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前，和一位当中学教师的朋友闲聊，说一件起发生在他家的趣事，听得人想笑又笑不出来。朋友自己也直摇脑壳：“唉！现在的年青人呀……”

朋友的家庭生活有一个特点，打理家务之余，各自关在房间里忙自己的，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相聚，吃饭时大家也不喜欢围坐餐桌，都端了饭碗坐到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他和孩子间常会出现一种民主平等的交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因而，这样的机会就成为他了解孩子思想动态的重要窗口。

这天，电视里正在播放类似“动物世界”的纪录片，讲一个美国人在神农架考察野生蛇类资源的故事。朋友的女儿已经上高三了，有了独立的思考和自己的见解，当下撇着嘴说：“切！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连几条蛇也要让外国人来考察。人家是多么重视发明创造，只要你在某个领域有所发现，就会得到丰厚的奖励；我们国家恰巧就缺乏这样的机制，不重视科技人才，不重视发明创造，所以才处处落后。”

平心而论，朋友女儿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看不出来。朋友说：“现在的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都喜欢跑到中国来搞考察，搞测量，表面上是搞科学研究，暗地里却是勘探经济、军事情报，为将来可能的侵略作准备。”

他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网络上多次有了这类报道，那些不请自来的“考察者”甚至还遭到当地居民的驱逐。也有正直人士对这类事情表示过忧虑。大概是一个中学教师的身份过于低微，还没有资格爱国吧？他曾经在网络上发表一篇针贬时政的文章，万幸没有被“和谐”掉，却遭到了几个九零后的猛烈抨击，指责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今天，女儿也不买他的帐了。她不无挪揄地说：“你又来了！总是那么敏感。现在是和平年代好不好？你没有看到新闻联播上讲，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吗？别动不动就就是‘战争’、‘侵略’、‘腐败’，好像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似的。思想激进，一个老愤青！”

“呃——”朋友的喉咙仿佛被强制塞进了一只生红薯，咽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做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连自己的女儿也教育不了，被迫让位于无处不在的发达媒体和娱乐消费文化的熏染。现在的校园里很少强调思想道德教育了，教师的任务就是填鸭式教学，一切以升学率为中心。做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却不能为孩子的心灵成长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现在的青年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在父母营造的温暖巢穴里幸福地成长着，感受到的只有眼前的繁荣景象，看不到人类绵长历史温和表象下隐蔽的残酷。

是的，人家重视科学，重视发明创造，重视科技人才，才有了近代的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才有了征服全球的实力和狂妄梦想。我们的民族从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尊重科学的民族，尽管也曾出现过张衡、孙思邈、祖冲之等顶尖人才，但统治阶级不重视科学技术，不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不重视营造科学技术社会化应用的氛围，结果新的发明创造并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有效动力。

现代中国提倡素质教育多年，但商业化的教育改革使我们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正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暮年忧虑的那样，现在的教育恰巧是一种扼杀创造的机制，赶鸭子上架的高考制度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若干标准的答案，并按照这个套路去考试才能夺得高分。学校并不鼓励学生积极探索新知的行为，不鼓励学生萌生“为什么”的思考。可以说，越是高考得高分的学生思想越容易僵化。他们“成才”前习惯了按部就班地服从，“成才”后凭借掌控的社会资源争权夺利，滋长腐败，再难对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缺乏创新人才和创新机制的结果是，“现代化”高歌猛进了三十年，山寨泛滥的“世界工厂”遍布大江南北。这样的发展模式以寅吃卯粮的方式牺牲资源和环境，以数亿农民工和六千万下岗职工遭受资本剥削为代价的“劳动力优势”占据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低端，积累盛极一时的繁荣；而西方资本寡头占据产业链的上游，操纵资本、市场和科技坐享渔利。

东、西方两种文明为何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异呢？这得从两种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寻找答案。

二

旧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非洲大草原的人类共同祖先，因为工具的改良、火的使用，开始将活动范围由非洲向北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其中一支经欧亚大陆中部草原迁移到黄河流域，繁衍生息，成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数支人群在靠近非洲的欧洲和中东地区居住下来，渐渐演变成白种人的祖宗；迁居印度的人群也发展了古老的文明；其它两支迁往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人群，因为长期与世隔绝，进化缓慢，先后成为被陶汰的民族。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那就是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由于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他们向东向西都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族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寻找机会发动野蛮进攻，攫取华夏、中东和罗马的财富。

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在中东和欧洲地区，各民族长期频繁地征战，它们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威胁，科学技术因而得到快速发展。早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欧洲就出现了发达的航海贸易和殖民扩张。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游牧民族不断地向欧洲诸文明发起野蛮的进攻。全面不断的大动乱使人不得安宁，心怀焦虑，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产生深沉的思考，由此产生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

以上因素综合起来，促使欧洲诸文明间不断地溶合、更新，欧洲人种的基因里揉合了狂野、冒险、鼓励竞争和擅长理性的精神。那时候欧洲商人见面时会相互问候：“你是海盗吗？”就像我们见面时问“你吃饭了吗？”一样平常。经商和劫掠被看成荣耀的行为，战争则被看做光荣的事业。同时，在性理思维上成长起来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现代科学技术得以在欧洲快速发展，使欧洲文明在近现代率先成为最先进的文明，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长期以来是一种农耕文明，虽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也经常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掠，甚至几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但一直保持了自己文化的连续性，外来入侵文明也很快被同化。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中国人养成了内敛、隐忍的性格，面对外族的侵略，又迫使他们进行抵抗，于是在中国人的基因里又揉合了坚毅勇敢的精神。中国人性格的这种特点在“龙”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注解。

腾飞的巨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狮头、鹰爪、蛇身、凤尾的强强组合，哪一样不包含凌厉的攻势、风雨雷电般的力量、战无不胜的勇气和强者无畏的精神？那昂扬的雄姿昭示着一种力量，一种霸气；遒劲的凤尾标志着高翔九霄的优美和灵巧。整个龙身就是力与美的结合。作为图腾，龙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美满境地的人格象征，是中华民族对完美精神的崇拜和信仰。可惜这种刚柔并济的美好愿望一直处于理想状态，在封建制度的社会环境下很难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力量，从而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使本民族发展得更强大，更幸福。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华夏民族由于自身文化造成的积弱，数次遭遇外来民族的劫掠屠杀，濒临毁灭的边缘。东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宋末元蒙的铁骑征伐，明祚将尽的清兵入关，哪一次不是以血腥屠杀开路的征服？历次劫难使华夏民族在封建小农经济状态徊徘两千余年，科技发展受阻，经济落后，以致经过甲午战争和鸦片战争，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社会，饱受西方烈强的侵掠，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险些亡国灭族的侵略。

殷鉴不远，虎狼犹存，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特别是年青人又开始麻木不仁了呢？

三

地球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像我们人类一样统治和改变这个世界。人类活动的最高信仰和发展动因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和社会发展是一致的，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是一致的。人的内心有一种最原始的本能，那就是“趋好性”。对“美好”、“神圣”的追求做为信仰，在科学不发达的时期，只有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神，才能体现，于是产生了宗教。

中国最古老的宗教是祖先崇拜，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这样的信仰对维持长期的农耕社会结构是很有效的。后来，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永平年间正式传入中国，并得到发扬光大。佛教强调人生是苦的，人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要遵守“善”的道德准则，来世才能得到幸福。这些特点在动荡的社会环境特别吸引人，给人以安慰、保护和指导。佛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信仰之一。它的另一个作用是进一步把人性往内敛、忍耐的方向推进。

不过，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通过完整的礼法体系、森严的等级秩序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强调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同时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使人心向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并相信贤能领导人的“人格”有极大的感召力。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近代社会，儒家学说做为主流意识，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核心还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正是这种和农耕文化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的长期作用，使中国人内敛、隐忍的精神得到强化。中国人在整体上是一个“善”的民族。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指出：中国从宋朝以后，“武士”精神基本上消失，被他们称为“东亚病夫”，这种“病”主要指精神上的懦弱。这种状态与欧洲人掠夺扩张的天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中华文明相对应的是，发源于中东的基督教在几个世纪中传播到整个欧洲以至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相反，基督教认为人类有原罪，人生下来就带着“恶”。这和欧洲人富有竟争性和冒险性的精神有关，基督教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产生的。它着重于灵魂的拯救，许诺来世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它还向人们灌输忠诚和服从的思想，任何反对社会制度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恕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地狱”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是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们的永久集中营。这样的“来世受惩罚”的威胁极其有效地维持着社会的秩序，或多或少地抑制了疯狂欲望的膨胀。

四

人类主要文明在过去一直依靠其先哲创立的基本价值而生存。人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生活在有信仰和有禁忌的状态。宗教作为一种伟大的创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信仰是一种高于理性的美德，信仰比理性带给人更多幸福，只有信仰才能解决道德指引和生存意义。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帝”的神话不攻自破。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人们的信仰崩溃，宗教失去基础，各种禁忌消失，欲望空前膨胀。

从此以后，具有强烈扩张冲动的西方文化摆脱了神性的束缚变得更加狂野，西方文化所崇尚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以及冒险精神蕴含了与人和自然的全面对抗。西方价值的这种扩张冲动最初直接表现为争夺财富的战争，西方文化自来就颂扬冒险，讴歌战争，鼓励竞争，赞美死亡。战争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秩序，弱肉强食是国家间的行动准则。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从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传教、殖民、探险、贩卖非洲黑奴、屠杀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人、贩卖鸦片、殖民战争、世界贸易、环球旅行、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体现了西方文明那种按耐不住的扩张冲动。西方价值的攻击本能表现在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现代西方价值演变成一种由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成为当今世界一切事物的价值依据和法理依据，所有的制度、法规，所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按照这种“三位一体”来设计和安排的。

现代价值具有一种天然排斥各种传统和终极价值的倾向，传统价值强调的仁慈、诚实、顺从、虔诚、安分、斯文、同情、怜悯、怀旧、敬畏、感恩、孝顺、谦卑、勤俭、从容、礼让、忍耐等均与现代价值不符；现代价值强调的是发展创新，与现代性相适应的品质是能力、魄力、独立、果断、理智、冷静、进取、奋发、严谨、逻辑性、创造力、判断力、分析力、执行力等，只有这些品质才是与现代价值中竞争和效率一致的。现代性与人性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信仰的失落已造成了人生意义的真空，现代性切断了人类回归的道路，人已经不是自己，人类的本质已变得无法辨认。个人中心的确立，在物质上是一种灾难，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而集体的自我中心比个人的自我中心更加危险，因为它必将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导致冲突和战争。

西方文明的强大武力威胁，已迫使其它文明放弃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耗费主要精力来应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各种冲击。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摧毁了这些文明的价值体系，改变了这些文明的基因，造成了各种思想的混乱和文化的对立。今天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西方价值使技术和资本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统治地位，成为认识一切问题的起点和终点，商业成了社会价值的核心；各种经济活动和科技活动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经济关系成了主要的社会关系。

科技和资本既是经济，也是政治和文化，更是哲学。其后果造成各种意义的丧失，以及对人类已有的一切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的彻底抛弃——因为商业和技术只会给人带来了更多的欲求和动机。现代生存方式是以欲望为动力，以物质为指向，以增长为目的，以发展为“善”，人们正不惜一切的追求发展。社会的主要精力全都用于了各种不必要的生产和不必要的消费，整个社会除了拼命地生产和消费外已别无目的，人生除了挣钱和花钱外也别无意义。现代价值颠覆了时空的概念，改变了人的认知习惯，使因果失效，使阴阳颠倒，使长幼、尊卑、贵贱失序，使神圣被奚落、崇高被嘲笑，使万物失衡——西方价值已将整个人类引入歧途。

对传统国家和文明国家而言，现代化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它与这些国家的价值理念和历史文化完全不符，尤其是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社会主义也仅仅是一种明智的现实选择。因为各种形式社会主义的产生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化的修正和补救，以期克服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它主要是基于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但在追求物质发展和科技创新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无二致，二者殊途同归，全球化正使两者融合于共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今天，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已取得了绝对的合法性，成为一种真正的普世价值，功利原则成了评定企业效益乃至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唯一标准。

现在，科技已成了满足贪欲的工具，市场为满足贪欲提供机会，而法制则使这一切制度化。科技的发展已到了失控的地步，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金钱和科技的力量正在掏空一切，而科技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使人类在背离自然和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代化成了一场以市场和科技为手段的弱肉强食。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蔓延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人类正因此而陷入深刻的恶性循环。各种现代危机无论发生在哪里，或以什么方式发生都归结为价值的危机——现代价值的危机——西方价值的危机。

现代化实质上意味着使人们占有更多的物质和更大的空间，而人类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与现代价值的无限发展观和进步观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现代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人类的出路在于如何寻找一种新的信仰和新的禁忌，使现代价值受到有效约束，解决方案只能是价值的，因为价值决定思想，价值决定理论，价值决定行动。

五

在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农业基础相同，谁也没有占绝对优势的能力和组织来战胜各地所形成的地区自尊心和自我意识。到了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赋予西方不仅控制欧亚大陆，而且控制全球的能力和动力。以欧系民族后裔和欧洲文明为主体构建的美国，集中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唯独抛弃正义和道德。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坐收渔翁之利发展壮大起来，又经过二十年冷战，成功地拖跨前苏联，终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用垄断和殖民的手段对别的民族实行征服和掠夺，怎么可能和中国平起平坐呢？更不能容忍中国的强大威胁它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人经常亢奋地提出“崛起”，这个“崛起”有具体的目标吗？怎样崛起？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崛起？发展经济是中国人的整体幸福追求。在这个依然按丛林规则办事的世界，一个国家民族的富裕必须要有相应强大的军事实力保卫才能安心享用，否则就会成为群兽撕毁分食的对象。这种保卫力量，既是指军队和装备，更是指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一个民族期望在整个人类面前达到的地位，表现为一种内在动力，一种富而强的渴望。一个惯于忍让、内敛、缺乏挑战精神的民族是不可能发展出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的，因为它没有称霸的野心，就必然缺乏强大军事的动力。正如你不想打猎，就没有购置猎枪和许多火药的必要一样。

中华民族并不是懦弱的民族，内敛的表象下，“龙”的精神一直在心中激荡，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的支撑，才有了亘古延绵的中华文明。只要把这种精神昂扬起来，中国人同样能震惊世界。比如，汉武帝就曾以强悍的气势把屡屡进犯的游牧民族追逐到了欧洲的腹地，将中国的疆界扩展到了中亚地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和七十年代末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也是再一次把龙的精神发扬光大的典范。

是的，我们爱好和平，不愿意侵略别人，但我们要有这样生龙活虎的强悍精神！一个民族缺乏挑战性，就会成为别的民族挑战的对象。比如街头的混混，他的个子并不见得比一般老百姓高大结实，让人畏惧的是他敢于玩命的嚣张气焰。一头软弱的绵羊只能成为豺狼的食物；体形庞大的野牛最终还是斗不过狮子，因为它从来不敢主动进攻，只能被动地防御和逃跑。性格决定命运，它总有牛失前蹄的时候；一个富裕而缺乏强悍精神的民族只能坐等别人的攻击和侵掠。

中华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在社会上升时期是有用的，可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的稳定。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失去了指导前进方向的作用。当然，我们的理想是美好的，那就是更富裕，更幸福，可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能让你这样温和地发展下去吗？可以说，中国越发展，越富裕，离战争就越近。清朝时期的“乾隆盛世”和随后中华民族遭遇的百年屈辱就是我们既去不远的警钟。丛林规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人为善的和谐，永远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其实，人类除了竟争，还有一个最基本最原始的愿望，那就是追求美好。这样的愿望是共同的，是从人类远祖那里继承下来的，是埋藏在人的基因密码中的本性。它是导致基因突变的重要因素，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因之一，也是道德之所以为道德的基础。“趋好性”是人类展望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

但是严酷的现实是，现代人类面临着核战争、环境破坏和污染、资源耗尽、气候变暖、森林消失、沙漠化、人口暴炸、吸毒、爱滋病、恐怖主义等等的威胁。在人类社会内部也有许多丑恶的事破坏着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内部的损害还更严重，比如残暴、腐败、不公、压迫、贫困等等。我们希望追求“好”，但这世界上存在太多的“不好”。这远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太多的“不好”毒害着这个世界，损害了人们的生活，酿出人间种种悲剧。“不好”阻挡了通往“好”的道路，遮蔽了“好”的阳光，让生活在黑暗中走进邪恶的死胡同。

这个死胡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西方现代价值。现代价值是西方狼性文明的产物。所谓“适者生存”，只能把人类引向暴力劫掠的歧途。以资本、市场和科技相结合而无限贪婪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华文明强调温良恭善让为美德的天性水火不容，根本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中国为了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无数英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后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创造的原初智慧，从华夏文明所蕴含的宇宙法则和生命智慧中去寻找答案，重拾“龙”的精神，既要敢于、善于追求幸福，又要有保卫既得幸福的力量和精神，摈弃说一套做一套的陋习，用务实的态度同步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力与美的完满结合。只有达到这样理想的高度，才能谈论大国崛起，实现华夏民族宏伟的夙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