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生，外交缘起。初所谓信使者，传他国之令，成诸侯之交。渐有使节，臣一国之内，务职于外礼，辅政于朝庙。例若西周，有宗伯司门之吏，相胥译述之职。因国体有限，其交甚微。夫至春秋战国，列国雄起，分合日烈，加之游说之风盛行，故邦交亦深。真交突显，其果颇丰。葵丘之会，平丘之盟，晋楚西门，是为外交之大成。观史而叹，强之所强者，弱之所以弱者，外交之功不可不察也。虽有成矣，未为体制，非以专职，且其面狭窄，其质一也。自汉唐以来，外交之要旨始显。重于交往，频于吐纳，规模日大，成就辉辉。西域之使，丝绸之路，中西得交，文化得流。又专以鸿胪客曹，其体渐全，其职渐专。　

夫古往今来，数千年矣。时界乃外化之根，利益乃外化之基。时界不同，其形异哉；利益所趋，其用不同。今以观之，世界各国交往日盛，利益争夺日趋激烈。故外交亦生变矣。一则维护主权，和平共处；二则开放交流，扬长避短。准则惯例为今日外交之新体，伸张约束为今日外交之新用。　

上之所述，启于题解。余读此篇，感思颇多。　

文题之命，点拔引思。烛之武者，文人之身，何能退秦师哉？“退”字提挈文领，武之所能全在此也。秦晋围郑，国之危亡矣。蒙狐之举荐，武不顾私利，临危受命，即赴国难。其舍己为国之忠，可敬可佩。君从狐言，谢其所失，遂受之以命者何也？狐之言使其信，武见秦君则师必退。　

武与秦伯之言，乃文之精华。由是而知，其能在乎外交者有三。既为说客，武所求者乃使所说者信其言，依其行，则事成矣。武审时度势，知祸起晋矣，秦为其随，晋欲灭郑是要，秦图小利为次，故取秦也。武与秦伯言，语出谦恭，言辞精辟，句句入秦伯之肺腑。其一，武之胆正，知山有虎，偏向行也。陷郑于亡境，消秦之顾虑，故秦伯愿听。其二，秦之所好者利也，武之所言无不虑秦之利。其三，还于郑存，则秦利可图；陷于郑亡，则利为晋图，故秦始忧。其四，秦利为晋所图，可忍；然其欲害于秦，是可忍孰不可忍矣。由此观之，武言之起伏，意之层递，迫秦伯心防。起先愿听武言，进而生乐，乐而生忧，忧而生惧。惧利之无加反为晋害，则不如从武之言，退兵一隅，固守一方，求于安也。　

烛之武外交之能人也，一人当担将帅，寸舌当抵千乘。其能者所在以舌退师，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夫外交之臣，素养有三。一则谓之忠心，舍己报国，其心不二；二则谓之策略，审时度势，有的放矢；三则谓之辞令，犀利之，精道之辩。此素养者，乃饱学历练之功，非易之能得也。　

余回想温家宝之言于记者，深悟“话有三说巧者为妙”之理。记者问于总理，有何见于台湾问题？总理未有深谈，仅语重心长言及《富春山居图》，愿其合璧以展。众所周知，此图半存于大陆，半存于台湾。总理之殷殷希望，盖在其中。此言甚是妙哉，余常回味之。　

文思至此，余联想武辞命之言，斯感颇深。吾曾闻之，武之年富，未能有用，是谓怀才不遇，心有郁结，故辞君命。吾不以为然也。古之文人达客，不遇者实繁。或政治阴弊，奸臣当道，是以不遇；或政见两道，不为所采，是以疏避；或朝代更替，旧臣见弃，不为所启；或自隐山林，远于庙堂，是以举荐不知。诸如此类，史书所载，盖云怀才不遇之士也。武之所处，称其怀才不遇则非也。武之年富，君所不用，怀才至老，为君所用，此过者在于君也。君纳狐言，既知其过，遂当面致谢。虽为老骥，其志未钝。武不失臣节，以己之才，救国于难，抱负终成，史册流芳。由此观之，武非怀才不遇也，乃机遇之迟到也。　

是为文人才士，须善察时变，忠思报国。不得志时常思修身养性，著书立说，即使不为所用，亦不为悔。故有之推国藩之臣，身处乱世，然其言上贬国弊，下治为家，家训家书鉴于后世。得志之时，更须谦逊进思，竭之所能，耗之以命。远有诸葛孔明，三国鼎立；近有稼先学森，国防强盛。夫今之为政，人才甚重。故身为学子，便乘此机，勤于学思，付之以行，则吾国必将更为强盛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