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泰山或鸿毛，关键看你是否曾未死绸缪。过去都是一个一个的人孤独的死，很少一些人商量好结伴去死。现在与时俱进了，单独的死已没什么新意，几人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一块死，才有新闻价值，获得更好结果。

对大多数人来说，活着默默无闻，要死了总希望闹点动静。例如，或给自己扬名立万，或给亲人换一生荣华，这些都要事先考虑过才好。记得很早以前的两件事，一个是亲眼看见一个同学被火车撞死，结论说是同学违规。但家长依然拿到了120元丧葬费，据说是照顾家长情绪。另一件是看《死亡日记》里那个将死的人说过这样一句抱怨的话，他说自己反正要死了，很遗憾为何没死在协和飞机最后一次航班里。据说那次航班罹难的人都获得了250万美元的补偿。正是由这两件事才知道了死一个人的身价如此不同。也是从这时候，就开始筹谋哪种死法更优秀。

一个人执意要死，是件很简单的事。自杀的人绝对防不胜防，就是一些不想死的人也可很简单的死去。妈妈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些人天天见面，两天不见很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而自己也亲眼见证了不少亲人死去。就说老舅患肺气肿多年，这病不致命输液就能缓解。但就是这药却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折腾到精光。最后老妗子狠心拔下输液管，一群人就眼看着老舅慢慢闭眼而去，那情形如风吹灭蜡烛一样简单。老舅和乡亲们一样，他们到这世界走一趟，就如同蚂蚁，生和死对世界没任何影响。

要说留下记号的当然也不少。首先是唐福珍，某种程度上说这算个巾帼英雄。只是她死了，还落得个鸡蛋碰石头的法盲结论，这死就不太值。再说杨佳也算条汉子，史书该有笔记载。只是他的死，不仅没给亲人换来可观身价，倒让好端端的母亲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更悲惨的如电影《盲井》里的那些傻小子，他们从电影里走出来，就在太阳底下被人活活打死。结果一条命换来的钱，反成了杀人凶手的财富。

不管怎么说，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一个一个单独死都太普通。一群人结伴死的动静才会大一些。

就说过去古墓里那些陪葬的人，大概和电影白毛女里灌上水银的侍女类似，他们知道自己会同时死去，这算结伴死的典型。他们的死并非自愿，也没给家属带来什么好处，却至少能借着主人的威望把自己的尸骨留给现代人考古。

现代陪葬不时髦了，结伴死就被战场死代替了。嘉定三屠一下就有那么多人结伴死，抗日战场结伴死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也不少。这比例应该和伊拉克美国人与伊拉克人的比例差不多，这样的场景都可观。更壮观的，就是消灭八百万蒋匪军的伟业了：不管是八路军对七路军，还是新四军pk旧四军，甚至是乡亲杀兄弟，躺在战场上的都一样是炎黄子孙，而枪杆子却只认你是姓国还是姓共。

和平年代这样壮观的结伴死场面很难有如此轰轰烈烈。即使是结伴死，那结果也因机遇不同而有天壤之别。有时候就瞎想，究竟什么是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呢？一个村子里一个人铅中毒了当然是特例，三个人了或许是偶然，三十个人了呢？一个地方一个人丙肝了是活该，五个人丙肝了是命运，一百个人了呢？假如富士康的“九连跳”变成了“九同跳”，他们死亡的结论，或许不是单纯的抑郁和压力，而多少能增加一些黄金的砝码。

就说医院吧，那里生死的事太平常，所以发生几起早产婴儿被随手扔进厕所的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试想假如当时这个产妇是个代孕妈妈，所生的也并非一个婴儿而是八胞胎，想来那医生护士该不至于把八个婴儿集体随手扔掉。所以要怪就怪产妇本身：谁让他没有代孕妈妈的经济实力，没有一次产下三胞胎的医疗眷顾呢？

至于学校，按说是祖国花园，里面不该有任何血腥。只是你也知道花园里也有人随手掐花，也有人葬花流泪。所以偶尔几个花朵凋谢，几个孩子跳楼，也不算什么。我听北大教授亲口在课堂上说教育部给大学的死亡指标是千分之八，在指标内的死亡学校自行处理。当然如果偶尔来几个莽汉要在小学幼儿园发疯，让一些孩子同享同一祭日，那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昔日三鹿三聚氰胺奶的患儿究竟有多少这一直是国家的机密，他们或许最终能从有限的赔偿基金里分得一杯羹，今朝蒙牛的黄曲霉素奶是不是已经使一些孩子致癌了，这个问题就更难。就如同地沟油的检测一样，或许仍是需要时日解决的科学难题。

虽然科学家说现在中国某些城市的pm2.5超标已经达到了致癌的程度，而那些已经罹患肺癌的患者，却并不能因为呼吸了致癌的空气，而有权得到任何部门的任何赔偿。

如此说来，那些全村铅中毒的村民们，你们有福了。你们用整个村子村民生命和健康，再一次验证了铅这种物质对人体的作用，粉碎了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保达标的神话。正因为你们团结起来的力量，或者能够为你们自己的痛苦和后代的幸福，敲响一记警钟。

那些居住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患了丙肝的孩子们，我真诚的祝福你们。因为你们并不孤独，你们几百个人站在一起高举着自己的丙肝，那一排身体，总该有些影子吧。

那些经常名列广播头条新闻的“地下工作者”们，你们有福了。尽管你们很可能不会留下任何名号，却毕竟成了一组数字的一员，而不是无缘无故的失踪者，从而有机会让亲人享受一次自己从没见过的一笔钞票。

那些死在沙丁鱼罐头样校车里的孩子家长们，你们有福了。政府没有追究你们明知超员还让孩子上车的过错，反大方的承担了巨额赔偿。这当然得感谢一下子结伴死去了这么多幼童。

那些坐在“管理不善”的高铁里瞬间死去的乘客们有福了，你们集体抓住了这个机会，让自己的死创造了新中国集体赔偿金额的新纪录。

如此推断下去，好像又回到了《死亡日记》作者的遗憾：遗憾自己当初没坐在协和飞机的最后航班里。只是能如此巧妙坐上一架失事外国飞机的概率很小，类似的想起了那次韩国冷库火灾里烧死的中国劳工。据说韩国对他们的赔偿也相当可观，且并没因他们的非法身份而刁难。非法出国劳工并找死的机会应该并不少。

然而这样一来，最后的结论似乎也变了：算计单独死或结伴死还属次要，重要的是看你生在哪里死在哪里。简化点又回归了精英早说过的话：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看来果然不愧精英！

于木鱼宅

2011-12-27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