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　

葵：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给你写信。我不是不想给你打电话，开始那些日子，几次拿起话筒，还没拨号，自己先泣不成声了，眼泪像小河一样流，只好放下了。后来生活很窘迫，更不愿意对任何人说，怕你们把捐款寄来（说句笑话，现在我有这个心情了）。　

姐姐，傻丫头，想死我了，真的，真的。也许这种想念是自私的，也许。我想念的是我们的大学的生活，那狂放的无忧的岁月。我们四个人一个宿舍，每月至少发生三个恋情故事。你统计过，还时常高声宣布：“被窝里的咏叹调”谁最多？可怜的老三多愁善感。那时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没哭过。是的。可现在呢，轮到我了……　

听母亲说你责备我，不辞而别。我能对你说什么呢……我能把一个小煤球生在北京吗！是的，我想过，到医院去过，一位老妇产科医生慈爱地对我说：根据你的体质，你要把他打下来，会终身不育的。那段时间我真是寻死的心都有。你们都说我，怎么把桦凉在一边和他好上了。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的才气，也许是因为他的热情。但有一个契机，我是不会忘的。那一个黄昏我写生，晕倒在北郊的树林里，是他发现了我，叫不到车，一直把我背到医院。他把卡上的钱全花光了。　

咳，这些事以后再谈。此番，要求你的是，去看爸爸，别让他再写那回忆录了。你不是他的干女儿吗，他听你的话。我在家时就劝过他，不听！一说起那牺牲的老战友就痛哭流涕。哪是写书啊！就像那杜鹃泣血，还骂现在的腐败，谁爱听！听妈说，一熬就是小半夜。他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六十多岁的人了，咋受得了。你去看他千万别跟他辩。他会留你吃饭，然后说个没完，让你不消停。　

爸爸那脾气你知道。自从我认识了菲利普，确定了我们的关系，爸爸就开始不理我。倒不是因为菲利普的肤色，不是，这个世界革命的老头没有种族观念。不，他反对的是西方人那种生活态度，尤其是他那个民族。他出身下层，他什么也不顾，还那么狂，连别人的眼色也看不出来，也许他不在乎。可是你知道，那晚上我是多么尴尬呀。送他走后，我伏在床上痛哭。妈过来劝我，直到小半夜，后来妈累了，回去睡下。我却跳起来，一口气跑到了菲利普一个人的宿舍。爸爸传给我他的犟；菲利普染给我他的狂。矛盾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一切的不幸就都从此开始了……　

我们在洛山矶落了脚，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我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肤色，果然，是他的种。我蒙上了被，悄悄哭了一阵。当护士把他洗净送到我的怀里时，我竟没有勇气给他喂奶。你看，我算是什么妈妈呀！当然，他的小嘴还是把我征服了。　

我不能工作，全靠菲利普。他每天去找活。有时在迪斯尼里给游客画像，有时去码头做零工。他爱孩子，顶着他，到他们族群里去戏耍。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回来，我问他哪去了，他笑嘻嘻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交给我，说他在一个酒吧里为客人画舞女。我放下孩子，给他洗了脚，侍候他躺下，他很快睡着了。我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他。望着他的柔软的卷发，孩子一样乐天的脸，心里感到一阵内疚。本来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已经聘了他。只是因为我不愿留在国内，才落得这个地步。这一点好，他从不抱怨，他在什么条件下都能活，他是乐天的。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讲了自己在在密西西比河的货轮上当杂役，简直就是一个哈克贝利。他一歇下来就画画。一位港商发现他，资助他考取了我们的美院。后来，你知道，他得到了奖学金。　

那一天，他回来，我见他很狼狈，衣服也破了，脸叫人打成了乌眼青，虽然他的皮肤黑，但也看出来那紫红的瘀血。我问他怎么成这个样子。他告诉我应一个黑人小伙子的邀请，给一个黑人歌女画像。可是来了一个白人痞子，一定要买这画；他的朋友不卖他的偶像：两人打起来了，把他也稍带上了。我又好笑又好气，我给他包扎，骂了他一通，说他准是帮他同胞打了抱不平。我心痛他，又哭了一阵。他反来劝我。说这是常有的事，在他们的圈子里。我正色斥道：什么样圈子，你是正儿八经的中央美院的毕业生，还是个高材生。他们算什么？市井浪人！他闷头无语。　

后来我知道，那个歌女叫燕妮，是他姨妈朋友的女儿，姨妈养了她一段时间，她们处得很好，她叫菲利普哥；他是为保护他妹挨的打。　

第二天，他对我说要到姨妈家去。姨妈家在大西洋城。他说在洛山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是真的，这个城里的艺术家就跟烂谷仓里的老鼠一样多：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都在好莱坞的边上转；都想找个机会跟哪怕是三流导演碰个面。可是有这样运气的人又有几个呢！大多数都成了“洛山矶的漂儿”。　

孩子刚生下的时候，他提过要姨妈来；我不同意：挣钱不易，养那么多人，房子又小。当然，还有一个更隐秘的思想：我要自己带这个孩子。不让他们，他和他姨妈染指。　

后来，我同意了他的想法。他把钱全给我留下了，一个人背一个画板上路了。　

葵姐，他真有这个本领，身无分文，游遍美国。那些在路上跑的司机，爱让他们搭车。他们是同类。他可以帮他开车，帮他修车，帮他装货卸货，还可以帮他打架……当然菲利普是画家，他的速写素描和彩色风景都很好，作为一个流浪艺人，养自己是没问题的。现在是他得养家。　

菲利普没有和我正式结婚，我现在独居斗室，带一个孩子，柴米油盐，什么都得自己料理，灰头土脸，就像那城里的打工妹，养一个私生子。一想到这，泪水就止不住地流。回想，我们那时，多么风流潇洒呀！我是高干子弟，一个电话过去，小车载着我们去八达岭写生。我的飘飘秀发和飘飘的风衣，吸引了多少中外游客啊！他们都拿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风华正茂的艺术家，丽人。现在，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一个亡命海外的游子……　

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当喜剧听吧。　

那一天我在迪斯尼门前卖画（都是在国内画的风景）。我兴之所至画些眼前的景物，我的小煤球在身边玩耍；突然他的天真打动了我；说来惭愧，我就没空仔细地欣赏过他。现在他那活泼的样子吸引路人的目光。这一刻我的灵感来了，我便用彩笔来捕捉他；他那迷人的乖巧跃然纸上。就在这时，他拾起一个白孩子丢弃的薯条，在手里把玩。我被他那专注的观察迷住了，那是儿童所特有的目光。我精心地点染。忽然，我听到后面一声咳嗽。一回头，见画架后面站一位黑人绅士，穿一件大衣。他把帽子摘下，冲我微鞠一躬，那举止风度真是一个绅士。　

“恕我冒昧，女士――他说――我知道，我无权妨碍您作画，但看到您要出售这些，我可不可以买下您正画的这一张呢？按您所要的价格。”　

我一时感到很惶惑，就在这时我看到我的孩子正要把薯条塞进嘴里。我连忙喝住他，夺过来，扔到地下，孩子哭了。我一手抱着他，匆忙地收拾画稿，在那人愕然的目光中，钻进车里，仓皇逃走。一直到家眼泪还不停地流。　

后来我知道，那人是民权主义者，那天路过那里，他没有看出我是孩子的母亲，产生了错误的联想：一个黄皮肤的女人画黑孩子拾拉圾，是何用心呢？　

这就是我过的生活。　

顺便问你一句，桦分到了哪里？如他问起我，你就说一切都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像诗人说的，让大学里的那些快乐的岁月，温馨的回忆，在我这污浊的生活里留一点闪光吧。　

我们住的地方离海弯很近，是一个黑人社区。我常带小煤球去海边散步。你还记得在学院的时候我们常去海滨写生，北戴河、大连、青岛和三亚，从北到南，在祖国辽阔的海域，太阳总是从海上升起；可是在这里太阳落在海里。同一个太平洋……一水之隔。　

我想念母亲，想念父亲，他们都已年迈。家事，我和你说过吧？父亲的第一个妻子也是老干部，六十年代初，病死了，没生孩子。她是母亲的表姐，母亲是为侍候她从南满的一个县城里调过来的，她是护士。表姐死后她留下来，照顾我父亲，两年后他们结了婚。她比爸爸小十岁。后来生了我，二老的独生女。　

现在我给他们生了个黑孩儿，革命家庭唯一的传人。　

我带他在海滨玩，小家伙用他的小黑脚试着冰泠的海水，他已经两岁了――我给他起了我父亲的名字。他那个族人一听说他的外公是毛泽东手下的战将，就竖起大姆指。“世界革命”――老黑女人用不太熟练的汉语，逗我的儿子。我苦笑了。是啊，如果他真有服务穷人的思想，也许他真能成为妈妈和外公之间的纽带。　

我总爱久久地凝望太平洋上的落日，它是那样的辉煌，大海在燃烧，环天都是火一样的云霞。我知道，目力不及的尽头，就是我的祖国。父辈们浴血奋斗，雪洗百年耻辱，建立的共和国。而我，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梅　１９９０　夏　洛杉矶　

第二封信　

葵：　

我去大西洋城了。刚回来，就给你写这封信。也许是给我自己写的，是的，我料不定会不会把它寄出。但我要写，是因为，像诗人说的，思绪翻腾，夜不能寐。　

大西洋城之行，或者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真的，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我积蓄已久的一次爆发。是我几年来潦倒生活的一次彻底的清算。葵姐，我二十五岁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二十五年前，妈妈忍着身体的痛苦，生下了我；今天，我知道，她会忍着十倍的精神的痛苦，在蛋糕上插上二十五只蜡烛，流着泪，等待我的电话……　

三天之前，我收到菲利普给我的钱，同时在电话里他要我去大西洋城，他说他想我，还有事要和我商量。我简单收拾一下东西，便带孩子去了。菲利普在机场接我，车直接开到他姨妈家。　

姨妈，黑女人，有四十多岁，是个胖子，动作灵活利落。一见我，便把孩子抱过去，让我去梳洗，之后，叫姨父倒茶，请我入座。端详我，露出真诚的微笑。我们聊起来，她问候我旅途疲劳，又问起我的父母。我敷衍了几句。姨父把孩子接过去，逗他玩。姨父是一位华人，五十来岁。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用汉语让孩子说“中国”，还顺手拿过一个盘子，给孩子，说英文瓷器；小煤球高兴，手舞足蹈，一下把盘子摔碎了，哭了。姨父傻笑。姨妈便把孩子抱过去，抚他头，一面批评姨父，拿易碎的东西玩，扎了孩子脚。小家伙温顺地伏在她的肩上。　

菲利普和姨父忙去做菜。我一面喝茶，一面与姨妈闲谈。早先菲利普让我把孩子交给姨妈，我不放心，此番我有意地了解一下她家的状况。从谈话中我约略地知道了下面的一些情况。　

他这位姨父是中国人，五十来岁。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他从浙江去了南亚。他是一个木匠，造船的。在马来西亚娶了一个当地姑娘，也是一个华侨。不幸第一个孩子就难产，母亲没有抢救过来，孩子也死在她肚子里。他为了摆脱痛苦，也带着掏金梦，到了旧金山。在那认识了菲利普的姨妈。她姨妈的前夫是个白人酒鬼，还爱赌博，吸毒，她把他赶跑了。这个性情豪爽的黑女人当时给渔夫们做饭，看上了有一身好手艺，人又老实的华人，便和他结了婚。那是十五年前的事，后来他们定居在大西洋城。菲利普的姨妈不能生小孩，他母亲临死便把他托给了妹妹，菲利普的这个姨。可是这家伙天性爱游荡，不愿意跟着姨父做木匠活，却跑到密西西比河的船上去打零工。后来到中国学习的事，我跟你说了，是一位港商资助的。他姨父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事事都听他妻子的话。黑女人的确是一个干练而泼辣的女性，家里外头事事料理得井井有条。　

大西洋城是赌业之城。这儿离费城和纽约都很近，作为旅游胜地，7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起来，不到十年就成为拉斯维加斯有力的对手。姨妈看准了这势头，她知道，要发展就要盖房子和装修，正是用木匠的时候。他让姨父联络几个华人、黑人和墨西哥人，到东部来发展。就这样，他们迁来大西洋城。这几年她家小有积蓄，只是盼望菲利普和孩子能在她身边。　

这个下午我了解她家的情况之后，对于安置孩子有些心动了，看小煤球一见面就依恋她，我又高兴又嫉妒。在洛杉矶黑人社团里，他也是宠儿，真是物以类聚。　

晚上我们把孩子留在姨家，菲利普安排了一个旅馆。大西洋城是一个现代化的旅游城市，旅馆的设施很完备。宽大的浴缸，水面下我俩的皮肤形成了一幅画。菲利普是第五代遗民，他的古铜色的身躯很美，他结实强壮。你别笑，也许画家的眼染上性的色彩。还记得我们画男模吗？回到宿舍那些放肆的议论？唉！无忧的年华……　

菲利普一次一次和我性戏，被我推开。问他生活的状况，问他寂寞时有没有浸润过女人，黑的还是白的。他只含混地回答。我的头发还没有烘干，他便把我抱到了床上。他疯了，我也疯了。但我还是坚持让他戴上套子，再不想为他的种族繁衍后代，他不太情愿。野人。虽然人类学家说他们进化最早，但我凭我身体的接触，总觉得他们刚刚走出丛林。那样恶劣的环境，毒蛇猛兽，靠什么生存？延续种群？性，性的逞雄，性的崇拜。在洛杉矶我常见，看他们那舞蹈，那下肢夸张地摇摆，还有那鼓声、*吟和呓语……傻丫头，你笑我吗？这是我和菲利普同居后，认识上的收获……他的唇和手在我的身上游走。一寸寸，一步步，揉搓、碾压。我伸展四肢，任他，去抚，去吮，去做。这个野人，总能一次又一次把我推向峰颠……葵，我不由自主写下这些，不是倾吐苦闷，而是述说屈辱：我自己是自己的奴隶，走到了今天。　

我累了，流着泪躺在床上，又想起桦的儒雅，他的水墨画多么风流潇洒呀，可是他却败在一个野人的手里，我是我自己的奴隶……　

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在洛杉矶时，我生活窘迫，孩子缺乏营养。我在街头卖画，一个白人，看样子像是棒球队员。他走到我面前，看我的黑孩在身边，以为我是一个纵欲主义者，便嘻笑着，要我画像，出手很大方。我答应了。他说要画果体，我说我没有条件，你如能租到画室，有一个实习生陪我画，可以。后来他退一步，答应穿泳衣。他向我展示他的肌肉。你知道，在校时我就以素描见长，虽说是一笔生意我还是认真的画了，只是在那里，勾了个轮廓。他不太如意，让我细绘，我加了一点工。他看了，现出淫笑，我收了钱坚决地把他赶走了。我立刻抱着煤球到超市买了奶粉和他爱吃的东西，回来哄他睡下，我伏在枕上哭泣。夜里我竟然梦见那个肌肉结实的家伙在我身上逞能，我感到无比的舒爽，醒来眼泪打湿了枕巾。弗罗伊得。　

那夜，我实在太疲劳了，蒙胧中听到菲利普讲他的计划，密西西比河……　

第二天上午，我和菲利普带孩子到海边去玩。秋天，此地比洛杉矶凉得多，菲利普还赤着脚，也让孩子脱了鞋，和他一起淌海水。我斥责他，他便顶着孩子，迎风奔跑。我听到小煤球欢快的笑声。　

面对大西洋我的感受是不同的。在太平洋岸边，我觉得对面就是我的祖国，是父母所在的故都。而这里，真真切切，是地球的另一边。骇浪惊涛，波诡云谲，大西洋使我想起二战的浩劫……　

也许，把孩子丢在姨妈家，我们去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是个不错的主意。哪一个艺术家不喜欢浪漫新奇呢？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一切。　

中午，姨妈的餐桌上，燕妮也来了。我认识她，就是在洛杉矶菲利普为她画像，遭致毒打的那个歌手，她是姨妈朋友的女儿。　

葵，我应该向你描述她的长相，这个芭比娃娃，总的看来是一个娇小的花瓶，那种烧制得很精致的细腰花瓶，巧克利色的皮肤光滑而有弹性。硕大的*房，从紧身内衣中绽露出来，浑圆的屁股，纤纤的腕和指，娃娃脸，大眼，腥红的肥唇。即使是站着和你说话，她的腰也在扭，鹿儿一样的小腿也在抖动。她的体态，声音，媚眼，以及她在你胸前划动着的手指，一切，都化为“性”，撞击和充塞你的感官。纯真的嘻笑，俗气而无邪，那么阳光，青春，艳丽。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感叹：西伯涅，你像朝霞一样美丽，西伯涅……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那小煤球，一见她，就扎到她怀里，在洛杉矶就是如此，她亲他的嘴，一次又一次，像鸡啄米。姨父吸烟，瞅着乐。我把小家伙拉过来，在他的屁股上扭一下，他惶惶地望着我。我心里骂道，黑鬼，你现在做情种还太小。　

席间，她仿照华人的习惯，给每个敬酒。走到我跟前，搭着我肩叫嫂子。你不能不被她征服，她有孩子一样的单纯和真诚。　

吃完饭，哥俩去洗碗，二老陪我说话。姨妈讲起燕妮。　

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姨缓缓说――妈妈死了，爸爸不着调，娶个后老婆，虐待她，她去捡拉圾。我看不惯，收了她，一个音乐家发现了她的天赋，走上这条路。后来爸爸又找她要钱，她也不忌恨。现在自立了，在洛杉矶和本城都有房子，还雇了个佣人。她挣的钱小半周济了黑人穷孩子。月前菲利普在赌场赢了钱，想给你娘俩寄去，结果又全输光了，不知这孩子是想跳海还是想清醒一下，走进大西洋的冷水。燕妮看见了，不顾一切救他哥，结果自己呛个半死。我听你姨父话，给他们灌了姜汤，暖和过来，两人嘻嘻笑。　

我听了姨妈话，对燕妮有些了解，但对他们的兄妹情谊还是有所置疑。显然，她是跟随菲利普来大西洋城的，也许是两人商定的。　

谈话间，我听到一阵咯咯笑声，去厨房，门开着，她吊在他的脖子上。你分不清是小妹在撒娇，还是情人在亲热。那年她十七岁，什么都懂了。我走过去，她又搂住我，说哥哥要“卖她”，给侄儿买个高级童车。所谓卖她就是卖她的速写。菲利普为了多赚钱，在家就画了好多张，到酒巴里卖给那些燕妮的崇拜者。　

晚上我们去看她演出，她用女中音唱乡村歌曲，的确迷人，全场都醉了。菲利普不停地画，人们拿到画又去找燕妮签名。就像北京街头卖油炸糕的。有的醉汉花一两美元买了画像，找她签名，亲亲她的小手，一出门丢在地上，别人的泥脚踏上去，另一些拾乱纸的小孩把她捡到筐里。这就是我国中央美院的高材生所干的工作。　

待到别人演出时，菲利普带我去赌场。这可是大西洋城的核心所在。有打台球的，玩转盘的，打牌的，玩牌又分多种。我们走到“老虎机”的区域，正看着，听到一声浪气的呼唤：　

“哈喽，我的猫咪，”一个胖老太太，白的，召呼菲利普，“小黑（公）猫，过来！”我感到一阵恶心，菲利普却顺从地走了过去。那白肥猪把前襟上的一堆硬币倒到了菲利普的口袋里。又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　

我丢下了他，出了赌场，径直回到了旅馆。　

菲利普随后追回来，向我解释说，是他的客户，富婆，他给她画像，不得不应酬。我不说话，把毯子给他扔到沙发上，合衣而卧。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机票回来了。然后打电话给姨妈，找了一个托词，解释早归的原因。并拜托她照看小家伙。　

我不怪菲利普，不怪任何人，我不想拿东方的父辈们的道德去衡量西方的牛仔。既然我自己都没有下决心结婚，我又何必责备别人的操守呢，给他自由，让他放纵，任他腐烂吧！　

而且我也自责，是我把他弄来此地的。他本来可以有尊严的生活。　

我准备一切都重新开始。最主要的是我要用功画画，不做自己的奴隶，不做任何物欲和金钱的奴隶，不让东西方文明的交错将我碾碎。　

梅　１９９０　秋　洛杉矶　

第三封信　

葵：　

亲爱的姐姐，一个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我接着给你讲我的故事。　

从大西洋城回来的一段时间，我很痛苦，这痛苦不是来自物资，衣食住行我能应付，痛苦来自精神。我问自己，毕业这几年我都干了些什么？正像鲁迅在《伤逝》中说的：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我就是那个子君，标榜自己鹤立独行，却忘了翅子的振动……　

经过这段反思，我认识了自己，我缺少的不是技术，是情感，是痛苦的升华。我现在有了，我特别想家。想念我的祖国，想念北京，想念东北平原。外婆家，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蒲河岸边的一个农村，泡子连着泡子，一大片湿地。东边二里许是岗子，林木繁茂。再东就平原，明长城的旧址。　

夏天的傍晚，表哥带我撑着小船，去湖里的浅滩上摸野鸭蛋。有了一些收获之后，他找一块干地坐下，从袋里掏出一块饼子，掰一些递给我。我们一面嚼着干粮一面欣赏眼前的风景。　

晚霞在林子上燃烧，桔色的云鳞铺展在天空，又倒影在湖水里，美极了。湖里大片大片的蒲草显得幽暗而神秘，特别是因为还有那星星点点的白色的荷花……蛙声四起，不知是什么又惊动了野鸭，它们使劲儿的叫着拍打翅膀，几只叼鱼郎子也飞起来了。　

湖面上吹来了小凉风，在消散的暑气中有蒲和荷的香味……　

我在美院读书时，暑假也曾去外婆家，画过那条小河和周边的湿地。　

回到洛杉矶的那段时间，我把这些草稿拿出来，用了两周时间画了一大幅油画：　

晚霞消退了，低矮的天空从疏疏落落的林子后面透过它橙色的余晖，一条条的光波映衬着大片的蒲丛、湖水，星星点点的白色的荷，两只水鸟飞起，你能感到在寂静的时空中，那扑翼的声音……我一改记忆中那明亮的色彩，让她现出它的幽暗、深邃。你记得，老师给我们讲印象派时，引过莫奈的话，营造画面的气氛比捕捉形体更重要。我选择这样的光影效果有意让它有些蒙胧模糊，我要把岁月藏进去，把我的乡思藏进去，把我的悲情藏进去……　

我把这幅画装好，拿到一家有相当影响的画廊里去。一连两天，我在厅里徘徊，饿了便嚼一点面包，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画前驻足，心里感到宽慰。第三天，下午，一个老者来了，拄着手杖，立在画前，久久凝视，满头白发，泪眼迷离。　

“老伯，”我走到他面前，蔼然地说，“我是这幅画的作者。”　

老人微笑，注视我：　

“你是东北人？”他用汉语问。　

“老家在东北，后来去北京念书，来洛杉矶三年了。”　

“我家就在这儿，他用手指点了点画。辽泛区，十年九涝，十年九涝，可还是想它，那些连片的湖泊，成群的水鸟……你摸过野鸭蛋吗？”他问我。　

“摸过，表哥带我。”我突然兴奋起来。　

“大凡天才，都很淘气，小丫头成了大画家。”他一笑现出睿智和幽默。“这幅画我买了，比这标价高一些，高的部分直接给你，画廊不是要抽头吗，还要上税。美国这套你得适应。”　

“多谢老伯，你不必多破费，标价的提成够我活两月，这期间我还会有新的创作，饥饿会逼我成才。”　

“你能画东北的大平原吗？比如说，冰天雪地，我想啊！洛杉矶这鬼地方不落雪！”　

“可以，下次给您画幅雪景。”我欣喜地说。　

老人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名片，递给我：　

“这是我小儿子的，这里家的地址和末一个电话是我的住处，你叫我“萧”。让画廊把画送去，以后你也可以和我联系。”　

我看了一下名片，他儿子，萧，是一个传媒公司的经理。　

我的第二幅油画也画了半个月。画的是南满的雪原。　

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在路上跑着，远方浑蒙中，大车店的一盏小小的红灯在风里摇摆。　

我看萧老伯的年龄，便知他思乡的心态。我忆起了一次寒假，那时我在念中学，我去探视外公一家。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外公给我讲早年的生活情景。年青时他跑马车拉脚住大车店的故事。　

东北的大车店，葵姐，那是一个多么富有地域和时代特征的处所啊！假如你搭坐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在白雪皑皑的大平原上赶路。向晚时分，透过暮霭，透过稀疏的林木，远远望到那高高的压着厚厚积雪的柴草垛，和那透出小小红光的在风中摇摆的灯笼，你会何等兴奋啊！这时候车老板儿会摔起响鞭高声吆喝，甚至跳下辕来，小跑着活动下肢，牛皮靰鞡踏着积雪发出欢快的咯吱咯吱的声音；马儿嗅到散发在空气中的烟火气味，也会昂头挺胸，喷着响鼻奋起四蹄；车上冻得麻木卷缩着身子的旅客，此刻也会在颠簸中躁动起来，大声拉话……　

大车店，风雨旅途的驿站。　

“那是旅行者热乎乎的窝儿。”外公叭哒着旱烟袋，感叹说，“你会碰见南来北往的佬客，那些戴着狗皮帽子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说不定你啥时落难，他会伸出手，拉你一把。”　

我的画，就是这个情调。　

我按名片的地址，开了车把画送去，原来那就是“小台北”富人区。　

我把画放到了他家的客厅。老人急不可耐，一会趋前，一会退后，花镜戴上又摘下，看着看着，竟老泪纵横。仆人，一个年轻华人女子，扶着他坐下，也给我沏了一杯茶，我们便聊了起来。　

“萧老伯，我这画不是卖的，而是送给您的。”我恭敬地说。　

老人无语，没有谦让，也没有道谢，他闭起眼，仰靠沙发，眼泪又静静地渗了出来。良久，才唤了一声：　

“孩子，我是东北军的战士，“九.一八”事变入了关，１９４５年光复，回了一趟老家。后来，国共内战，我们败退台湾。退休后我迁到这儿来。一直没有回去过，四十五年了，老一辈的，可能都死光了……你——有何难处，流落此地呢？”　

我约略地讲了我的家庭和我目前的处境。当我讲到父亲是红军战士和他现在的生活的时候，萧伯笑了：　

“一个国民党，一个共[chan*]党，说不定我们在战场上碰过面，他该比我小一些，武士，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了。”他又说：“孩子，不要匆忙去涂抹，不要为衣食奔波，用心去画，像这样。”他用手杖指了指画。“有困难给我打电话。”　

我是在萧伯家吃了饭，驱车回家的。一进门我就给姨打了电话，问孩子。她喜盈盈告诉我，小家伙会扭屁股了，我笑说，扭吧，锻炼身体。放下电话心里想，就是那个种。挣点钱送他到华人幼稚园。五、六岁带他回北京念小学，唉，又要一番斗争。　

菲利普也给我来过电话，果然燕妮与他同行，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作流浪艺人。他说他想我，我不理他，他又说我误解了他，看不起他。我驳斥他，骂他，我说，我看不起你，为啥给你生孩子？那看得起你的人，为啥叫你猫咪，把你当宠物。他无话，我听他在抽泣，也许他真的哭了。他说要给我寄钱，我说免了，我没告诉他我的一切。最后，我说，做为朋友，我劝你自重，真正走到乡村音乐中去，走到马克吐温的著作中去。他还想说什么，我把电话挂了。　

萧先生受父亲的嘱托，自愿作我的经济人。萧老伯出钱，他在王后玛丽和海港村之间为我买下了一个住所，我搬出了贫民窖。新宅子面积不大，但也够用。一楼一底。上面是卧室和画室，下面有一个小客厅和展厅。能挂十余幅画。我的经济人还与艺术馆签了一个意向，审我的稿，给我展位。　

我用三个月的时间画了十余幅油画。都是风景，有北京的檀柘寺、樱桃沟、雪芹故居，老家的村舍、茅道、蒲河、茨榆坨。它们都是我原来写生的画稿，如今在异国土地上灌注了我痛苦的乡思。　

其中有一幅《白马》，在艺术馆展出，振动了华人世界。所有侨报和洛杉矶的一些报纸都登了它的照片和评论。那是我综合了外公的故事和萧老伯的国恨情怀创作的。　

画面描述的是“九.一八”之后，蒲河岸边的一场血战。　

夕阳沉入了高粱地，给激战后的沙场染一片血红的悲情。野李子和酸枣树的灌木丛暗淡下来，衬托出一匹白马在河畔逡巡。鞍鞯散落在岸边，壮士已没入了林莽，小河水呜咽流淌……须臾，浸入阳光的高粱穗，神奇地泛一圈圈红光，随风摆动，参差明灭。再看那白马，竟染成了玫瑰色。它那修长的身躯，摆动的颈项，弧形的脊背在亮青色的天空下，现出优美的曲线。那缓缓飘动的鬃毛像一缕火焰，在动荡的流水里现出灿烂的倒影。突然它仰天悲鸣――这就是我画面的定格――那一柄折断了的血染的马刀插在荒草中，刀把上的小小的穗缨像一撇微弱的火苗，荧荧地，在秋风中摇曳……

画的原题为《深秋１９３１》，萧伯看后，在画外写了三个苍劲的大字“悲回风”。它使我一夜之间出了名。　

葵姐，这就是我在洛杉矶迎来的第三个春天。　

梅　１９９１　春　洛杉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