年，我父亲支援三线建设去了甘肃，春节回来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是否举家西迁的问题。当时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母亲是家庭妇女，八口人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生活相当困难，两地分居开支大，如果全家都去西北会宽裕一些。但是父亲害怕把我们这一大群孩子扔在西北，将来落下抱怨，没想到我们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去。父亲反复讲了大西北的荒凉、建筑工人生活的艰苦以及生活条件的简陋，但是孩提时代的好奇心使我们不顾一切地鼓动父亲西迁。1966年2月，我随父母离开了北京，一去就是36年。

在大西北36年，始终有一种异乡异地的感觉。36年的岁月，并没有磨去我对北京的热爱和怀念，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北京的思念却更深了。

离开北京后，我20年再没有机会回来过。20年间，不知道有多少次梦见北京，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欺骗自己：这一回不是梦，醒来才知道又是一场空欢喜。那年我上五年级，有一次老师叫我当堂背诵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文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背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背不下去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了下来。这样的眼泪不知道流了多少，有时听到一段京韵大鼓，吃一次绿豆糕，甚至母亲做一顿炸酱面都会让我泪流满面。

说起北京，究竟和我有多大关系，真是说不清楚。我小的时候住在衙门口，那是丰台区的一个普通农村，后来又划到石景山区，当时在北京已经算是比较远的郊区了。衙门口和许许多多的河北普通农村没什么两样。可是到了大西北后，我始终骄傲地认为我是北京人。北京是我心中的骄傲，甚至铸成了我一生的性格。她使我多少有几分优越感，有几分大气，几分豪放。每当遇到一些想不开的事，甚至会这样排解：咱是北京人，不和他们一般见识。尽管有点阿q，可那也是北京的阿q，和绍兴的小阿q是不一样的。

若说和北京没多大关系似乎也说不过去，我母亲的确是北京人。那得从1918年说起了。1918年，我母亲出生在北京顺义县。当时山东平阴县有位董姓的财主，发了财又有点胆识，跑到北京来做买卖。买卖顺手，又娶了几房姨太太，说来奇怪，他所有的太太、姨太太都只生女孩不生男孩，按照一种迷信的说法，抱养一个女孩可以带来男孩，于是这位财主便将未满周岁的我母亲抱到他们家，取名叫带子，直截了当就是希望我母亲能给他们带来儿子。不知是因为偶然还是这办法果真灵验，我母亲才到董家一年，这家便生了个男孩。男孩生下来，我母亲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母亲7岁时，又回到了顺义老家，可是家里太穷，母亲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实在养不起，于是，在家待了不到一年，又回到董家。大概在我母亲即将成年的时候，由于兵荒马乱，她的养父变卖了在北京的买卖，回到了山东老家。她的养父把她嫁给了自己家的长工——我父亲。可见我母亲在董家的地位。可是不公平的是，解放后我母亲居然是地主成分，后来自然而然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些子女，暂且不提。且说我父亲穷得家无一亩可耕之田，结了婚，有了孩子，如何养活这一家人？无奈之下，一跺脚，挑着一副担子，带着我母亲、我哥哥闯了关东。

父亲是个石匠，有手艺，解放后一进国营厂就考了个7级工。1958年，父亲随单位一起迁进北京。对于父亲来说，只要能养家活口，哪里都一样，可是对母亲来说可大不一样，因为她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土地。母亲的北京情结可能比我还要深，母亲在世的那些年，对北京的思念肯定不亚于我。母亲在世时，经常开着收音机做家务，母亲喜欢京戏、平戏、京韵大鼓，没事时嘴上常哼两句。后来有了样板戏，我也会喊两句了，可是母亲总听不顺耳：你唱的那叫什么呀，没板没眼的，过来，我教你。她怎么能不喜欢北京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讨论西迁时，母亲该是怎样的心情啊。可是，对于百姓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情感算什么呢？母亲三次进北京，都没能留在北京，最后葬在了大西北。

母亲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68年，那时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母亲的地主成分给我们全家蒙上了一层阴影，父亲不能入党，哥哥不能参军，我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恼了，他们甚至骂我：你妈是地主婆。过去，母亲也曾寻找过自己的亲人，但是因为离家时年纪太小，已记不清家里的地址，托人打听了几次没有找到也就罢了，可是这时却非找不可了。这一次是通过组织寻找，由于母亲几次说的地址不一样，引起了组织上的怀疑，下决心要把问题搞清楚。外调人员一次又一次地来到顺义县，终于查明了我母亲的身世，同时也帮助我母亲找到了自己的家。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苦命的母亲见到了她还活在世上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可是他们见面后不到一年，两位亲人就相继去世了。

我和母亲一样，也是三进北京，第二次是考研究生考进来的，考研的一个直接目的是留在北京，考大学时一志愿也报了北大，没取上。考研是在1986年，距我离开北京的时间整整二十年，激动得跟什么似的，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记得我一个同学，老爱用一塌糊涂这个词，他的词汇里最强烈的形容词就是一塌糊涂，比如说房子干净，就说这房子干净得一塌糊涂，我那会就是激动得一塌糊涂。这次眼看留京的阴谋就要成功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临毕业的时候，我爱人得了急性肾炎，一病三年卧床不起，这下我哪里也去不成了。

虽然这次留京阴谋未得逞，但是回去之后我的工作却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要来五六趟，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间我先后介绍了多人来北京工作，可是自己却一直没有机会。每次兴致勃勃地来，恋恋不舍地走，每次心里都在默默地念叨着一句话：要是能来北京工作多好。

虽然不能回来，可是心里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北京，渐渐地积累了不少关于北京的知识，做出租车没事，和司机胡侃，就给他们讲张自忠、张治中、傅作义；讲胡适、鲁迅、蔡元培；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到东四牌楼为什么放在陶然亭，司机听得大眼瞪小眼，哪敢把我当外地人！说到梁思成为挽救北京的建筑痛哭流涕，司机问我那时侯您多大，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还没有回到北京，也不知今生今世还有没有希望。

自己觉得希望不大了，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女儿高考的时候，我竭力怂恿她考北京，她自己想去上海，于是我就说了一大堆上海的坏话，列举了一大堆考北京的好处，其实我对上海并没有偏见，可还是觉得北京好。女儿经不起我忽悠，到底考了北京。后来，我对女儿说，我在大西北三十几年，始终有种异乡异地的感觉，只有到了北京，我才认为是到了家。女儿说，她的感觉正相反，她觉得只有兰州才是自己的家。真是不可思议。

为了回北京，不知做过多少努力，都不成功，内心感叹也许我没这个命吧。本来对这事已经不抱希望了，可是在我48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回到了北京。

北京似乎对我并不是很友好，一次在机场误机，机场方面安排我们住在顺义附近，心想到了母亲老家了，应该去看看，于是打了一辆车直奔城里。按里程算，车费最多也就是10块钱，可是下了车司机硬是要五十，当时半夜三更，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说这是我姥姥家，你们怎么敢这样对待我？司机说爷爷家也不行！当时车上还有个壮汉，我料想敌不过，就把钱给了。这些年在北京打过无数次的车，发现北京的司机一半有绕路的想法，一上车，我最不爱听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怎么走？凡是这样问的就是在试探你对北京熟不熟。当然我也治过两个司机，一次我要往东走，司机向西面绕了一大圈，我心里明白不吭气，等到了地方，我问他，你能说说你选择这条路线的理由吗？是堵车？还是为了痛快？本来我已经给他提供了理由，可是司机一听这样问就慌了，哪还敢强调理由，连忙赔礼道歉承认错误，连车钱也不要了。当然，北京还有种种人事矛盾，种种其他烦恼，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她的热爱。我就像一个单相思的情人，哪怕给再大的脸子看，我依然爱你。

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李谷一这首歌不知听过多少遍，唱过多少遍，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去过香港、东南亚，也到过欧洲、美国和日本，可是觉得他们的城市都不如北京大气，像巴黎、罗马这些古城的规划，也不如我们的祖先有远见、有气度，欧洲的城市卫生、管理大都不如北京。可是为什么人们还是说外国好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