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院建造在什么年代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解放前一资本家建造的私家住宅。解放了那资本家老爷带着小老婆一家逃到国外了，撇下了原配老婆以及和他生的唯一的女儿留在了国内、那栋座北朝南的两层小楼的房院里　。　

高高的院墙围着小楼、又分出了前后院、后院很小有厕所、水龙、楼下的三家居民日常涮洗、如厕、大都在后院。一棵高出楼房的银杏树生长在后院的地中间在我的记忆里它早已枯死了，不记得曾经有过绿色、只记得那斑驳的树皮和随时都能掉下的干枯树枝。再后来被锯倒抬走了。

前院、因有石条走道则被分割成东西一大一小两快院地，曾经用铁皮包裹着木板的两扇大门破败不堪的跟院墙一样高、在一扇大门下还有一扇小门。一进院大门就是石条道左转直行五六步再右转直行四五步上四步石头台阶就进入小楼、有不足十米的长廊从楼内联起了前后两个院子。那只有四五步长的石条道的两侧分别安放着长约1.2米的石凳，越过西侧的石凳便是那一小块园地，通着有院墙和楼房形成的夹道和后院，那时我们叫它“后夹道”。

院门里石条道的拐角处裸露了一块细长的三角地、种植了一颗丁香树，那三根粗细不等的树干不规则的绞缠在一起生长，整条树身向院内倾斜，伸展开的树冠覆盖了石条道和那一大块园地的上空，春夏时节绿叶成荫，时而散发着地淡淡的清香弥漫了整个小院，树冠下盛开着一簇簇姹紫嫣红的小野花分外妖娆。

在我的记忆里邻居刘大妈家的几个女儿在盛花期，都爱用小花装扮我，今天四姐给我戴这几种花，明日五姐给我戴那几种花，妆扮后总爱带我去他们的同学或朋友家里玩。

那一小块院地在刘大妈的窗外，她种了两颗地瓜花不加修剪扑扑啦啦地展满了那一小块院地，墙根处生长着藤萝树，那粗粗的藤条像麻花一样扭在一起，攀在墙上。

高高的墙头上生长着茂密的藤条和绿叶，夏天里盛开着一串串淡紫色的小花，调皮的我沿着藤萝树像爬梯子一样上墙头去摘那一串串的小花，秋天里那一串串的小花结出了果实——长长的巴豆，孩子们拿它玩过家家，大人们见了都要叮嘱几句；别吃噢，有毒！

“文革”来了，那一大一小院里的花被当作“封资修”大毒草铲除了，楼上那资本家的原配及女儿、外孙、女婿、也一并被“铲”出去了。原本三根树干的丁香树只剩下了那一根略粗的了“顽强”地擎起那残留的宽宽的树冠。没了花草的小院显得空旷，孩子们有了玩的地方了。

在那蜗居的时代，一家一群孩子又没有电视和智能玩具都被大人们呵斥到街上玩。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个小院玩。在小院里我们跳方块、打木键量大步、由后夹道窜来窜去捉迷藏、踢毽子、斗拐。

记忆最深的是那两条长石凳。在“文革”受乒乓外交的影响我们把石凳中间横立上两块砖头当球网，用木板自制的球拍在那窄窄的石凳面上打乒乓球。大人们玩旧了的扑克牌扔给了孩子们，我们在石凳上打扑克人手不够还邀邻院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如小我四岁的英迎、同龄的小五、、、、

姐姐和弟弟也各自邀他们的玩伴，陈大爷家的老四、我们都喊他四哥、大我八九岁。因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弱智、本已是青年小伙子了却只能和我们这班小学生玩、由于他个头长得比我们高、年龄比我们大自然地就成了“首领”，打扑克让谁上、每人分得几张牌都有“首领”说了算。再后来我们叫他“扑克爸爸”玩的过程他尽使“长者风范”用扑克甩这个孩子打那个孩子的，特别是玩输了的孩子“扑克爸爸”就在败者的头上“弹吧”。用力重了败者哭了，引得小院一阵乱，大人便出来哄笑。

我家的阳台外就是那一大院地，父亲站在那阴着脸呵斥几声我们姐弟跑回家，各家的孩子都被自家的大人领走了，小院暂时的安静下来了，破败的大门又被吱吱吆吆的关上了。孩子们不记仇、不多时就又聚集在一起了周而复始的玩着。一日陈家的老七想出了对付本家四哥的办法。老七和我们是同龄大家就叫他的小名——小平。有一天打扑克大家联手赢了“扑克爸爸”、失败者静静的坐在石条凳上等待接受“惩罚”，我们屏息观看、只见小平把右手伸进左衣袖里不一会拿出握着右拳的手放到嘴边张开口向着右拳吹了两口气狠狠地在失败者的头上“弹”了两个“吧”，随之传出俩声“阿吆”。我们都看见小平右手中指上戴的金属“顶针”。自那次“胜利”后，扑克爸爸宣布废除原规定，改为只奖不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家的孩子们都渐渐的长大了、原有的房屋住不开了，楼下三家因“院势”各建起了房子。父亲借着我家的阳台在那一大院地造了两间近十平米的房子，外间垒一炉灶通着里间盘的一热炕。陈大爷家则占据了整个后院，给四哥盖新房取媳妇，又建了“客房”以备住在外地的儿孙们回家来。刘大妈则是在那一小块院地的墙边垒煤池子占地方，四姐从边疆返回后没房住、四姐夫带着两个儿子拆掉煤池子盖了一间小屋、那一小块院地被四姐一家占去了从此后夹道不通了。我家的房子占据了那一大块院地的大部分，又在丁香树的细长三角地上建了个煤池子，大家这里建那里垒的　原本不大的小院也只剩下了个走道，那两条石凳也不知被谁家挪去搞了基本建设了连四个石桩都没留下。

孩子们长大了有了各自的事情作，不需要小院的快乐和安全了，那破败的大门再也没人“关心”了，终年的敞开着任那锈蚀的铁皮和烂木板随处掉。男孩由那门娶妻、女孩由那门出嫁。25　岁那年我由那小院出嫁、第二年因为“落实政策”房屋权属归还给了那资本家的女儿、全院的居民由小院搬了出来。

现在那小院的周围已建起了幢幢民居、高楼，与那小楼极不协调。那高高的院墙早已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铁艺花墙。随着房主的不断变换楼内的主题也不停的变，当年各家建的房子因主人的需要有的拆了有的改建了。藤萝树没了、丁香树没了、绿色没了、淡淡的清香没了，姹紫嫣红早已逝色了。只留下为经营所需要不断变换的“形象工程”——经人工描绘的外墙花色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

每次路过那里我由铁栏向里望去有无数的感慨涌上心头，那小院给我儿时快乐和现在不尽的回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