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和我提起了嵇康，我一怔，随口答：他可是我的偶像啊！我的意思是除了对这个古人有着特别的尊敬之外，还觉得自己偶尔和他有点相像。

知道嵇康，最正常的途径是来源于中国文学史。尽管政治上出奇地黑暗，却不妨碍在中国的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特立独行的人，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在“竹林七贤”中，又以阮籍和嵇康最为突出，就个性而言，嵇康又比阮籍更为鲜明。

阮籍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一面做着司马氏的官，一面啥事不管，写一些比较难懂的接近玄言诗的《咏怀》系列。官做得不小，都在统治阶层的核心里啦，还能基本自保，这是很难得的。据说每到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地喝酒，即便是司马昭和他结亲家（为司马炎求亲），他一下子在家喝了六十多天，把这个事情扛过去了，还没落下把柄，最后虽然寿命不大（五十四岁），也属于正常死亡，基本上属于善终。

嵇康呢？人家好心好意地劝他做官，他与人家绝交，人家新贵到他那儿去以探讨学问为借口套近乎，他就像没见过这人似的，惹恼了钟会，留下了祸根。最后插手人家家务事，被逮住了把柄，命归黄泉。

阮籍也属狂生，那个成语叫“穷途而泣”就是说他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四处溜达，毫无目的，到了没地去的时候，他就一阵嚎哭，掉头回家。可人家狂是自己和自己狂妄的，披头散发，裸身豪饮，送嫂子回娘家（当时礼教不许），看到嵇康就是用青眼看他（词语“青睐”的出处），遇到嵇康的哥哥嵇喜就用白眼看他等等，这些都与政治无关，也就与性命无关了。真要到节骨眼的时候，他还是很谨慎的。司马昭加九锡的时候，叫他写点东西，他立马就写了，据说写得还很漂亮，一时广为传颂，被称为“神人”。这样的做法在文人眼里或多或少有点失节，可要是不失节的话，就得夷三族，面对无辜的生命及挚爱的亲人，他几乎没有选择。

这样一串起来，似乎就更能明白“穷途而泣”的情况。阮籍在一个人的时候内心是很复杂的，很苦的，甚至连司马氏的官他都不想做，可他不能挑明，挑明了就是不合作。包括他侄子阮咸和他在竹林里混，他没什么意见，到了儿子也想混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说明他并不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所谓“隐”不过是“藏”罢了，平白无故地把自己藏起来只能是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可又憋不住，于是只能大谈玄学，包括行为举止都让人家觉得怪异，唯其如此，方可避祸。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借此抬高身价，待价而沽。就那七个人，多数是因为看不清魏马之争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压宝时拿不定主意，所以在一边等待机会，一旦局势明朗，就可以看出真面目了，山涛、王戎等接着就出山了，还劝嵇康也出去，而嵇康显然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嵇康应该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曹魏得势也罢，司马掌权也好，他都不是特别想做官的。而且真要想做的话，有的是机会，他是冠绝一时的名士，司马昭是很想拉拢他的，就连钟会去的时候，虽然钟会只比嵇康小两岁，可还是惴惴不安，可见一般。山涛实际上劝了他两次，第一次他没有理会，第二次才写绝交书的。再说，从他的行为举止上也可以看出一些，他懒散、诞傲，一个月十五天不洗脸，常常忍住小便，就这样的人你说他想做官恐怕不太让人相信。他的爱好是求仙，修炼，经常跟在几个著名的隐士（，有点疑问，既然“隐”就不该出名，所以也未必是“隐”）后面登山涉水外出采药。然后就是养生，把他的习惯和他热衷的养生搁在一起按照现在人的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那时人们是相信长生的，加上他本人就有那么点神仙气质，他就更倾注于此。先看他的形象，身高七尺八寸(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容色伟丽。龙章凤姿，质性自然，立若孤松之独立，醉若玉山之将颓，怎么说算个美男子吧！也能理解，人家皇室宗亲找女婿，模样差不到哪儿去。他外出采药，长须飘飘，别人以为是神仙来了，这点自信他是有的。此外，他还写过《养生论》，劝别人体气平和，俯仰自得，无虑无为，灭名利、除喜怒、去声色、绝滋味等等，自己也有所为，王戎说他：二十年未尝见喜愠之色，其实很难的。

完全矛盾的现象就非常现实地在他一个人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他在《养生论》中展示的完全是一幅出世的心态，可在《绝交书》中，又是那样的慷慨激烈，似乎没有意识到前途的凶险，作为曹魏的亲戚，小皇帝都被架空或杀害，他却好像缺乏敏感，非常鲜明地摆出不合作的姿态。钟会带着一帮随从浩浩荡荡地和他探讨玄学时，他正有滋有味地打着铁，向秀拉着风箱，就像没看见钟会似的，钟会没趣，抽身便走，他还不忘奚落一番“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有所闻而来，由所见而去”看起来很旷达、潇洒，实际上在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按现在人的想法，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嵇康的想法是，我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管你是谁！也有可能嵇康是真正的学者，他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告诉钟会，什么才是玄学的真谛，我这就是。钟会脸上挂不住啊，人家不是来做学问的，人家是来显摆的。

实际上，嵇康也不是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懂，他知道阮籍和自己不同，他说阮籍“口臧否人物”认识是很到位的。自己也知道由着自己的性子结果也不太会好，比如他写过“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巇”；同样在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罗列了自己不适宜当官的九种因素后，自悟似地说“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耶！”；说明他有自知之明，至于对儿子，说得就更明白了“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用，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可谓语重心长。他还曾请教著名的隐士孙登自己该怎么办，孙登说他才多识寡将不免罹难，看得挺准。就这么一个明白人，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熬不住，他做不到，根源还是在于性格上的因素。

这种性格实质上是一种“绝俗”！就是也知道这样下去明显不会有好果子吃，可还是不想唯心，更不想改变自己，也改不了。

就拿山涛来说，两个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山涛也仗义，两次举荐他出仕，你不去就不去，干嘛还要数落人家。到嵇康被害之后，山涛还是把他的孩子抚养成人，培养成为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良将，可见山涛也是很重视这份友情的，这份交情也是“绝”不掉的。

可如果嵇康一言不发那也就不是他了，虽然这时候我都觉得他都不怎么可爱，但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所为即是有所为，嵇康的无所为乃至不通情理是一种境界。在中国历史上见风使舵的人比比皆是，尤其是满口仁义道德的文人要是摇起尾巴来比狗快多了，动作也更优美，还有一类就是不合作，寄情山水，阮籍就是典型，第一类人自然摆不上桌面，第二类人大有人在，不失风骨也是值得人尊敬的，而最值得人崇敬的就是第三类人，他们可以把性命丢在一边然后坚持自己，嵇康是这当中的突出人物。

不知怎的，提及嵇康我总是能联想到谭嗣同，谭嗣同有两句光照千古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无独有偶，嵇康在《琴赋》中也曾提到“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写道“曷不委心任去留”，都是不太在意“去留”的，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谭嗣同以死召唤国人，嵇康傲视权贵，迁怒友人，都是个性独立的集中体现。而很多人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是迂回的，打折扣的，他们不是。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还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时常会提到“脊梁”这样的词语，不知以上三位算不算中国的“脊梁”。

一个民族缺少太多的敢于诤言的勇士，是因为这个民族有着太多的残暴，选择隐忍与苟活是很能理解的。就嵇康时代而言，司马氏掌权，血洗士族，文人杀的大概不少于三分之一，像嵇康他们是难免的。咱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长的封建社会，有着太多的刑法，太多的株连，纵容了集权制的滋生蔓延，扼杀了太多蠢蠢欲动的精神补给，似乎只能装疯卖傻了。正因为如此，嵇康等才惟其珍贵。

且看嵇康是怎样谈论圣人的，“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勌谈论，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实际上”“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骛于荣辱之途”。在那么多年、那么多人都来供奉圣贤的时候，曹操是中国历史为数不多的明白人，可是他想杀孔融，都只能高举孔孟大旗，唯心地使用“不孝”这样的罪名，可见嵇康此语堪称“离经叛道”！

后来还是没有逃过，死因很简单，朋友吕安的夫人受辱，事情是吕安的哥哥吕巽做的（这叫什么事？），事发吕巽倒打一耙，告吕安不孝，导致吕安被流放。吕安在辩解的时候，套用了嵇康的很多观点，嵇康也从中调解，帮着说话最后钟会进谗言，其中有一条罪名就是“言行放荡，非毁典谟”，两人先后被杀。嵇康死的时候很惨烈，有太学士三千人上书，请以其为师，司马昭不同意，嵇康教人取了一把古琴，临刑高奏《广陵散》，江淹说他“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模样很镇定，姿态很潇洒，并且还派生出许多诸如“尸解成仙”的美好传说，表明了很多人美好的愿望。

不能不提一下《广陵散》。

魏晋时弹琴的人很多，阮籍也会弹琴，他曾写过“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蔡文姬妇女俩都是著名的音乐家了，估计那时不要考试，有个好出身就可以混世了，所以那时出生好的人就可以悠悠地打扮，男的涂脂抹粉（嵇康不是），何晏有时还顾影自怜，所以所谓的名士能弹一手好琴就可以理解了。

嵇康因为《广陵散》而被更多人知晓，《广陵散》因为嵇康而略带神奇。

我是不带观点来谈论音乐的，一本厚厚的中国音乐史，我感觉分量不是很重，虽然有风雅颂，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戏曲，有编钟，有宫商角徵羽的音阶，有古琴、有古筝、有琵琶等等，但是总觉得有点单一，缺少和声的东西在里面，很多素材是为了编写历史的时候强加进去的。留下来的也不是很多，真实性也打折扣，相反倒增添了不少美丽的传说，比如高山流水、比如阳春白雪等等，曲子听不出多少玄机，倒是有不少神秘色彩在里面。《广陵散》也不例外。

“广陵”就是扬州的古称，“散”是音乐的形式，《广陵散》应该是流传于扬州的一则曲子，说的是聂政刺韩相韩傀的故事，聂政为报严仲子，只身刺杀，得手后，自己毁容而亡，为的是不让人认出而祸及严仲子，他的姐姐聂荣认出来之后，也自绝身亡。还有一种说法是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因延误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报父仇，在得知韩王喜好音乐之后，遂毁容，躲进深山，花了十年的时间苦练琴艺，借着给韩王弹琴的机会刺死了韩王，自己也随后被杀。版本不一，说得都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所以曲调激烈，似有“纷披灿烂，戈矛纵横”之风。按照文学上的语言，这支曲子也属“幽愤之作”，这就和嵇康找到了共同的地方。

以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的风骨，“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心性，自然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是有所反感的，除了在自己的第一个强项——诗歌及散文中流露之外，自然在自己的第二个强项——音乐上有意无意地也会体现出来，他最喜欢《广陵散》或多或少也能说明什么。

嵇康在音乐上的造诣是很深的，他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丝毫不逊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按照现在人加头衔的方法，就音乐而言，他至少是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以及古琴演奏家等等。作的曲子相传有《嵇氏四弄》和《风入松》，至于音乐理论，他的《声无哀乐论》更是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撇开了一直以来人们公认的音乐与人情相通的观点，认为音乐与人情互不相通，姑且不论对与错，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能另辟蹊径，其胆识与思想深度不能不令人惊叹！

你有多高水平那是你的事情，你不与当权者合作那就是统治阶级的事情了，人家不能不管。司马氏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改朝换代，该杀的已经没剩多少了，玄学的创始人何晏已被司马懿夷了三族，还有几个河东士族大户也都没有幸免。以嵇康的声望，要么投降，要么就是灭亡，嵇康不会投降自然只能灭亡。只不过死亡时的场面要宏大一些而已，死亡过后的故事要多一些而已。

嵇康临刑时，顾视日影，神态自若，琴声激荡，曲终叹息道“昔日袁孝尼曾请学此曲，我没有传授于他，《广陵散》于今日绝矣。后来也有半夜听琴的传说，在顾恺之《嵇康赞序》和《太平御览》中有所记录，说得有鼻子有眼，自然不是真事，不过是后人后一些纪念贺尊敬而已。

曲子也没有遗失，后人还是整理和记录下来了，现在流传的版本是管平湖先生整理的。大体上应该就是当时的曲子。

徐志摩写过很多唯美的诗歌，我不怎么记得也不喜欢什么康桥、什么一低头的温柔，不胜莲花的娇羞，但是我倒记得这个文质彬彬的诗人说过一句很不唯美的话，叫做思想被政治强j*的苦，在司马时代，以嵇康的风格能玩过谁？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纳尔逊曼德拉在自传中写道，他做过那么长时间的牢，居然没有被人殴打过。说实话，我很惊讶，几乎难以想象。为什么呢？怎么可能呢？把他除掉要省多少事儿，在曾经的中国，老百姓想告个县官，对不起，不管对与错，先打一顿再说。就是在现在，欺辱弱小的事情依然屡见不鲜。

一个信奉暴力与强权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光照千古的思想家的，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依然不必人家落后，同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李贽等等已经在个性解放的思想追求的道路上作着积极的探索，可在大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大背景下，他们怎么可能走远？

征战与杀伐已经循声远去，迫害与戕杀也已经变得遥远，就这支曲子，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说成举世无双，嵇康作为将近两千年之前的人物，却还异常清晰地经常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我想未必是他的文、他的琴、更不可能是他的酒，主要是他身上体现出中国历史上很稀缺的珍贵的品质——绝俗！

我们背着据说是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我们传承了多少这些绝俗的品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金榜题名、封妻荫子等等对物欲与权欲的坚定不移地追逐倒是植入了太多中国人的血脉深处。所以，面对时常发生的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时，我们很多人很急躁、很愤怒、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也没有拷问我们的历史精髓，我们的历史除了一些个凤毛麟角的惊鸿一瞥之外，难道不是杀戮的重复与死亡的叠加吗？

文明从绝俗开始，绝俗从远离媚俗开始，而这些无疑都要从你我开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