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记忆片段

七十年代，对今日中国与未来中国，别具意义。我有幸生活在那个年代，赶上它的末班车，唏嘘感慨，然则弥足珍贵。在这里记录几个片段，以示怀念。

一

我的七十年代是从一个煤油灯的傍晚开始的。

那一年应该是1968年、或者1969年，但肯定不是1970年。

那一天是秋天还是春天的季节，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父母卖完劳力，擦黑回了家。所谓卖劳力，在我们老家就是靠苦力挣钱养家糊口。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美其名曰是搞陆运的。

回家后各有所忙。

母亲在两家相通的厨房煮饭。

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着那个年代、天上地下到处都有的油印传单。

我择完菜、洗完菜，偷偷的溜了出去，在外面与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野”。

那时我十岁左右，正是贪玩的时候。

不一会，在同一厨房煮饭的邻居同学慌慌张张跑来告诉我：你父亲与你哥哥打起来了。

等我跑回家，在门口看到了举着拳头，高呼：“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xi]！”，一路大步流星、义无反顾出走的哥哥。

邻居说，他们是为传单上的观点开始争吵、继而拳脚相向的。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父亲动手打了儿子，儿子挥拳予以还击。父亲的两颗门牙打松了，从此，落下牙痛的隐疾，一直到去世。

邻居的大儿子与妻子之间，也因为派性与路线之争，闹到要妻离子散的地步。

亲朋好友唉声叹气，不敢发表任何观点。因为怕被带上“反革命”帽子！

父子反目后，哥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这件事情过后，我开始考虑大是大非问题，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

二

那个时代英雄主义泛滥，个个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我小小年纪也想成为英雄。

邻居的幺儿子是保皇派，大概大我五、六岁。但那时，我其实还无法分辨是非，只觉得他慷慨激昂、雄辩有力，口舌之间有一种英雄气概。他总是偷偷带我出去，交给我所谓的革命任务，如推油印机、到街上人多的地方散发传单等等。当他交代革命任务给我时，总是很神圣与严肃，叫我打死也不能叛变革命，要学刘胡兰、江姐什么的，决不能做蒲志高（小说《红岩》里的叛徒人物）。我总是坚定的点头。

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充满了好奇。除了向大人们争取所谓的“革命”机会以外，我经常冒着回家被父亲拳打脚踢的风险，到我们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听各种辩论、看打着xx的漫画与大字报。

那个时代，父亲对我拳打脚踢没有先兆，他要发泄的唯一对象只有儿子。拳脚来时，暴风骤雨。

在我们镇上汉江一码头下面的大街周围，是各种辩论、大字报最多的地方。这里灯火昏暗，人声鼎沸。毛笔字千钧顿挫、大字报铺天盖地。《国际歌》充满煽动性。每一个人都在准备为革命赴汤蹈火。场面饶是蔚为壮观。

有一天晚上，我推完印油传单，还肩负着去散发传单的重任。但在散发传单的过程中，却被对立派的人发现了。我拼命逃跑，一直跑到郊区一个散落在田间的坟堆里。我的心砰砰直跳，好像心脏就要越过喉咙，但不敢发出半点声音。我害怕极了，疑似周围到处都是鬼魅魍魉。我猫在那里，确定不会有人跟踪了，才一步一惊回了家。

第二天起来，母亲看到我满脸油墨，马上示意我不要让父亲知道。母亲很快打来水，为我清洗。母亲边洗边问，我不敢透露半点消息。

事后，邻居的幺儿子表扬我是出色的红小鬼。

我也觉得我真的很英雄。

三

我一天天长大，渐渐地，要肩负一家五口人的煮饭家务，再出去参与“闹革命”就有点力不从心了。那个时候烧的是砖炉，劈引火柴、做煤球，这些都还是漫长的前期准备工作。我做着这些家务，心里是满满的愧疚，感到很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xi]。但父亲说过了：“回家没有饭吃，小心打断你的腿！”。

所以，我一直在“革命”与“腿”之间选择着。

某一天供电局武斗，我冒着被父亲打断腿的风险，寻着“哒、哒、哒”的机关枪声，来到了武斗现场。看着冒着生命危险，在机关枪手旁、捡带烟弹壳的同龄小孩时，我却不敢再前进一步。心里想的是：家里那些不好的煤质，是否可以快点把当天的饭煮熟。

响完一阵此起彼伏的枪声后，围攻的一派向屋子里的人发话了：再自绝于毛主[xi]的革命路线，就要施放毒气了。

不一会，里面的人举白旗出来，被枪托打着，压上了解放牌大卡车。

那一天，据说有一个造反派的胳膊被打断，截了肢。一个在茅坑拉屎的女人听到一阵急似一阵的枪声，大小便失禁，倒在了茅坑里。

我为自己的胆怯找到了安慰和替死鬼；我鄙视这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四

上初中时，我们班转来一个华侨生。他的声音与打扮都与我们镇上的人不同。很快我们成为朋友。他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刚回来时，在华侨农场，又后来，回了父母老籍天门。

他给我们讲很多外面的故事。那个世界很新奇。而且他家还残留一些从外面带回来的东西。那些东西稀奇古怪、前所未有。我说残留，是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家回国时，带了一船的东西，都不准上岸。只留下身边的那一点点而已。

是真是假，我相信是真的。因为通过他的描述，那些没有带上岸的东西，多资产阶级啊。

但我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羡慕。

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每天，我做完家务已经是晚上九点以后了，我也还会跑到他位于大街的华侨照相馆去。

他敢找女同学，我不敢。有时，我们去找他，常常有女同学在他家。那女同学就会迅速从后门溜走后，他再来开前门迎接我们进去。这时，我们往往在门缝里看是哪个女同学。

我们议论学政，设计对老师与敌对同学的恶作剧，传递各自听来的小道消息，对大串连之举跃跃欲试。

那时，我们还交流写情书，其实都是那时禁书里面的句子。

我自卑，没有胆量尝试写情书给自己心仪的对象。

到后来，学校团委说，通过跟踪、策反，有证据显示我们一伙在收听敌台。

华侨同学是有一台质量好过“红灯”与“风雷”牌的两波段收音机。——这就是铁的证据。因为那时有一台两波段的收音机,是非常奢侈而令人羡慕的。收音机在当时，尽管只区区几十人民币，但一般家庭是买不起的。

我们那时的收音机，是自制的、只能收省市县地方台。一块吸铁石、一卷漆包线，再做一个简陋的小喇叭，就可以听省人民广播电台了。短波是绝对收不到的。

但我确实听过“敌台”，确切的说，那是被“敌台”收听了我。事缘我的一个同学，父母是我们的老师。同学有一个老师朋友。是教我们数学的。这个数学老师，还跟我家邻居的大女儿谈过恋爱，因数学老师一脸麻子，而无疾而终。同学带我到他宿舍去，我的同学总是赶紧把门关上。进门就听到收音机里的声音很不一样。声音很“软”，歌曲是“我要为你歌唱…我要为你歌唱…”。后来上了瘾，一有机会就借故去数学老师那里。真的很奇怪，那个时候，数学老师没有与我发生任何交流。这个老师叫吴基德，传说已经作古了。

这个秘密，我到今天才讲出来。三十年前是绝对不敢跟任何人提起的。

因为收听敌台这个特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被学校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继续跟踪。他们希望发现我们新的罪证，好去邀功行赏。我们既小心翼翼、内心也充满了刺激。仿佛我们成为了地下工作者。

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多了不起啊！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最革命的。虽然收听“敌台”，在他们怀疑的范围内子虚乌有，但革命者要有革命的冒险精神。

五

七五年批教育回潮。

我也在学校张贴大字报。还写了一首批邓小平的打油诗，抄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因为朗朗上口，在同学中传颂了好一阵子。

七六年，我临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就意味着下放农村、扎根农村。虽然对前途一片迷惘，但还是向党中央、毛主[xi]表态：一定在大风大浪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七六年春节，过完初四，年味正浓，我就与父母不辞而别，跟一般先我下放的初中时的同学，去了他们下放的村庄。

回来后，我大谈农村的不是，结果被学校隔离审查，不准回家了。

镇文教小组，看到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即刻向上级汇报。本来学校“拒腐蚀、永不沾”的学生运动，已经完成。但因为我的事件，要乘胜追击我这个“漏网之鱼”，学校又轰轰烈烈起来。

镇委书记以前与我叔叔共过事，她与去县城汇报的小组成员，一同去看我割痔疮的叔叔。叔叔知道了我的事情，好像天塌下来了。他不顾刚刚动过手术，骑自行车疾驰20多里地，直奔我家。

隔离充满恐惧。教导主任厉色相向，大帽子劈头盖脑而来；校长笑眯眯，对我劝诱，晓之以理。两天三夜后，我上台向全年级同学作检讨。

那份检讨书，我写了十一张半信签纸。穿着姐姐为我千方百计弄来的绿色旧军装，扣好风纪扣，上了台。

那台，是过去旧式礼堂的一隅。据说是春秋阁什么的，应是道教场地。曾经雕龙画凤，破四旧时，全被砸了。

但还是残留一份庄严与神圣。

站在台上，定了定神，一望下面黑压压一片，鸦雀无声。

我的检讨很诚恳，但也很无奈。

接着，校教导处主任出了十个批判题目，由我的班主任老师抄在黑板上，对我进行批判。

这是一篇作文，是期中考试的一篇作文。

同年级三百多同龄学生对我口诛笔伐。

（六）

我万念俱灭。

革命英雄主义梦幻破碎。

七六年八月，带着颓废的心情，我终于下放到了偏远的农村。说它偏远，是跟我们历届毕业生比，我们是最偏远的。

这一年，出了很多大事。九月我们哭万岁毛主[xi]。因为毛主[xi]不能万岁了。在大队部，我们与农民一起，哭得惊天动地。多少年之后，我一直追问，我为什么会哭得如此伤心。直到现在，我无法找到答案。

但我知道，其中我的哭声里，一定有深不见底的恐惧。

下放农村期间，农民与我们格格不入。我们这些所谓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尽给农民添乱子。

我们下放时的境况，因了李庆霖的一封信，毛主[xi]作了批示，而大为好转。

但我们毫不满足。我们继续看手抄本、继续唱改了歌词的文革前的电影插曲、继续偷鸡摸狗…

有一天，大雪下了一整天，来了一帮其他青年队的同学朋友。我们米缸见底，有几只掉在里面的小老鼠在米缸底游弋。它们在米缸的心情应该与我们殊途同归吧？

山穷水尽、弹尽粮绝。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哼歌侃大山。

我们饿着肚子，伺机到深夜，踏着齐大腿的白雪，直奔觊觎已久的临近大队。

我们在一家农民的前门一旁的鸡笼里偷了七只鸡，手尾相传。胆大的在前面，胆小的在后面。房东听到了声响，油灯已经点亮了，开始怒吼着骂人。

与我同房的队友，既是我的街坊，也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他胆子特别大。他说还有一只特肥大的，势志在必得。从容中，一付处变不惊的样子。

等到房东开了门，我的这个同房兄弟的手还在鸡笼里捞。我们拿着偷来的鸡，仓皇而去。因为大雪茫茫一片，我们跑了一圈，又回到了房东家的后门口，他们正在吆喝人来追赶我们。

回到家，雨靴里全是水，衣服全湿了。但大家兴奋异常，七嘴八舌、分工协作，不一会，一大锅清汤鸡就端上了用装衣服的箱子拼起来的桌子上。开始大家还很客气，没到一分钟，二十多支手，就都捞进了那个盛着鸡与鸡汤的搪瓷脸盆里。

半年过去的某一天，大队干部来了一大帮，在我们知青方房子的周围，神神秘秘，用锹、锄头在那里掘地三尺。

后来我们才知道，大队的洋鸡，即引进的良种鸡被偷走了，重点怀疑是我们干的。因为农村青年没有这么胆大包天。

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干的。

而且即使是我们偷了，这些赃物罪证，他们也是寻获不到的。我们有几个青年，床铺下面是深可容几人的地窖。那是我们仿照电影《地道战》的做法，平时无聊时挖掘的。我们的部分罪证就深埋在那里。

后来我们才清楚：我有一个其他青年队的朋友，没有肥皂洗衣服了（那时的肥皂是要凭票购买的），带信来求助于我，我告诉他有，他便急急忙忙来了。拿了肥皂，他在我们大队部（我们青年点就在大队部旁）转了一转，不动声色的走了。

不几天，我的这位朋友，带着他们青年队的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长途奔袭了我们大队部的养鸡场。

我的这位同学朋友，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可能是怕牵连到我吧。

（七）

七七年，社会酝酿着巨变，说什么的都有。

但高考却恢复了。

因为我们青年队的一个考生，在晚餐前，提前把每个饭桌上仅有的几块牛肉偷吃了，与武汉及其它城镇的知识青年发生了斗殴，我们只能落荒而逃。我两门功课没有考，大学肯定无望了。

我的心情特别糟。

年底来了招兵的。我很想去做一名解放军，但怕搞三代政审，当兵不成，反被歧视，我咬一咬牙，用双腿云游周边去了。

其时，姐姐已经在我所在公社的卫生院做妇产科医生。她在公社人武部为我活动。而我却蒙在鼓里。在得到接兵首长与人武部的首肯后，姐姐派人通知我。而我却去向杳然。

知青干事是一个好人，他寻着我的行踪，一路追赶。在我落脚的第八个知青队找到了我。

我们“知青队”身体合格率最高。七人去，两人超年或皮肤病，五人全部合格。

我充满悬念的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拿着入伍通知书，我去巡游所有有朋友的知青点（青年队），与他们告别。

在最后一站出了意外。我们三十多众人准备结伴回到镇上，在马路上准备截载拖拉机时，同一群马车队的人打了起来。

当时打得血雨腥风。我的拳头因用力过度，关节几乎脱臼。

已有多人血流披面，对方多人被打得不能站起。

我们知道事情闹大了。纷纷扒上拖拉机，向自家小镇方向逃窜。

临近小镇，怕公安追来，我们下车商议，决定兵分几路，走小路回到自己的家里。分手时，所有参与其事的，发誓保护我们几个准解放军战士。场面非常庄严。

没过几天，我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荆门市坐上罐罐车，几十人一节车厢，或睡或坐在密不见光的地板上。昏睡中，怀着做将军的梦想，一路向西北驶去。

新兵连期间，我一直关心老家斗殴事件的进展。因为，我们走时，有三人在重病监护室。我到青海西宁一个月后，有一个还没有脱离危险。我担心暴露，自己会被遣送回家。

信来信往、操持枪弹、苦练杀敌，新兵连结束了，我的七十年代也就结束了。

三十年过去了，我走遍千山万水，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心始终停留在七十年代。

是的，七十年代如影相随，影响着中国的未来，更影响着我的人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