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四个伯伯，这是我年长之后才知道的。四人，还有我的父亲，他们天各一方，少有音信以至于生疏得紧了。

大伯在河北，是年轻时当兵过去的，后来就在那儿成了家，立了业。

二伯在老家，却没有住在老房子里，自己另起了新居，娶妻生子。

三伯在永安立足，后来还当上了当地的一个煤矿上的科长，亦算是闯开了。

四伯在阳城，和我的父亲一样，他是当年因穷困卖给人家的，先时改了姓，待那家人死掉之后，又复回来。

四个伯伯中，我最熟悉的便是四伯了，小的时候，一到年初三，他总会来，还不忘带一两只自己在山上药死的野鸡，还有套的兔子，獾等东西。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常问他：“伯，你那儿野鸡多不多？”“你教给我打枪行不？我学会了打枪，和你去打野兔　……”他总是笑，脸上的皱纹更多了。“行，伯回的时候唤上你！”他说。然而我却始终没去成，他总是在早上我还睡着的时候便冒雪走了，路太远，迟了怕摸黑。后来我病了，到县诊所里输水，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了，醒来的房里很黑，不知道是黑夜还是白天。母亲在旁边守着，替我擦着额头上的虚汗。这时门开了，我看见久不见面的四伯走了进来，手里提个大编织袋。我忘记自己说什么话了，只是心里很高兴。他给我买了饼干，很贵的那种，还带了栗子，是他自己种的，带了好多。他摸着我的额头，仍是一脸的笑，一脸的皱纹，只是那笑容苍老了许多，皱纹更多了，更深了……　

如果没有意外，我不会见到三伯。但冥冥中似乎便有天意，注定我们要有一段路走在一起。放暑假的时候，婆婆说三伯病了，似乎只是无意间说起，并不想引起多大的注意。三伯伯的不孝，父亲，母亲及乡人给老人家是说过不止一遍两遍的。婆婆不敢太多地提及三伯，怕别人说闲话，但那毕竟是她的儿子，是心头肉，怎会不心疼？父亲是明理人，也没多说什么，便起身去看三伯。三伯得的是肾病，很难治，县里医院毫无办法，只得送到太原。于是我也去了，同父亲一起。但我并不是想去看三伯，我和他从未谋面，只是陌生人，我去看太原，以前我还从未去过太原。

太原好大，车多，人多，一切都是新奇。可我没顾得好好转，就随父亲进了山大二院。在病房里，我终于见到了三伯。我一眼便认出了他，尽管以前我从没见过他。他很和蔼，像极了父亲。他望着我笑，那笑是发自心底里的，我觉得出。那一刻，我明白了，他不该是陌生人，是我的伯伯，我的亲人。

三伯的病况也传到了河北，大伯一日后乘车西下。于是我见到了大伯，也是在病房里。他没我想得那么老　，看起来比父亲还要年轻，毕竟城市的生活水平要高些。他和我一起回到了沁水，他的家乡。那些天，　他，婆婆该是最高兴的人。然后他要走了，我们全家人去送他。上车时，他笑着朝我们挥手，但那手却是那么无力，一时间，他仿佛老了几十岁。火车缓缓开动了，愈来愈快，愈来愈远，终于看不见了，我的眼泪亦流下了。

在四个伯伯中，对于我，二伯算是最生的一个了。我对他没什么好印象，因为母亲说，他不孝。他和婆婆住的最近，却极少去看婆婆。非但如此，还当面骂婆婆。他还很不讲理。父亲到爷爷坟上烧纸，却被他和家人痛打，说父亲已被卖给别人，已算不得马家的人，纸决不能烧。

一次我去婆婆那儿，终于见着他了，他在正喂猪。我偷偷地望了他几眼，便不敢再看了。他很瘦，很高，脸上表情很严肃，一看便是极厉害的人。

从此我对他更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后来，我长大了，他的子女开始厌恶他，说他不孝，不许他在屋里睡，嫌他臭。他老伴也厌他，和儿子，儿媳一道骂他，打他，把他的衣服，被子从屋里扔出去，不给他饭吃。

再后来，他死了。

婆婆哭得死去活来，白发人送黑发人，悲，她似乎忘了，这个儿子曾经是那么的不孝。

下葬的时候，我去了。当棺材抬过村外的那道山脊梁时，我的脑海中蓦地跳出一个瘦瘦的身影来，就是在这儿，二伯喝醉了，手里拿着棍子追打老伴——我的伯母，说她对他的老母亲不好，然后又坐在地上，拿棍子敲自己的脑袋，敲出了血，骂自己不孝，骂自己不是人。他心里是醒的，是清楚的　，我知道。

下雪了，过年了。

我拨了大伯的电话，响了三声之后，一人接起了电话。

“喂，大伯在么？”

“你等一下------”一女声道。然后便听见她大喊的声音：“爸爸，老家的电话。”

“大伯。”

“喂，是丁丁么？喂，丁丁是你么？”

“是我，大伯。”

沉默……..

“过年好！”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父亲，母亲的眼圈有些红了，而婆婆已在哽咽了。

………

2003.10.22

（忆书）　

本文已被编辑[遥远的风铃]于2004-11-15　12:11:5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