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从北京回来，下了火车，一出车站，看见一帮年轻的的哥如饿狼般见客人就拉。我随便坐上一辆出租车，本说好了立刻走，可那司机磨蹭着就是不走。一直等到下一列火车到来，又凑了三个人，才准备离开。这一等就等了我三十分钟，不过想想，大半夜的司机也挺不容易的，全家大小就指望他的出租车糊口了，也就释然了。虽然我迟回三十分钟家，倒也无所谓，早回和迟回一样，咱也不是日理万机的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正当我们起车要走时，一场意外发生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为了摆脱的哥的纠缠，追赶她的儿子，手里提的一个纸盒蹭到了一辆出租车上。那辆车的司机可就不干了，扯住妇女不让走。儿子回头看见母亲被人扯住不让走，便掉转身和司机理论。双方话不投机，三两下就干起架来。一群的哥客也不拉了，参加了战团。那母亲见势不妙，死死地抱住她儿子的胳膊，叱责哀求她的儿子。儿子左胳膊被母亲抱住，只能挥动着右胳膊招架，只有挨打的份。小伙子在刚开始争执时，就报了警，直到架打完了，警察也没赶到。

在出租车上，司机还说了一件关于的哥和乘客打架的事。说半月前有个东北小伙子因搭出租车和司机发生了口角，结果被一帮司机痛揍了一顿。报警以后，警察赶到询问缘由，结果没一人为东北小伙说话，所有人就连街边卖水果的也说是东北小伙子的错。最后警察也没办法，案件不了了之，东北小伙白挨了一顿揍。

这两件事就发生在张家口火车南站。第二天吃饭时，我就和家人谈了这件事，问妻，“如果我们出去，我和人们打架，你怎么办？”她说：“报警”。可事实上，警察不可能为打架斗殴的事及时出警，往往等事件平息了，才出来处理。因为警察和那些混混很熟，些许小事撕不下那张情面的脸，报警就等于马后炮。孩子的姥姥也说了一句：“怪那个年轻人，出门在外的和别人争什么？打什么架？”我想想也是。中国有些话说得好，“忍一时风平浪静”，“别人打我左脸，我再伸给他右脸”，“大丈夫能屈能伸”，许许多让我们夹着尾巴做人的格言、俗语多的记不清了。

我们且不去谴责恃强凌弱的的哥们，也无需指责那些戴着大沿帽冒充人民公仆的警察们，我们姑且剖析一下自己，晒一晒自己的心灵思想。

首先是我们的懦弱。我们从小就被要求不能和别人争斗，不能惹事，要忍让。即使我们和别人争执了，父母首先要惩罚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孩子被惩罚完了，再问事情的原委。如此行事，慢慢的就把我们培养成为一个懦弱的、任人宰割的生物体。上面的那位母亲就是这样，她不去维护孤立无援的儿子，而是抱住儿子让别人打，嘴里还不停的叱责哀求她的儿子。她认为儿子停下手来，别人也就停下了，真是大错特错。社会上的那些地痞、流氓、黑恶势力，就是被我们自己的懦弱宠出来的，我们的教育就遗忘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一课。　

由于我们的懦弱，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我们选择了忍气吞声；由于我们的懦弱，我们国家权益被凌辱时，如大使馆被炸，我们只会谴责抗议；由于我们的懦弱，当日本人颠覆历史，嚣张的不可一世时，我们的国家不如小小的韩国，连一句强硬的话都没有。还以什么“泱泱大国”自居！

其次是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冷漠。面对不平没有谁敢于站出来，只是冷漠地做着旁观者。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影片事件，一群中国人冷漠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砍头示众，甚至与喝彩叫好。“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格言就教育我们去做冷漠的旁观者。于是，由于我们的冷漠，就助长了地痞流氓黑恶势力的气焰，为所欲为；由于我们的冷漠，就容忍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官场风气；由于我们的冷漠，就会对权大于法，任法律在权力面前如婴儿般苍白无力的国家体制生存发展；由于我们的冷漠，容忍了许多弱小国家深陷于霸权国家带给人们水深火热的灾难。为了给我们的冷漠贴上一块遮羞布，我们的祖先又造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格言，最多在言论上谴责一下，或强烈谴责一下。

或许有人要说，我们要发展，等我们足够强大时，我们也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了，不再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只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疯话。大象再强大，它也不是陆地之王，鲸再强大，它也不是海洋之王。毛泽东领导了一个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并没有把霸权主义美国放在眼里，这才是王者风度。

春秋时期出了一个宋襄公，妄图以“仁义”称霸诸侯，结果身死国灭，贻笑后人。而今我们是不是正在做一个“宋襄公”，让后人耻笑？

经济高速发展了，而我们的教育等体制却远远的落伍了。当身体跑在前面时，我们是不是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了，莫让灵魂遗落在黄金屋里哭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