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乔迁新居,我们前往庆贺。参观朋友装修豪华的偌大房子,看到朋友其乐融融,幸福无比的一家子,我的脑海里,就清晰地映现出自己几十年人生旅途之中所住过的每一幢房屋的影子,每一个“家”的图象……
(一)
我印象中的第一栋房子第一个家,是一座大小四间的茅庐。在长江支流——沱江大堤的内侧,依水而建。因为父母早已辞世,大哥不幸中年而亡,我无从考究茅庐建造的历史,或许是父母从别人手中购买而来也未可知了,但我于茅庐的印象也因所经年岁太小而十分的模糊,只依稀记得,房屋座东朝西,东边是河,西边是大堤,房屋与大堤之间,有一块三米来宽的禾场,南面是自家的一块菜地,很小很小的,常年青翠如烟,北面好象是搭建的鸡舍和堆柴草的处所。除西面正门直对大堤之外,另外三面的少许空地上,还植了好些水杨树。菜地的那头,长着一株硕大的桑树,每当那鲜红的桑葚挂满枝头的季节,就是我们最为快乐的时候。房屋的材料十分简单,墙壁是用芦苇绞缠了稻草后并排栽立的,每隔一两米还杂有一根粗粗的树杆,以加固墙壁的承受能力,墙壁的两面,则全部用稀泥涂抹,以致我们所看到的全是斑驳的泥块和树桩,屋顶也是用树木和芦苇相互搭构的框架,然后覆以稻草。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了,我们姐弟七人,有五个是在这里降生的。
我没有体会到那时的日子有多苦多累,只记得三十多岁的母亲,已经斑斑白发。母亲经常早晚出门,挑着一担大水桶,到很远的地方收喂猪的泔水,父亲则天天在田里劳作——那时是大集体叫出工,要挣一家人的口粮分。我们唯一的邻居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五保户老婆婆。姐姐十六岁出嫁,母亲常常把我们最小的几兄弟带给老婆婆照管。我印象中父母所受的苦,几乎都是从老婆婆三番五次的讲述里记忆下来的。那时全家吃上一顿白米饭,简直是一种奢望,经常是白菜粥,萝卜粥,豌豆粥之类,很多时候还只能一日两餐。父母亲因为生计,常常争来吵去,而往往是母亲伤心的哭过之后才告结束。一天早上母亲煮好菜粥,挑了一担蔬菜到集市上买,我们吃过早餐之后,因为贪玩,把父亲留给母亲的菜粥让蹿进来的狗吃得精光,母亲回来把我们狠很责打了一顿,一个人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忍着饥饿到河边挑水洗衣。
那时的愁啊苦啊,都由父母和大哥担待着,我只觉得儿时住在河边好好玩啊,有树爬,有鱼捉,有桑葚吃呢。还有学游泳啊,和同伴比赛爬堤坡啊,我那敬爱的老婆婆啊,几乎天天呵护着我们兄弟几个,夏天用蒲扇给我们扇风,冬天从土灶里撮一些火灰,掺上谷壳,盛在火钵里供我们取暖,有时从她那黑洞洞的房子里,搬来一个小坛子,抓出雪白的爆米花,把我们乐得哭啊,笑啊,尖叫啊,热闹极了,幸福极了!
让茅庐退出我们生活的,是一场罕见的洪水,整座房子,在大水里浸泡了一个多月,大水退去的时候,房子也跟着倒塌。不久,我们搬进了新家,失明的老婆婆,也与我们少了来往,我们离开后没几年,老婆婆就过世了。
(二)
我的第二个居所,是当时的大队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集体规划,由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组织劳力统一建造的。那时两个生产队的五十多户人家,全部住在另一条安全堤上,各家新屋的大小,都是清一色的四大间,清一色的土坯墙和稻草顶,每两户一栋,栋与栋之间相隔四五米的距离,茅屋一条街,气势十分壮观。与我们合栋而居的是一户陈姓人家,也有七个子女,两男五女,我们是六男一女,他们住东头,我们住西头。
在这里,我们足足住了十年上下。房屋座北朝南,两间主房,一间堂屋,最西边一间用间墙隔成两小间,前面是灶屋,后面是父母亲的卧室。那时的床铺,都是用树杆搭成框架,然后铺上稻草,就当垫絮了。我们家里唯一可以算作“床”的,是父母所睡的一张“宁波床”,那是父母亲结婚时留下来的,是我们家里最为珍贵的一件家具,高高的床架上雕刻了许多花纹,四周嵌了镜子,床的外表可以见到斑驳的红漆印,床前摆着一条与床等长,宽若半米的脚踏板。这种家具那时候好象户户都有,是专作结婚用的,这种被称做“宁波床”的家具,我无法考查出它的正名,仅仅取其谐音而已,是否与浙江宁波有某种渊源,也未可知。后来这张床因为家里欠集体的口粮款,被负责清收欠款的干部给拖走了。
我的大部分学生生涯都在这里度过,初涉人世的种种烦恼,也在此相伴而生。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生活的凄苦,求学的艰辛,万千滋味,悉在心底。依旧是无米下炊的日子,依然是菜粥与伴的岁月,年龄逐渐增大的我,真正体味到菜粥的难咽和饥饿的难受。为填饱肚子,母亲带着我们,在夏秋季节拾掇野穗,冬春季节采摘野菜,正腊月里讨米叫化。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和母亲在附近农场的大田里捡别人不收了的烂棉花,被干部逮住了,他们对我们娘儿俩推推搡搡,百般恐吓,关了我们整整一天,要我们在书面保证上押手印,最后还没收了我们的布袋和拾物;在那个寒冷彻骨的腊月,母亲和我去湖里挖莲藕,我被淤泥所陷,不能自拔,身体慢慢往下沉,母亲和同来挖藕的劳力,用扁担和铁锹将我一下一下拖出泥淖,才拣回一条性命,母亲拥着瑟瑟发抖的我,痛哭不已;还有那些母亲带我挨家挨户讨米的日子,我们受够了白眼,受够了嘲笑和辱骂,在一户手艺人家里等着施舍的时候,一条大黄狗猛蹿上来,我的小腿被咬得鲜血淋漓,如今看见腿上的伤疤,心里还阵阵作痛……
兄弟多,衣服永远都不够穿,常常是大的穿不了就给小的。母亲时不时从外面讨来别人废弃的旧衣旧鞋给我们,有时还把几件破烂不堪的衣物,拆拆拼拼,剪剪缝缝,凑成一件“新衣”。有两件棉袄,我永记难忘:一件是绛红色的土织布袄,是队里的一个婶婶给的,她给我穿的时候,她的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儿子,老是在我背后指指点点,不停的告诉同伴这是他的旧棉袄,有时还引来其他孩子一起叫我的名字,高喊“某某某,不知羞”,一边叫喊,一边拍巴掌,在一家失火的废墙边玩耍的时候,我终于老羞成怒,拾起一根木棍朝他头上打去,打得他哇哇直哭,然后丢下棉袄,气冲冲的跑回家;另一件是蓝底碎花的女式棉袄,当时正值远在四十公里开外的姑姑家办酒,为了让父亲带我体面赴宴,母亲到堤下农场的一户熟人家借来这件衣服,临行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别把棉袄弄坏了,偏巧那天晚上,我拿着姑姑白天给我的乒乓球在火炉边烤火时睡着了,球滚到火堆里,火苗立马蹿起老高,将棉袄一角烧得焦糊,我惊醒之后问父亲,怎么赔人家衣服啊?气得父亲在客人面前尴尬无语。
在我的几个兄长陆续辍学参加生产劳动之后,我也进入了初中的学习阶段。父母并没有指望我读多少书,他们希望我能够象兄长们一样早日回家操持家务,读书是读不来大米的。而我对于知识的渴望,有一种天生的嗜好。知识能否改变命运,读书以后会怎么样,我想不到那么远那么深刻,我只是很不希望象父母兄长们那样窝囊地活着,那样还不如死了划算。上课的时候,我常常望着讲台上神圣的老师发呆,常常想为什么站在上面的不能是我的哥哥们呢?我开始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发奋夜读,编制着有朝一日也能够站上讲台的遥远的美梦。母亲对于我的学习十分地反对,她永无休止地数落我这个光吃闲饭,浪费煤油的儿子,说养着一只狗吧,还能看着家呢。于是我与母亲之间就有了矛盾,在一个暑天的晌午,母子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在与母亲争吵并发生顶撞之后,我离家彻夜未归,母亲气急之下喝了农药,幸好抢救及时,才没有让母亲的命死在儿子手里。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依旧刻苦读书,母亲最终原谅了我,理解了我,后来我的学习,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恐怕很难为继。
父母是日渐一日的苍老,与其说老,不如说是被生活的重担给压垮了。父亲疾病缠身,好几次卧床不起,当家的责任就落在了大哥身上。茅屋也如父母一般,渐渐地陈旧老化,每遇风骤雨急之时,屋顶掀起,茅草横飞,屋漏成河,墙壁也多处裂开,歪斜得吓人。后来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种大风起兮茅草飞扬,“高者”挂林梢,“下者”沉塘坳,雨洗土屋,人无立地的的亲身感受所带来的滋味和痛苦,真是刻骨铭心!
我们离开茅屋的日子,是在几位兄长陆续结婚成家之后。因为住房不够,其间还买过一户白姓人家的茅屋居住,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因患癌症去世,女主人改嫁,举家南迁,后来这栋房子也给了我的三哥。父亲也在这个时候离开人世,我们三个小的,便随母亲开始了借居的生活。父亲去世两年左右,这两栋茅屋先后拆除,兄长们各自搭建了自己的小套间,整个大家庭从此结束了栖居茅棚的历史。
(三)
一年又一年,日子在艰难中如蜗牛爬行而过,整座大堤上的房子,开始逐渐被红砖瓦房所取代。各家的房子大小不一,排列也没有茅屋那么整齐。母亲无力搭建新居,兄长们连自家都难以盘活,更不说顾及我们了。生产队的水田沟渠旁,有一座小型机埠,母亲找到队干部,请求以义务看管集体机械设施的方式借居在此。这是一栋有三间小房子的低矮套间,西边是抽水机房,装有柴油机和电动机,中间是打米机房,承载着全队二十多户人家的碾米任务,东边是守夜值班和堆放杂物的地方,我们母子四人就住在这一间。我们在外面用塑膜围起一个简易灶屋,就这样安顿了下来。
其时我已经开始学校的寄宿生活,在这里长时间居住的日子不多,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住上一段时间。这里常常伴随着柴油机,打米机的隆隆声,振聋发聩,经久不息。几乎每天都有田间劳作的人们,到这里小憩,母亲随时准备了茶水来供应他们。屋顶上到处可见小洞小眼,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屋内小雨不断。
两个弟弟都在刚刚跨入初中后相继辍学,小小年纪就开始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令我这个做兄长的脸上无光,深感愧疚。那时候吃菜粥的日子很少很少了,但我的母亲,除了有人在这里小憩的时候,能够看到她陪着的笑脸之外,平时很难看见她舒展的面容。父亲的含恨离世,儿子陆续成家所背的债务,居无定所,寄人篱下的生活,两代人几十年辛勤的劳动却仍然无法摆脱的窘境,使得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叹声不断。蜗居于此,我们实在找不到“家”的感觉,也断然失去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母亲有时候在不知如何发泄内心烦闷的情况下,常常会自言自语地说这样一句话:“这日子比猪还不如,死了倒好!”是啊,猪一日三餐无忧无虑,最多也只是主人给它施加*体上的痛苦,根本体会不了精神上的折磨与摧残的!在我进入高三作最后冲刺的时候,生活的窘迫和精神的焦虑摧垮了我的身体,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无法继续学业,拖着病体回“家”了。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感觉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已然是一个耄耋老人的模样,兄弟们聚在一起,个个唉声叹气。
我想我决不能就这样倒下,我必须让母亲和兄弟们鼓起生存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必须让家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和曙光,哪怕是能够看到那么一点点,一丝丝!我十分清楚,圆满地完成我的学业,顺利通过高考,就是全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最大希望和精神支柱,于是在艰难治疗了两个多月后,我拖着根本没有康复的羸弱之躯,回到我的母校,继续我的学业。几个月之后,我终于顺利的考上了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一大家人挤在大哥的小房子里,开怀畅饮,有说有笑,足足兴奋了一个通晚。
母子四人在机房里蜗居了四年之久,又租住到一户陈姓人家的土瓦房里。而后这户人家外出打工,母亲就筹借了五百元钱,将这栋房屋买下,从此,我们结束了长期流离的日子。我的两个弟弟后来都在这里结婚成家。
(四)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县级高中学校教书,住上了单位的公房。房子不大,也陆续搬过好几次,但心里没有了那种漂泊流离,寄人篱下的感觉,日子过得也就安稳。后来成家,单位又给我换了一套较大的房屋,妻子在远隔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上班,我实际上还是过着准单身的生活,没法把母亲接到身边颐养天年,成为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因为太渴望拥有一个稳定完整的家了,在孩子出生不久,我婉辞学校的一再挽留,毅然调到妻子那边的一所条件比较艰苦的中学。妻子的单位有比较宽敞的平房,房子要折价归私,我们就借了一部分钱,买了五大间,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一家人真正过起了舒适安稳的日子。不久,当地行政机关借调我去办公室工作,我便从此离开教坛,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先是母亲病逝,接着是洪水溃垸,单位经济陷入困境,工资没有发,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紧巴的。为了生活和还债,妻子决定离开医院,自办诊所,还喂养了一些家禽家畜,又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开了一个小型百货店铺,这样日子才得以基本维持。
萧条的单位,工厂倒闭,田园荒芜,人心思迁,哀鸿遍野,许多人外出打工谋生。不久单位撤消与外合并,我们只能廉价卖掉房子,在新单位附近租门面开诊所,这样我们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租居生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妻子却无法忍受这种遥遥无期的租居生活。我因每天忙于单位工作,家务事,生意事,以及与房屋主人和邻里关系的协调都由她一人周旋,想也心烦。因为是别人的房子,主人有时难免给好脸色看:家里来了客人,热闹过头了,主人不高兴;孩子小不懂事,在墙上画脏了,主人会骂人;半夜来了急诊病人,吵得不能安睡,主人会披衣下床指责;要是有某个喝农药的病人抢救无效,死在店里,那肯定有扯不清的麻烦甚至官司;有时候自己的小东小西转眼之间不见了,也只好自认倒霉……即使是签定了合同,主人也随时可以说出种种理由,叫我们卷铺盖走人,例如打工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快回来了,儿子或孙子要结婚了等诸如此类住房紧张的问题,或者是某某亲戚要门面开店子亲戚之间又不能得罪,或者说某家的门面涨价了等等,如果我们还不明白或者装糊涂,主人就不妨说白了,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这样的加价一年可以说几次。一个家庭安顿下来并非易事,门面生意做开了也不能说换就换,俗话说“人搬穷,火搬熄”就是这个道理。四年之内,我们在同一条街上搬了五次家。
我们计划营造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但资金和地基问题却似两座山压在我们的心头。单位穷,生意差,存款都在单位帐上,新的地方建房,理熟人不熟,地基批下来就难。但我们决心已定,就开始日盘算,夜筹划,设想着每一个亲戚朋友可以筹借的资金数目,掂量着利用什么渠道采取什么方法拿下地基审批手续。在建房过程中,我们挖土场,抬石块,掀沙堆,筹材料……累死累活干了八个多月,硬是造起了一栋上下三层,大小十四间的楼房。年底亲朋来贺,且喜且忧:喜自己劳碌到中年,归宿终定,忧自己势微力单薄,债务难偿。
所谓好事有三磨,一波有三折。原以为有了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就必将永远告别颠簸的生活。然而这个房子住了不到五年,就因为修筑高速公路而被迫拆迁。房子拆除后,我们又在别人的房子里租住了半年,凭着拆迁补偿资金的到位,我们干脆在市里买了一套两房两厅的房子,房子尽管不大,但应该可以享受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了吧,而且这次买房和装修,再没有五年前资金上的困难和建造上的艰辛了,心里没有什么压力,自然也就无话可说。
房子,是家的载体;家,是温馨的港湾。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才会有一个安稳的家。只有家的稳固,才能享受到自由阳光的温暖,才能沐浴到清新雨露的滋润,才能寻觅到精神乐园的情趣!回忆自己几十年来为了房子为了家所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和喜怒悲乐,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是以为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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