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做起文学的?”这是一句让向来以脸皮厚而盛名的我都觉得脸红的话。通常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想必他在文学上已有了相当深厚的造诣,而事实于我却恰恰相反,通俗地说,在文学上,我狗屁都不是!
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正持之以恒地走自己矢志不移的文学道路。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路是有一定渊源的。大概在很多年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本《唐诗三百首》,从那时起,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就有了极大的兴趣。我无知地把诗歌分为好坏两种,区分的标准正是诗歌是否压韵,因此“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名传千古而又意义深远的诗,被我划分到最烂的那一类。于是,我开始写诗了,那时还不到十岁。我发现李白游庐山,才写出“疑是银河落九天”,杜甫登泰山,才作成“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想诗不是呆在家里就能凭空想象出来的,需要深入自然,产生心灵的震荡。想通了这一点,我便毫不犹豫地登上家乡附近的一座无名小山。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意料之中的产生什么震荡,大脑一片空白。所以我又想,恐怕光登临山水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生阅历和世情感触,而当时我的生活概括起来,无非是无聊的欢乐和无聊的烦恼,何谈那些阅历和感触呢?然而没几年我却真的发现了类似真正意义上的感触。我的姐姐有半年的时间整天为高考愁眉苦脸,刻苦拼搏,我心疼唯一的姐姐,于是写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首诗送给她:学生姐姐高考前,愁眉苦脸不开颜。人生何止于七月?今年不行有明年。我对自己的作品极为满意,自认为符合了七言绝句的种种要求,然而我的姐姐却挥舞着我的“绝句”,大喊着:“什么叫‘今年不行有明年’?谁说我考不上?”说完愤怒地把我的[ch*]女作撕成碎片。
想起来,我童年时文学的启蒙教育正是这样的幼稚,没有家庭的熏陶,没有老师的教导,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小船,在风口浪尖随波逐流,顺其自然。假如有人对我说“你别搞文学了”,那我就不搞,那时我还掂量不起这句话有几斤的意义,总之是比“你别吃饭了”更容易让我接受。然而我们是一直要上作文课的,所以我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中断过,即便是那个夭折的绝句,也无法给我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
上学的时候,每年都有关于理想的作文课,我的理想也随之每年都发生变化。从解放军到科学家,再到医生,教师,最后——作家!我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看着我这篇与众不同的理想,不置可否。我那时产生对文学的非分之想,并未得到师长的赞同,却也没有他们站出来大力反对,这在鲁迅先生看来,是最寂寥的事情,而我却恰恰经验过这样的寂寥。这种处境,假以一个直观的比喻:那时的我,脑海里隐隐约约有一个朦胧的目标,但却全然不清楚在什么方向,亦不知道路在何方?我未曾经验过这样的困惑,用自己贫乏的思维去勾勒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而要命的是,我正处在无人反对亦无人赞同的寂寞之中。
就这样,我在寂寞中上了中学,我仍喜欢语文课,喜欢朱自清喜欢鲁迅,喜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背影》,喜欢鲁迅的《呐喊——语言》和《故乡》,而且我仍然喜欢写作文,只是早就不写诗了。只不过不知不觉中,文学在我心目中的比重变轻了,为了前途,我必须学习数理化和英语,小学六年级那一文学的最高理想被渐渐淡忘;再后来,为了前途,我必须加大对数理化和英语的学习,所以那一崇高的理想就彻底地忘却了。我紧张﹑繁忙的六年中学生活,埋葬了童年时天真无邪的梦想。
这一童贞的梦想得以复苏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那是一所北国的军校。我一直无法准确而恰当地描绘军校的生活,它就像一张白纸,昭示着我苍白匮乏的青春。我的灵魂脱离我麻木的躯体东游西荡,我愧对我的灵魂,它无可避免地随着躯体的日益发育成熟而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冷暖,它目睹并经历了许多无法在阳光的照耀下而存活的物事。于是我的灵魂开始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出路了,它需要寄托﹑安慰和发泄,才不至于在黑暗中死去,或与肮脏同流合污。
这样我终于又回到儿时的梦里,并打算把这个梦继续下去。
上大一的时候,我就夸张地迷上了金庸的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毫无选择性的全盘阅读,读完之后仍不过瘾,并有些难以克制的冲动,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原来我儿时的梦想在经历了多年的冻结之后又变得活力四射,它告诉我,“你应该写小说了”,于是我开始写小说——武侠小说。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小说理应结合某一历史背景,并牵扯一些历史人物与其中,才算上乘,就像查老先生那样。但金庸有些过分,垄断了所有有可写价值的历史。我心仪于宋朝,但金老已有了《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我退而求其次,降为元朝,但金老却把《倚天屠龙记》摆在我的面前,我再退而求其次,到明代,却有《碧血剑》,到清代,却有《鹿鼎记》,我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只好把目光投向清末,还好这一块[ch*]女地未被查先生开垦过,就这样,我锁定了历史背景,开始满无目的的创作,在《军人道德修养》,《模拟电路》,《工程力学》,在几乎所有课堂上笔耕不辍,辛勤耕耘。
我的小说写了半年,将近二十万字,终因差强人意的素材和每况愈下的笔力而告终。那是我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作品,同样也是一部夭折的作品。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下,小说起笔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经历太平军起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起义,直到辛亥革命,而且其中穿插了道光皇帝,林则徐,关天培,谭嗣同,秋瑾,孙中山,以及王五,杜心五,黄飞鸿等历史真人和传说人物,起初我甚至想把毛泽东也写进去,终因种种顾虑而作罢,想起来,我可笑的顾虑缘于我想把小说发表这一可笑的念头,事实上,我才写到长毛军起义就夭折了,此时距毛主[xi]出生还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这一夭折的武侠小说对我的打击,决没有两门专业课补考对我的打击那般惨烈,我不得不从虚幻的梦中暂时挣扎出来,正视这惨烈的现实。我又老实了整整一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学业和毫无意义的军校生活之中,黄天不负,我苟且的生活态度,保全了﹑并得以延续至今的我的军旅生涯。
到了大三,世界变得轻松了,我多了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把这些时间全部消耗在我一生都执着的梦里。我开始讴歌友情,称赞老师,颂扬人间,并像繁殖的母老鼠一般接二连三地生出许多“小崽子”,然后再把这些“小崽子”装进信封,发往我所听闻过的军营和地方的各种报刊和杂志,接着望穿秋水地等待,最后失魂落魄的郁闷。
“你别搞文学了!”我等了二十一年,终于等到了这句话,一个熟知我的朋友对我真诚的劝慰。我开始相信命中注定和人生定位这样消极的异端邪说,并不时地拿这种异端邪说来安慰自己受伤的灵魂和残破的美梦。我开始堕落了,学会了抽烟﹑喝酒,和无所事事,并为此感到羞耻,反而认为是命中注定的理所当然。
当然,我最终也恬不知耻地毕业,毫无建树地告别青春,告别学生时代,开始真正地浮游于社会了。
我所处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社会,没有都市的喧哗和风尘的蛊惑,没有霓虹下的车水马龙和高楼里的肮脏龌龊——我军校毕业分到了作战部队——在这个一直不打仗的部队里,我明了了什么才是彻底的寂寞。我的灵魂从青春岁月的东游西荡又回归到万籁俱静的虚无。这虚无包括天际的白云,白云下的青山,青山中的野树,野树间的黄牛,以及直勾勾地看着这一切的类似于我的无聊男人们。这虚无不再是无人赞同亦无人反对的寂寥,而是找不着出路,看不清方向,没有了坐标,丢失了理想的痛苦和彷徨。
这样下去只有一条路——荒废年华,玩世不恭,得过且过,沧桑辗转,就此死去!
那时的我,直观地说就像一个溺水的少年,任何可以抓住的鼓励都能给我起死回生的信心和勇气——我的救命稻草正是在这样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时刻,悄然而至的。
指导员无意间在《军营文化天地》上看到了一篇署名是我的文章,便好奇地询问。那正是我大三时写的一篇散文,它迈着迟缓的步子,走了一年的时间才走进我的生活,姗姗来迟。
“你就搞文学吧!”我苦等了二十二年,终于等到了这句赞同的话,望着指导员殷切的笑脸,我信心倍增。
从此,我那一片虚无像发酵的馒头,陡然间丰满壮大起来,那压抑在躯体里的灵魂变成了一只发情的豹子,在泱泱的文字里寻找温馨的寄托。同时我也成熟了,不再只是少年时的热情和冲动,工作之余,于勤奋的创作之隙兼顾勤奋的学习,冒犯了鲁迅﹑巴金﹑老舍,染指了狄更斯﹑莫伯桑和果戈里,并把那只冬眠的母老鼠强行拖到亢奋的繁殖期,半年的时间,生产出大量的诗歌﹑杂感﹑随笔﹑散文﹑小说┅┅在无数的深夜,挑灯夜战,孜孜不倦。
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在文学上我狗屁都不是,我不辞劳苦生下的“小崽子”们至今一直躺在抽屉里,无人问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文笔的拙劣,但思想因素亦不容忽略。我在洗褪了少年的热情和冲动的同时,也失去了少年的纯真和质朴,变得愤世嫉俗,极端褊狭。我生活的环境里充满了黑暗和不公,它们在我的心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又一股沸腾激昂的愤怒,必须找一种随便的途径喷射出来,于是他们从我的笔端流出,再经过我一场徒劳无功的期盼,最终流进我的抽屉,隐姓埋名,销声匿迹,永世不得超生!
“其实,文学并不是人人都能搞的”,开始不断出现这样的劝告。我一面笑着接受这些好意,一面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生育更多的“小崽子”出来,以扩充我抽屉里队伍的力量。
我无药可救,欲罢不能了。我不会再在乎任何赞同或反对的意见,我宁愿固守着自己的寂寞,在寂寞中寻求灵魂的解脱和欢乐。这一过程虽徒劳无功但我却乐此不彼,因为文学——已成了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里——我唯一的寄托。
要之,综上所述便是我文学创作一波三折的道路,和我下定决心走这条路的种种缘由。有人问,难道你想当作家吗?我笑着回答他,作家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的目标,那是我少年无知时的崇高梦想,而历尽世俗的我,现在却有冷静的自知之明,我只想在文学的道路上做出一些足以快慰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成绩,这才是我最为热衷的希望,我未来全部的希望!然而,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本文已被编辑[烟雨若黎]于2004-11-17 21:24:54修改过
-全文完-
▷ 进入渭水蓝桥的文集继续阅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