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那天，北风呼啸，冷雨霏霏，我乘班船回县城度周末，带了些新报纸和一部《资治通鉴》，本想在路途中看一看，可船上没有装空调，尽管穿得很暖，但还是觉得太冷，便没有了心思看书读报，只是找人聊天，或是看一下船舱外雾蒙蒙的原野，以打发时光。

船行半小时后靠岸，有一个从高山上下来的大个子打着雨伞，拄着一根长长的木棍，背着重重的行李，进入船舱。我仔细一看，是一个老熟人。我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后，他也亲热地喊了我的名字。他背着背篓朝船尾走去，没有立即前来找位置。我便喊道：“桂校长，快点前来坐！”

桂校长回答道：“我先把衣服换了，打湿了有些冷。”他的嗓门还是那么大，很洪亮，引起船上其他人都转身看他。此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年轻人的形象：高大魁梧的身材，古铜色的宽脸上有个高高的鼻子，一双大大的眼睛，衣着朴素的打扮，一个农民模样的知识分子。

那是1983年8月15日，非常炎热的夏天，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按照县上文件要求，准时到离我家30里山路的二中心校报到任教，开启了我崭新的人生旅程。因新修的蜿蜒曲折的泥结路面上还没有通班车，我只好徒步爬行上山。说是报到，应该准备很充足完备的行李，比如被子和衣服。但因是夏天，不需厚厚的冬装和被子，所以就轻便简化了行李。海拔1000米的高山上，不冷不热，仿佛坝头的初秋，所以比老家凉爽多了。因此，开学比坝区提前半月。学校离场镇20里，没有安装电话，没有通照明电，更别说闭路电视了。这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居此处，与外界隔绝，总觉得视野短，见识少，十分憋闷。这里急需师资，看见我上去，桂校长很高兴，对我特别热情，笑着说：“你来得正好，为我们送来了及时雨，我打了好几次报告要人，总是没有人愿意上山。我们学校条件差，希望你安心工作。”我当时就想：你还以为我是自愿来的，错了，我这是服从组织分配。

我再回头看船尾，桂校长在船上象赶场的农人，打开玻璃窗，把拄路的木棍扔进河里后，再慢慢地把上下身衣着换了。先是脱掉长长的雨鞋，穿上皮鞋，接着脱去裤腿上穿了一个大洞并褪色的裤子，然后再脱下上身那件老棉袄，穿上一件新羽绒服。他前来靠近我刚坐下，又立起来说：我去把伞拿前来。他回到船尾，小心翼翼地修理脱了股子的雨伞。我很纳闷：一个做了二十多年校长的高级教师，月工资好几千，还需要那把坏掉的旧雨伞吗？

他把雨伞拿前来捏在手里后坐下，我问他吃了中午饭没有，他说没有。他早上9点多就下山，穿行在林子里，露水大，边击打露水边走路，坡陡路滑，所以走得特别慢。现在是该吃午饭的时候，我估计他饿了，便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包嵌有葵花籽的饼干拿出来叫他吃，他没有拘礼，大大方方地吃起来。我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离开那学校后再次请他吃东西。他是我的老领导，如同兄长一般的同事，有机会在一起，真是不容易。

他几年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没有任教，住在县城，还有两年就退休了。两个女儿都做了城里的中学教师。我问他：你背那么重，背的啥子东西？

桂校长说：我带了50斤米和一包洋芋，还有鸡蛋鸭蛋洋芋粉，加起来差不多100斤重。

我又问：你还住在老家，还种地吗？

桂校长说：我周末住在城里，可妻子想住老家，就随她，收那么多农副产品，我不背下来，太可惜。只是没有班车，乘摩托车冷，还不安全，所以只好步行下山。

我又问：“你们那里还没有通班车吗？山上开始下雪没有？”

他说：“没有通，大家期待了30年，不知猴年马月才坐车下山呢！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在下雪了，是雨夹雪，风吹起来很了冷，进了船，暖和多了。”我看他吃饼干吃得很香，我更开心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觉得自己生在福中不知福，更坚信自己千方百计调下山是明智的选择。他吃够了，叫我把剩余的饼干装起来。我选择性递给他一张新报纸，叫他看。他看了看说：“现在只看得清题目，小字看不到了，必须戴老光眼镜才行。”

船上又上5个人，还跟桂校长打招呼。桂校长说，都是他一个村的，到城里吃酒，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还是他的学生，主动跟桂校长买了船票。他与同村人聊起来时，我便开始读《人民日报》副刊上的文章。可桂校长在我身边，我总是读不进去，以前的生活场景总是让我分心。

我刚进入教育工作岗位，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些不习惯，总想找些事做，以打发枯燥的业余时光。读书，书很少；读报，报纸过时了；散步，道路坡坡坎坎：思考，大脑留有很多空白；采蘑菇，又怕触毒蛇。怎么办，只有进修和写作，才是最好的。离小学七八里路有两户亲戚，都是母亲的娘亲，还有好几个表妹在这个学校读书，　其中一个还在我教的毕业班上读书。听她说，她爸爸妈妈请了我多次，叫我抽空一定去作客。　一天下午放学，我看见天气很好，于是跟着她们去了。没有想到我离校后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我差点没有走脱。这件事让我铭记于心，教训深刻。

放学后，初中毕业班的同学们都在做晚饭时，突然磙下来一块好多吨重比人还高的巨石，闯进校园后，气势汹汹地砸垮木板墙壁，把正在烧火煮饭的一个男生压倒，其他同学吓得魂不附体逃跑了。那个男生当场死在血泊中。通过调查，这块巨石是从山坡上一处废弃多年的采石场开裂后磙下来的，而这名遇难者是一个独生子女。那家学生家长听见噩耗后，跑到学校大吵大闹大哭，把学校搅得沸沸扬扬。发生了这样的血腥事件后，其他所有的教师都在学校做善后工作，拉的拉，劝的劝，唯独一位来校不到一个月的年轻人不在场。到处打听，都不知的去向。怪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更怪年轻人离校时没有跟任何人打个招呼。直到第二天早上进学，我与学生们一起到校，桂校长板起面孔，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昨天到哪里去了，一顿严厉批评。此时，我才明白，那位唯一不在学校的年轻人就是我，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桂校长把事态扩大，把责任无限上纲上线，让我当时觉得有些冤屈，为自己辩护道：是放学后走的，属于八小时之外。而桂校长说，是该上自习的时间，不属八小时之外，走人该请假，不然就是私自离校，是违纪的。我最后说，是自己不晓得学校的规矩，不是故意的。而桂校长说：区公所的领导马上就要到学校，对你怎么处理，我们就看上级领导了。

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上级领导，结果就是区教办负责人，还是我一位同宗长辈，老家同一个院子的。要不是他，我在这次事件中要遭到行政处分，也许影响一年后的转正定级，行政25级也许就会搁浅。长辈把我叫到一边，叫我以后要吸取教训，因为是刚走出工作岗位，就算了。我便如释重负。

坏事变好事。桂校长知道我与区教办主任是这等关系后，对我更加关照。我后来在那里的工作都是一帆风顺。

当然，也并不全靠那层关系，打铁也要自身硬。那时，没有实行双休日，我几乎每一个周六下午都要下山，不是进城玩，就是回老家。偶尔会忘记备课。常常进了学校就上课，而我上的是语文课，往往就是一二节，要是不备课，一进教室就会手忙脚乱。记得有一次，我刚到学校就打了上课铃，来不及准备，就放下行李，拿起课本喝粉笔就跑到教室上课。虽然没有备课，但凭着自己扎实的功底，讲起来还是头头是道，重点抓住了，难点也突破了，现在还记得课文题目叫《飞夺泸定桥》。可下课铃响后，我举头望后排，看见一个大个子也站起来了，他拿着笔和本子跟我点了点头，表示打招呼。大个子就是桂校长，也是学汉语教语文的年轻人。我差点吓出了冷汗，要是我课前发现了他在听课，我会讲得更糟，紧张得语无伦次。他把我叫去，我还以为要批评我，可他笑着说：“你讲得不错，你的基础扎实，很好的知识占有量，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语文教师。”我这才松了口气。从那以后，我都会认真地备课，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个毕业班，有两个学生被选拔到县一中，多名升入县办中学，教学效果在全区名列前茅。过后，桂校长更加信任我，让我教中学。

两年后，我打算好好地进修，步入文学之路，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于是产生了调出深山的念头。我手持《调动申请表》请桂校长签字盖章，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说学校离不开象我这样的教学骨干。我没有办法只好走了个后门，请一个与桂校长同村子的青年教师借机盖了公章，还签了“同意调动”字样，便顺利调下了山，而且是一所闻名遐迩的省重点中学。桂校长原以为他不签字我就走不了，可当调动文件下来后，他十分意外，还专程到文教局看我的申请表，到底是谁签的字，一发现表上是我自己签的字，很生气。他想把事情闹大，又怕我那位长辈子后台。生米煮成了熟饭，算了。多年后，我与那位帮我盖章的罗老师走在同一个镇里上班，所不同的是，他还是中学数学教师，我已改行进入了行政执法单位，还在文学上小有斩获。让我吃惊，更让我伤感的是，那位有恩于我的罗老师才三十几岁就英年早逝，无奈地丢掉了年幼的女儿和漂亮的妻子。每当想起他，我都会隐隐作痛，还佩服桂校长对我调动息事宁人的做法。

我与桂校长在船上没有说过多的话，并不是我不想说，而是他太疲劳了，上船不久居然睡着了，睡得很香，还打起呼噜来，直到城边一个小码头靠岸时，他被汽笛声弄醒。桂校长比我先下船，我继续走，还有一个老同事填补了桂校长的位置。他姓夏，在城边的一所村小教书，还有三年就退休。夏老师原来与我都是桂校长的属下，他还是桂校长的老乡，在山上工作了25年，比我更了解桂校长。

我问夏老师：“桂校长当那么多年的校长，现在又是高工资，为什么还要让妻子长住山上务农呢？”

夏老师微笑着说：“你走得早，不了解他，老桂虽然当了25年的校长，但因他为人正派，清正廉洁，所以收入与我们任课老师没有什么不同。经济上说不定还没有我好过。”

我奇怪地问：“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夏老师说：“老桂按计划生育政策合法生育了两个女儿后，还存有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旧观念，让妻子朵着超生了一个儿子，寄养在亲戚家，多年后孩子都读书了，被人举报，于是遭到降*级工资和党内记过处分，校长职务也被免了。”

我又问：“他两个女儿都工作了，应该说，经济负担不是太重嘛？”

夏老师接着解释：“你不知道，他那个儿子，现在读艺术大学，一年要好几万，他那点工资，只供儿子读书。还有，他在城里买的房子，是按揭，两个女儿读大学花了他所有的积蓄，现在都住在那套房子里。你说，他妻子愿不愿进城，其实并非不愿，那是不得已。你说，哪个农村人不想进城享受享受清福，还愿意在高山上喝西北风呢？”

我感叹道：“说老实话，桂校长要是象你夏老师一样，只要一个孩子的话，他现在多轻松啊！”

“是啊，”夏老师说，“你看，我女儿大学毕业都工作好几年了，虽只有我3000多元工资，但足够我们老两口养老。城里三室两厅的房子，完全满足我们三代人居住，哪里还需要回山上老家种地呢？这个年代，何必生育那么多孩子嘛，那是自讨苦吃，你说，是不是？”我点了点头，同意夏老师的观点。

桂校长下船，背着那重重的背篓，一步步吃力地走着，行走在离新家一公里的水泥路面上，没有跟着其他行人一起上车，而是慢慢地走着，走着……

那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桂校长了，他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与我渐渐陌生起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