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慧寺仿古

之所以安排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对这一切有着一种依赖性的悲情，或者敬仰。　

--------题记

1

在青海，有几座寺院，在当地人心目中地位特殊，近乎是一种完全的依赖，这种依赖是来自精神层面的，无法摆脱的印记。这也许就是身为青海人的文化印记。

自孩提时，常常跟着家里人在逢年过节时去山上祭拜山神，寺里瞻仰佛像，庙里烧香祈求平安。这一切在当时我来讲只是好奇，近乎是一种游戏，因为可以摆脱书本和农活家务，尽情在寺院高屋大顶下戏嘻打闹，直至父母办完佛事便带着满身是土的我，拍去身上的尘土，强行拽回家去，那时候，我只是知道这些佛刹是烧香拜佛的，却不知道佛为何事。

后来，我的爷爷去世了，老五爷也随之西去（老五爷是爷爷的弟弟，读过书，为人和善，在村民中间影响很大，他是个佛教徒，从他那里，我是了解了一些佛教的理论，但在我还在高中时候年轻人看那些书是会被誉为愣头的）而我渐渐长大成人。家乡浓浓的乡土文化养育了我，使我的精神世界变得充实，有趣。而故乡始终是故乡，我就在距离她仅仅40公里外的都市里。

故乡的山川，河流，峡谷，草滩……无一不给予我营养，同样，我也是怀着极度的敬畏和怜惜，因为故乡只有一个，心灵故乡更可贵。

寻遍青海，翻遍史料，洋洋中华文明史中却对家乡青海载之很少，这是因为故乡的文化资历不够、没有资格丹青留笔吗？还是故乡西陲边远的地理位置使得她边荒文明，不予流芳？

不是，任何文化形态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内敛，边缘，境界就是青海文化的个性。也许境界算作文化的个性的确有些牵强，但是追求高的境界，还原大的意境，悲天悯人，天人合一确实是青海文化的独有个性，这种个性千年不变缓缓传承，时至今日依旧焕发魅力。

也许“西北有高楼，只与云天齐”华夏正统的文化观念难以进入河湟边地，青海成了文化自然演变，相容的前沿，汉儒，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都接踵而来，世界两大生产方式农耕与游牧就在这里激励碰撞。当然落后的毕竟会退出这个舞台。

是的，人类的生产方式是会改变的，单精神层面却不大容易，这就使得一种文化形态在强有力的政治背景下进入，但并不是所有的军事行动都会凑效，比如青海汉族，在汉，明两代大规模进入以后虽然倔强的保持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征，但是在藏族的大环境中，却被印上了深深的藏传佛教烙印，时至今日，这种烙印还在继续。

我就是这种烙印下成长的，我也怀着这样的烙印走进了广慧寺。　

2

广慧寺时西宁地区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历史上曾与塔尔寺，佑宁寺齐名，始建于明末清初。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早期的7大圣迹之一，在蒙藏，乃至北京等广有影响，鼎盛时寺僧上千，具备四大学院，是一座藏传佛教高等学府，而这座学府却在历史上有着起起伏伏，鲜为人知的经历。

自元代开始藏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蒙元王室也对劝化藏区归化的藏族喇嘛恭敬有加，开始了中央王朝对藏地高僧进行敕封的先例。元世祖忽必烈时，就曾封西萨迦派喇嘛八思巴?罗追坚赞为帝师，国师，以后几乎被届元室都要再西藏喇嘛中封赐国师和帝师头衔，成为中央怀柔治藏的先河，为明清两代治藏树立的标杆。

公元1357年，正当中国内陆处于战争前夕时，西部青海河湟地区诞生了一位圣者，这位圣者后来千里跋涉，在西藏学经多年，尽己一生，著书立说，改革佛教，创立了盛及今日的藏传佛教新派———格鲁派，这位圣者就是至尊宗喀巴大师。格鲁派创始的时候，正是河湟地区汉族大量进入的时候，也是明王朝与垂死的元朝决战的时候。

历史注定了格鲁派的兴盛。因为改派僧人严守戒律，使得佛教清净地恢复了庄严。使得人民对佛的信心大大增强。

当然，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一个想在西藏立足的宗教光有信众和佛理是不行的，还需要一定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是护教法主，更何况，明朝一只在支持着兴盛一时的噶举派，并在西藏敕封了10余位法王，新兴的格鲁派，如何走向兴盛成为格鲁派上层喇嘛的头等大事。

然而在民间，随着宗喀巴大师盛名和格鲁派祈愿法会，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的建立，格鲁派依然深入人心，使得执掌西藏政教大全的帕竹政权有点惊慌了，他们开始在西藏大肆镇压格鲁派，想把新生的格鲁派扼杀在摇篮里。

然而新生的事物是有无尽魅力的，它的生命决定了对手的命运。

明末清初，格鲁派与已经内属的蒙古王公俺答汗取得了联系，青海蒙古各部改宗为格鲁派，俺答汗还在青海湖南岸为西藏高僧，甘丹寺主持素南嘉措赠号‘圣识一切?其瓦其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自此之后格鲁派就确立了达赖喇嘛的活佛系统，格鲁派在西藏之外的传教过程顺利进行，青海地区蒙古土尔扈特部全部皈依格鲁派，素南嘉措被认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后来三世达赖在青海扩建了塔尔寺，在今互助五十乡讲经时许诺将来会来这里主持建寺……格鲁派上层与蒙古王公建立了紧密联系，青海宗卡地区也奠定了格鲁派的信仰基础，并有了最初的格鲁派根据地----塔尔寺。

明朝政府也注意到了三世达喇的巨大影响，便召达赖喇嘛到北京会晤，并封他为‘朵儿只唱’（金刚持），在前往京城的路上，这位一生为宏传宗卡巴大师教法献身的大师不幸圆寂于蒙古地区。青海塔尔寺安放了大师的灵塔，并为他修建了达赖遍知殿，位于文殊殿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据称，三世达赖圆寂时预言自己会在蒙古地区转世，后来在三世达赖圆寂一年以后在四世达赖就出生在了蒙古王室当中。

四世达赖，是历代达赖喇嘛系统中唯一的蒙古族。

四世达赖叫云丹嘉措，他倡建了闻名遐迩的佑宁寺（郭隆寺）著名高僧赞波，端智仁青已经开始在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学经，并前后在塔尔寺，佑宁寺担任法台，广慧寺建寺的日程逼近了，青海蒙古贵族与民众的信仰之门即将开启。

而这时期西藏第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大师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邀请支持格鲁派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进入西藏，建立了由格鲁派上层僧团与蒙古和硕特贵族共同执政的甘丹颇章政权，并与兴起于东北的满族政权建立的关系，顺治年间清军入关之后五世达赖还专程前往北京拜会了顺治皇帝。并被顺治帝册封为‘西天大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颁给了由汉，藏，蒙满四种文体所书的金册和金印。从此达喇喇嘛的职衔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确认，成为定制。

而这时候，固始汗在青海的势力正在和赞波仁波切会晤，商议共建赞波寺……湟北大寺广慧即将登上青海文化历史舞台！

3

公元1649年，清顺治6年，藏历土牛年，正在郭隆寺任法台的赞波端智嘉措突然辞去法台一职，来到青海西宁北部的夏课合蒙古地区讲经说法。这在当时郭隆寺可能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至于稍后的《佑宁寺志》中将这件事定型为本寺僧人外出为寺院建立附属寺，并把赞波佛的转世定型为佑宁寺转世系统。就在这一年，赞波大师发现大通地方风景秀丽，具备黄金山多处，便决定建寺。在建寺时，赞波佛把地址选在了老爷山西北麓的平台上，在劝当地牧民迁移时赞波佛大声说“你们迁居他处吧，我要建寺！”当地民众觉得这位高僧性情霸道，就说“哦哦，这个喇嘛还真是‘赞波’啊”就是说这个喇嘛霸道的意思。赞波大师觉得这个寓意很好，佛法赞波，旧传不衰，就建起了最初的赞波寺，因为该寺与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渊源颇深，故也称之为郭莽寺，也因为建在夏课合而被称为夏可寺（宝贝寺）。该寺采用郭莽扎仓教程，成为哲蚌寺附属寺，在青海地区名气大曾。

后来五世达赖进京时光临该寺，为僧众讲经说法，解答疑惑，

民间传说这时候的郭莽寺规模一般，只有赞波囊谦和经堂一座，30余名僧人只是住宿靠帐篷解决。人称帐篷僧。

1665年，蒙古贵族固始汗之孙摩尔根洪台吉祈请五世达赖，要求将蒙古高僧赤列龙珠派驻郭莽寺主持寺务，五世达赖封赤列龙珠为“敏珠儿诺门汗”从此郭莽寺就有了敏珠儿活佛系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光辉的一叶，也为郭莽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敏珠儿?赤列龙珠的主持下，寺院开始扩展，建成了闻思，续部，医学和总领全寺的大经堂，寺僧达到了800余人，成为在蒙古，青海和西藏广有影响的格鲁派大寺。因为地处汉藏蒙土等民族交融地区，在不同民族间寺院的名称也有差异了，列如：赞波寺，郭莽寺，夏课寺，宝贝寺都是这一时期传出的。

物极必反，佛言无常。

公元1723年，清朝雍正元年，青海蒙古亲王，和硕特蒙古贵族、也是郭莽寺的主要施主罗布臧丹增因为不满清政府取消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权利，在康熙去世，雍正根基未稳时起兵反清，郭莽寺因此受到牵连。大喇嘛薛婵然将巴、法台二世却藏等因为参与资助叛军作乱，被征西大将军年羹尧引诱至今大通衙门庄烧死，该寺被毁于战火，寺院数代圣贤之功毁于一旦。

战乱之后，清政府颁布了《青海善后12条禁事》寺院规模和僧团人数都受到限制，青海藏传佛教大寺都基本受到影响，损失惨重。就连先前赏赐与郭莽寺活佛的印信也被剥去。

事实上，这只是寺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顿号，公元1726年，正在西藏学经的二世敏珠儿佛被七世达赖喇嘛派往北京，开启了敏珠儿佛在京任职的先河，也理所当然的为郭莽寺重建打下了基础.

宗教怀柔历来是中央治理边疆的国策。

敏珠儿佛在北京圆满的完成了七世达赖喇嘛托付的任务，受到雍正皇帝的赞赏，敕封为驻京呼图克图，成为青海地区驻京七大活佛之一，地位仅次于章嘉。因为驻京呼图克图在政教上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使得寺院迅速得到朝廷支持，于1729年开始恢复重建。重建时因为原来的地方比较狭小，就迁至今天的大通县东峡。

这一次重建中雍正帝以该寺旧名不雅，御赐寺额为“广慧寺”寺院于雍正十年建成，雍正帝还钦赐敕建广慧寺碑文。新建寺院以皇家寺院之尊成为当地最有势力的佛刹。建有闻思，密宗，医学等经院和佛殿，有了较大规模的建筑群。势力显赫，名冠河湟，成为甘青，藏蒙地区著名的佛教圣地。

乾隆年间又被赐予“法海寺”“大利进殿”匾额各一块。

广慧寺僧众在学术上也不乏出类拔萃之人，历世敏珠儿，沙里瓦，甘主儿瓦活佛都是学贯十明的大学者，尤其是第四世敏珠儿佛更是精通历史，地理和医学，他所写的《世界广论》一书早就在清代就名扬海外，有了英，德。日本等文字的译本。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旧时代锁禁人们思想的枷锁吗？

————事实上它更多的收敛了我们干枯的心灵。我是这样认为的。

公元1873年冬，青海地区回民起义，他们把广慧寺当做了进攻对象，寺院就组织属民在四周打上了厚厚的土夯墙，以便起到防御的效果。但1866年寺院被攻破，又一次被毁于战火之中……

1875年寺院又一次在信众的支持下倔强的屹立了！

也许，这就是佛陀所说：有生必有死，精进无懈怠的佛理演化吗？

4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这是人们谁也始料不及但也无可奈何的时期，许多被我们绵延千年不变的信仰一夜之间成了牛鬼神社，要批斗，要打烂，要拆毁；一时间，那个年月尘烟四起，激扬的人群走进庙宇，宫观，墓葬……就连华夏圣人孔子故里也惨遭袭击；人们把那些业已躲过枪炮的文化遗产毁在了劳动工具当中。

据称，那是个热火朝天的场面。

作为西北具有影响的大寺院，金碧辉煌的广慧寺当然也在破除之列，一座座殿宇，一尊尊制作精美的佛像法器全部在滚滚尘烟中轰然倒塌，换来的则是曾经民众的一种欢呼，或者庆贺。事实上，并不是谁都在幸喜，也有人曾为寺院数百年的深厚历史担忧过，预言着将来重建的机会。虽然我只是推测他的存在，但我想这样的人在少数，我们可以从寺院被毁后一直还坚持前来朝拜的信众间能够感知到。

此次一毁，毁的彻底，片瓦无存，寺院的珍宝也遗失殆尽。据亲历此事的老喇嘛介绍：寺院被毁的前几天，就有大量的群众自发赶来用骡车拖运了一些寺院的佛宝，至使后来广慧寺重建时也收回了部分文物。列如山门上的石雕狮子，历代敏珠儿佛的大印等等。说起那夜或者哪天的事情，这位年逾八旬的老者变得很烦躁，流露出丝丝伤感和失落。

如今，在寺院实施重建和的第31个年头上我来到了寺院里，确切些讲，应当是寺院的废墟之上。

这是怎样一种心境呢？是感动，是欣喜还是泪流满面？向这座曾留下我祖辈足迹的土地，我应当怎样来诉说忧伤？

然而我很平静自然。只是轻轻的抚动着这残留在废墟上的瓦砾和柱石，想象着它昔日湟北大寺的辉煌。宛如离弃多时的游子回到久违的故乡。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意境吧。

但是我还是很镇定，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些物是人非的印记是再正常不过了。一切宛如梦境。作为青海人，我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跨越中国目前最伟大的两大文明来感知华夏文化的博大。事实上现今更多的人已经感悟到了这种边缘文明的重要性，高原人所特有的对万物生灵虔诚的敬畏就是这里无数先民相互交融的结果。

站在寺院里，望着已经渐城规模的建筑群，望着熙熙攘攘在寺院里朝拜的人们，想起曾经的经堂现在的农田，不由的想起了寺院之前的辉煌历史和博大精深。或许历史才是衡量这一切的砝码？

同行的海北张旻和赵生军及曹金泰玉冰灵，都是这个现今繁华都市里用自己的视角来扑捉历史瞬间的，艰难跋涉者。作为青海广慧寺历史的憧憬者，他们都和我一样不畏辛劳的在寺院的废墟上行进，一一指点着寺院曾经的布局。在正在重建的度母殿右前方，一组由无色经幡组成的幡阵高高屹立，在看似萧条的寺院遗址上格外养眼。这个经幡阵就是同行的广慧寺研究者，大通人尕军娃发起征集，由寺院僧人们集体树立的。

看着这庄严的经幡、听着军娃娓娓说来的广慧寺传说，再亲历寺院业已开展的各项建设工作，我觉得这里即将又是梵音重重，清净优雅之所。

经幡傍边有一个修建取土时挖的土坑，表层上瓦砾和残木清晰可见，不用说这里曾是广慧寺拆毁时留下来的。考古上叫它文化层。

度母殿正在建设，工匠们正在紧张的施工中，殿前的土崖上，几位前来朝觐的老者正拨动念珠，坐在那里凝视着，或许他们在想像寺院昔日的辉煌？

来到度母殿后面，我们进入了历代敏珠儿佛舍利塔殿。殿前有一对高高耸立的玛尼经杆，上面的玛尼旗为冬日的清风里咧咧作响。

这里是合葬塔，以前的灵塔早已经被毁掉了！寺院里护殿的老者说道。

在后山，寺院曾经的密宗学院旧址上，依稀还可以看到佛殿的垅廓：佛殿教高，殿前世院落，是僧人们举行法会时辩经的地方。我想。但今日全部是农田，只有一头骡子在上面悠闲的啃食着主人残留的麦草。

寺院的围墙还在，这据说是为了防御农民起义的院墙已经凋零了，残破的无法形容。但据说是当地信众在一夜之间夯筑起来的，虽然寺院还是被攻破了，但是这段院墙却给予了我们较多的历史沧桑感。据称这也是寺院第三次被毁时留下的唯一原建筑。

站在寺院围墙之后，顺着院墙上一个人为的门洞，可以看到寺院新进修建的大经堂。殿宇巍峨古色古香，是寺院里目前最辉煌的建筑。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有一种走进历史的感觉。这种感觉顺着那个院墙洞回到了寺院被毁的年代。

或许没有比那次更无奈。

在寺院遗址上，那些残留的瓦片和柱石，以及被寺院精心收藏的珍贵文物，使人感到佛言无常，历史沧桑的真实来

走出寺院时，我们回身远望，感觉着湟北大寺不因有的苍凉；或许它应当像塔尔寺那样游人如织、车水马龙？我想。

2011-11-30初稿于古青唐

-全文完-