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矿务局开会期间,热情好客的东道主专门安排我们参观游览了中外闻名的云冈石窟。
从大同矿务局所在地平旺镇出发,驱车10多公里,我们便来到了位于“塞上名城”大同市西的武周山北崖(又名云冈)。下车后,恰逢一场小雨,给暑热中的云冈带来了一袭难得的清爽。细雨中的武周山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冷峻而幽静。这里没有法号低徊的古刹,没有秦砖汉瓦的女墙,也没有善男信女的簇拥,只有沿山开凿的洞窟一字铺开,俨如一双双饱经风霜的眸子与中外游人惊奇的眼神对视,无言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去云冈石窟之前,我头脑中关于这座石窟的知识少得可怜,只知道它与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齐名,开凿于北魏年间,能够想象出的只是中学课本上那幅露天大佛。其实,云冈石窟是一组巨大的石窟群,由东向西排列着53个大大小小的洞窟,绵延约1公里长,洞窟依山而凿,占据了半壁高山。随行的朋友介绍,整个窟群内共有大小造像51000余尊,佛龛1100多个。最大的佛像高17米,最小的佛像仅3厘米。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460年,距今已经1500多年了,历经千百年的风雨剥蚀,加上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为破坏,除了每个洞窟中的主像保存较为完好外,洞壁的浮雕许多已经脱落,但透过历史的风尘,仍然能真切地感受高超的雕刻艺术,传统建筑风格和佛教艺术的深邃。
石窟艺术是佛教寺庙建筑的一种,起源于印度。东汉初年随着佛教传入我国,这一艺术形式也传了进来。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统治者除了兴建佛寺,铸造佛像外,还役使数以万计的工匠劈山削崖,开凿了数不清的石窟,云冈石窟便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到云冈,最关心的是石窟开凿的缘起。大同的朋友给我们讲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北魏王朝初创时,奉佛教为“国教”,到了魏太武帝时竞摒弃佛教而改信道教,他下令拆毁佛寺佛塔,焚灭佛经佛法,强迫僧人还俗,史称“太武灭佛”。但是没过多久,太武帝得了重病,朝野普遍认为这是佛祖的报应。太武帝死后,文成帝继位,力主恢复佛教的地位,便开始大规模地营建寺院庙宇,并在当时的首都平城(今大同)西武周山北崖开凿石窟,前后用了35年时间。今天,当我们在这些气势磅礴、巧夺天工的艺术之宫前流连忘返时,不能不为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所折服。可以想象,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建造这样浩大的工程,付出的人力、物力的代价是难以计算的。我甚至想,这上万座大大小小的佛像也许是累累白骨堆砌而成,可见,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佛教也有其残酷的一面。
在云冈石窟,我一眼就认出了经常在各种版本的历史书上看到的被视为云冈石窟象征的“露天大佛”。露天大佛是这里唯一一座整个佛身立于石壁之外的佛像。这座大佛最初建造时,与其它大佛一样也在洞窟内,由于辽代的一次大塌方,洞窟便不复存在了,但大佛却安然无恙,堪称奇迹,可能由于处于阳光普照之中,拍照时光线较好,得以最早见诸报端,为未到过云冈的中外人士广泛熟悉,所以便成了云冈石窟的代表和象征。其实,这尊高13.7米的露天大佛在云冈石窟最著名的“昙曜五窟”的五尊巨佛中仅能排到第四位。
“昙曜五窟”位于窟群中部。从窟外的碑记中得知,这是云冈最早开凿的洞窟,也是云冈石窟核心部分。昙曜是当时一位高僧的法号,文成帝复尊佛法后,昙曜云游来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路遇文城帝车队,不料昙曜的伽裟被皇帝的马咬住不放,当时有“马识善人”的说法,文成帝认为这是天赐高僧,便把昙曜请进皇宫,以师礼相待。昙曜则建议在“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魏书•释老志》),文成帝同意了,并命他总负责。昙曜便广征工匠,在武周山下开凿出五所石窟,后人称“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特别,若不是窟外标志牌上印着的说明,很难一下子找到.这五座由普通石门石窗护卫着的洞窟里,分别雕着五尊顶天立地的巨佛,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一为释迦立像,高13.5米,面目清秀,立于莲花座上;二为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由于窟小像大,显出咄咄逼人之势;三为身披伽裟的释迦站像,高15.5米,安详沉静;四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佛雕,气势雄伟。最后一座便是前文提及的露天大佛,一千多年来栉风沫雨,仍保持着丰腴的容颜,深邃的双眼安详纯净,宽厚的双肩托起下垂的双耳,造型雄伟,气概不凡。
细心观察,昙曜五窟的每座佛雕神态和造型各不相同,既使同是释迦佛祖,也判若两人。据说,昙曜在主持开凿石窟时,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注重了两点,一是要使佛教的传播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二是要使佛教高深莫测的教义世俗化,得到普通老百姓的迷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佛教兴盛起来并流传开去。于是他打破常规,按照北魏太祖以下五位皇帝的形象设计雕刻了这五尊巨像。如那尊立于莲花座上的年青主佛像就是模拟了当时在位的只有二十多岁的文成帝的样子。有趣的是,现在我们依稀看到的石佛身上某些部位嵌有黑石子,有的已经脱落,成为一些“黑洞”,传说那是皇帝身上长的黑痣,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出了昙曜五窟,我们终于找到了云冈的最大一尊佛,那是一尊释迦牟尼坐像。这尊巨佛高17米,宽15.8米,一只脚就长4.6米,中指长2.3米,他交叉在胸前的双手上面可以同时坐下6个人。正是由于这尊佛像“身宽体胖”易于攀登,胸臂便被一些卑琐之徒刻止了诸如“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句子。可以断定,这些都是“文革”时期,文物古迹疏于管理造成的。大佛虽然满身“伤痕”,但那慈爱的微笑仍然穿越了历史的时空。也许佛祖已经宽恕了那些颠狂的年代里发生的一切了。云冈石窟原来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1972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云冈参观,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石窟周围荒草萋萋,路边是矿山“临时工”乱搭乱建的“棚户区”,雕像遭人为破坏十分严重。周总理参观后非常痛心,当即指示当地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要用三年时间进行修缮,设专门机构保护好这座佛教艺术宝库,使云冈石窟避免了更大的劫难。现在这里有一座石碑专门记述这段往事,周总理关怀云冈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老乡们风趣地说,“来了一位蓬皮杜,赶走了一群临时户”。
云冈那尊最大的佛雕与另一座佛雕组成一组双窟,在云冈石窟群显得很独特,两窟内部相通,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依山而建,标志牌注明是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的,窟内十分宏大,大佛两旁排列的佛像按照个头大小顺序就位,壁顶上的飞天轻盈飘舞,四壁散立着身材矮小的供养人。这种组合展示的是佛国的理念,其实正是当时北魏王朝皇帝、群臣、百姓之间那种统治、服从、奴役的等级关系的写照。
这尊最大的佛窟与“昙曜五窟”相比开凿较晚,相互对照,就会发现,最早雕凿的那尊露天大佛伽裟斜拨,右肩裸露,保留着鲜卑人“右袒左衽”的服饰痕迹,而最后一个出世的那尊最大的佛雕,已经换上了“褒衣博带”的南朝士大夹的装束,同行的大同朋友告诉我,这是北魏孝文帝进行历史上著名的“汉化改革”的一个形象记录。
与最大佛雕毗邻的洞窟,是我在云冈见到的雕刻内容最丰富的一座洞窟。窟顶和壁面雕满了佛、菩萨,罗汉、飞天和各种骑乘,窟内很难找到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东、西、南、三面刻着内容连续的佛经故事,尽管历经岁月的剥蚀,有的已经模糊,有的已挂满风尘,借着窟内微弱的光线,依然能看出释迦牟尼的“腋下诞生”、“逾城出家”到“成佛升天”的过程。有的内容仍然那样生动传神,如“遁城出家”图的画面上,太子隐藏在伞盖下,惟恐别人发现,四个天神小心的捧着马蹄,生怕夜间行走引起惊动。真是云冈造像艺术的经典之作。
云冈石窟还有一处值得细看的所在,那就是“五华洞”。五华洞是清代进行大规模维修的五个洞窟,因被工匠涂施彩绘而得名。这组洞窟可谓琳琅满目、千姿百态,那一间间形制各异的仿木构建筑的佛龛和窟檐,显示了工匠们的机智与巧妙;那倚丽华贵、构图严谨、富于变化的图案花纹,使人看到古代宗教艺术那独特的风格;还有那手持排萧、琵琶、箜篌、鼓、笛的伎乐天们,婀娜优美地演奏着古老的乐曲……可以断定,中国古代乐舞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具有极高的水平。但清代这次大规模的修复也有些急功近利,有些追求短时期的彩绘效果却为佛像的永久保护埋下了隐患。清代维修时,对有的雕像,在彩绘前用泥塑修补了风化的一些部位,现在大多脱落,加重了雕像原体风化的程度。有的部位当时为了固定泥塑,在雕像上钉上了一些木楔,泥塑和彩绘脱落后,一根根木楔依然插在那里,损坏了原雕的完整性。可见清代这次对文物古迹的“破坏性”修复是有经验教训可供后人借鉴的。
一千五百多年来,云冈石窟受到风化、水蚀和地震,损毁甚为严重,但比自然破坏更为厉害的是人为破坏,特别是近代西方列强的劫掠。据介绍,被盗往海外的佛头佛像竟达1400多个,一些掠夺时留下的斧凿遗痕至今犹在,历历在目,成为历史的见证。近年来,由于云冈附近煤炭的大量开采,石窟外公路上运煤车辆逐年增加,空气中煤尘、粉尘对佛雕产生了严重污染,加剧了云冈石窟的风化程度。现在国家已经拨出专款用于公路改建,这种状况将会得到改善。
走出云冈石窟,我又看了看手中的门票上面印着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云冈石窟的句子:“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境,缀目新眺。”如今那烟笼云遮的山堂水殿已了无踪迹,但这些真容巨壮的石雕却永远放射着不朽的生命之光。
写于一九九八年八月。
本文已被编辑[白水黑糖]于2004-11-18 9:31:15修改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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